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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黄生《字诂》如此解释“好”之字义：“好。《说文》‘好’字训云‘爱而不释也’。女子之性柔而滞，有所好则爱而不释，故于文‘女’‘子’为‘好’。若如所，训则文中‘子’字为赘设矣。余谓‘好’从‘女’从‘子’,盖和合二姓，以成配偶，所谓‘好’也。《诗》：‘君子好逑’,‘妻子好合’,乃其本义。借为凡相睦之称。《孟子》言归于好’,《左传》‘修旧好’,言和好如婚姻也。‘好’为美德，故借为‘恶’之对。”按照这种解说，“好”字来自于“和合”。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和合”一语的“一个常见的用法是特指男女之间的结合”,如《管子•入国》云：“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①《焦氏易林》中多处说到“和合”。如卷一《履•益》：“衔命上车，和合两家。蛾眉皓齿，二国不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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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齐：《“和合”析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卷二《噬嗑•家人》：“析薪炽酒，使媒求妇。和合齐宋，姜子悦喜。”卷二《贲•遜》：“析薪炽酒，使媒求妇。和合齐宋，姜子悦喜。”卷三《家人•渐》：“执斧破薪，使媒求妇。和合二姓，亲御斯酒。召彼邻里，公姑悦喜。”卷四《小过•益》：“执斧破薪，使媒求妇。和合二姓，亲御饮酒。色比毛嫱，姑公说喜。”《焦氏易林》是能够比较真切地体现汉代民间意识的文献遗存①,其中所谓“和合”多言“和合两家”,“和合二姓”。“和合齐宋”则是通过婚姻关系“和合”二国。前引“蛾眉皓齿，二国不殆”可以与此联系起来理解。当时社会民众对“和合”意义“言和好如婚姻”的这种理解，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婚姻是最基本的社会构成形式。由婚姻而组合为家庭、家族、宗族，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元。在最基本的社会结构中，“和合”即成为强固其凝聚力和稳定性的原理。
应当注意到，《太平经》“和合”意识对道教文化的特质有重要作用。于《太平经》之后有所演进的道家理论强调“和合凝集”之说。《慧命经》引《宝积经》：“和合凝集，决定成就。”注文有全面的解说。宋人张伯端《金丹四百字序》有关于“和合四象”的说法。元人萧廷芝《金丹大成集》答问“和合四象”。《性命圭旨》有“和合四象图”和“和合四象说”。“和合四象”或“四象和合”的“四象”,指水、火、金、木，或说“四象者，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也”。
唐代已经有关于神异僧人“万回”的传说(《太平广记》卷九二引《谈宾录》、《西京记》,《酉阳杂俎•前集》卷三)。据说“万回貌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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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子今：《<焦氏易林〉的思想史研究——兼论汉代经典文化与民俗文化的交接》,《秦汉思想文化研究》,希望出版社2005年7月版。
愚痴”,然而原本菩萨之身，以言事往往有验，为帝王敬重，“特于集贤院图形焉”(《南部新书》壬集)。宋代“万回”又有了“和合之神”的名号，“其像蓬头笑面”,“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回家，故名‘万回’。”(《钱塘遗事》卷一“万回哥哥”条，《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三)《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风火院田元帅”条后附“欢喜耍笑歌舞红娘粉郎圣众”,亦有“万回圣僧”、“和事老人”、“都和合潘元帅”、“天和合梓元帅”、“地和合柳元帅”等。有学者以为“诸元帅冠以和合之名，当亦取吉祥和睦之意耳。”然而“万回圣僧”领先的位置，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清雍正十一年(1733),封天台寒山大士为“和圣”,拾得大士为“合圣”。于是有了“和合二圣”。“和合二圣”又称“和合二仙”,“自此一神衍化为二神。然民间所画和合二仙像，皆蓬头笑面，仍取自万回传说，一持荷花，一捧圆盒，则取其谐音耳。”①“和合二仙”于是成为团圆之神、喜庆之神、吉祥之神。②“和合”作为传统中国民间社会共同心理所推崇的文化意境，最终走向神化是很自然的。而在民间社会具有极大亲和力的“和合二圣”、“和合二仙”,其崇拜源自“万回圣僧”传说，由一而二之后，所借取的寒山、拾得形象，也是唐代著名诗僧。这一情形，应当说不会与佛教极力推崇“和合”精神，营造“和合”气氛的文化风格没有一点关系。其相关“神”、“仙”、“圣”、“元帅”诸称号，又显示出与以《太平经》为重要理论基点之一的道教信仰的内在关系。
“和合”长期以来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一种人生追求。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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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吕宗力、栾保群：《中国民间诸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下册第565--568页。
② 马书田：《中国佛教诸神》,团结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91-296页。
长久的文化凝练，“和合”也成为中国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许多文化迹象表明，“和合”是一种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普及面和十分深入的社会渗透力的意识形态。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人的世界是一个人情化的世界，人情已经纳入了社会公认的和合的交往渠道和公式，人情以保持人际关系和谐为目的”。社会风习的细微之处往往透露出“和合”精神的作用。①“和合”的风格，表现着中华文化的内质和外貌。有学者认为，“‘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②有学者说，“和合”可用以“概括中华文化的主流特征”。③又有学者指出，“‘和合’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传统”。④也有学者发表了这样的意见：“中国的‘和合’文化历史非常悠久，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甚至可以这样说，‘和合’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概括。”⑤“和合”确实得到普遍的社会认同，“和合”也表现出持久的文化惯性。考察相关历史文化现象，显然不应当忽略《太平经》这样的历史文献所提供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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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锦荣：《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合性的反思》(一),《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② 阎伟纲、彭富明、姬丽红：《传统和合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洛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
③ 刘保昌；《中华和合文化生成论》,《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3期。
④ 陈德华：《传统和合文化及其现实意义》,《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
⑤ 胡海波、魏书胜：《从“和合”文化传统到“和谐社会”理想》,《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
七 汉代“得民和”理念的社会意识史分析
与大一统政治体制得到巩固的行政史进程同步，汉代政治思想逐步成熟。先秦诸子的政治理论经过行政实验和历史总结，有所修正，有所整合。汉代政治生活中，可以看到执政者“得民和”意识的深刻影响。循吏的表现，是这种政治理念的实践。“召公之政”、“召公之风”,在汉代有相当高的社会知名度，有相当强的文化影响力。司马迁《史记•燕召公世家》将召公治民成功的成就概括为“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汉碑文字遗存所见“得众兆之欢心”,意义是相近的。汉代文字遗存所见“宜民和众”,可以理解为这种原则的解说。
“得民和”,当时成为理想行政的一种目标。其核心追求是“和”。所谓“上下和合”,与儒学政治原则相符合，也是大一统体制下政治经验的总结。相关文化遗存保留在《急就篇》和《焦氏易林》等文献中，体现出这种政治文化理念在当时的普及程度，也曲折反映了较广阔社会层面的政治要求。“得民和”的意识及其形成的影响，体现了执政集团的思考和实践，也反映了社会的期望和追求。
“得民和”理念对后世政治思想表现出启示意义。对于相关现象进行思想史的考察，有助于认识当时的政治文化风貌，对于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以至时代精神，也是有益的。
(一)“民和”与“得民和”
《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和平元年春正月乙丑诏曰：“襄者遭家不造，先帝早世。永惟大宗之重，深思嗣续之福，询谋台辅，稽之兆占。既建明哲，克定统业，天人协和，万国咸宁。元服已加，将即委付，而四方盗窃，颇有未静，故假延临政，以须安谧。幸赖股肱御侮之助，残丑消荡，民和年稔，普天率土，遐迩洽同。”其中“民和年稔”之“民和”,被看作天下安定、行政成功的理想政治局面的表现。
汉代政治语汇中，很可能接近于“民和”的境界的，还有其他的表述方式。
《孝经•三才》记录曾子言论，有所谓“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的说法。《汉书•礼乐志》引作：“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颜师古注：“《孝经》载孔子之言也。”中山怀王墓出土简牍《文子》写道：“……道，则人民和陆(睦),长有其国。士〔庶有□〕,……。”又如《史记•周本纪》：“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汉书•魏相传》载魏相奏言：“臣闻明主在上，贤辅在下，则君安虞而民和睦。”“民和睦”似乎可以理解为“民和”的一种说明。
《汉书•贾谊传》：“礼义积而民和亲。”“民和亲”也是“民和”。《史记•礼书》所谓“万民和喜”,语意亦与“民和睦”、“民和亲”相接近。
《续汉书•律历志上•候气》刘昭《注补》引《易纬》所谓“人民和顺”,也许更切近当时政治术语“民和”的真正含义。
“民和”这种境界的实现，有时称作“得民和”。《史记•楚世家》说：“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史记•晋世家》写道：“赵盾素贵，得民和；灵公少，侈，民不附。”“得民和”与“民不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了汉初名臣萧何的故事：
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①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
执政重臣“得民和”的政治表现，暗示一种政治实力的形成，竟然可以导致帝王猜忌。
(二)“宜民和众”理念
汉印文字可见“宜民和众”②,也有值得重视的政治文化意义。所谓“宜民”,自有较久远的思想渊源。《汉书•刑法志》写道：
成康刑错，虽未可致，孝文断狱，庶几可及。《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③《书》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④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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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萧何传》作“尚复孳孳得民和”。
② 罗福颐编：《汉印文字征补遗》,文物出版社1982年12月版，七•四，十二•六。
③ 颜师古注：“《大雅•假乐》之诗也，盖嘉成王之德云。”
④ 颜师古注：“今文《泰誓》之辞也。”
政而宜于民者，功成事立，则受天禄而永年命。所谓“一人有庆，万民赖之”者也。①
《诗•大雅•假乐》所谓“宜民宜人”与《尚书•泰誓》所谓“可以永年”,被结合起来，被解释为“为政而宜于民者”可以“永年命”。贾谊说：“宜民宜人，民宜其寿。”②其意义是一致的。蔡邕也曾经重申“宜民宜人，受禄于天”的说法。③可知为政应当“宜民”,是汉代相当普及的政治意识。
《焦氏易林》卷二《大畜•大畜》：“宜人宜家，业处子孙，求事大喜。”《焦氏易林》卷三《咸•革》：“宜家宜人，业处子孙。”汉器“富贵昌宜人洗”④、汉印“貉宜家”⑤、“貉宜家印”⑥,以及镜铭“多贺宜家受大福”⑦等，是当时“宜人”、“宜家”观念普及的文物例证。“宜人宜家”或“宜家宜人”,有助于理解“宜民宜人”的含义。居延汉简所见“魏郡内黄宜民里”(E.P.T59：7),则是“宜民”意识体现于地名的一例。所谓“受禄于天”、“可以永年”、“受天禄而永年命”,与汉代政论家“民宜其寿”的说法，都反映汉代社会经过历史思考，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