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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昭公十二年》：“南蒯枚筮之。”杜预注：“不指其事，汛卜吉凶。”孔颖达疏：“此则不告筮者以所筮之事，空下一筹而使之筮。”
是“和合”。①
《史记•循吏列传》开篇载有以“太史公曰”为起始形式的长篇政论，其主题，在于论述“循吏”的文化性格，并宣示为吏治的标范：“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循吏列传》中讲述了五位官员的故事，名列第一的是楚相孙叔敖。司马迁赞扬他的政绩：“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由于政策合理，执法严明，“上下和合”,“各得其所便”,于是社会安定，“民皆乐其生”,所以实现了政治的成功。“循吏”,是“奉职循理”、“奉法循礼”②,道德言行以及行政风格都符合儒学标范的官吏。“循吏”也因此成为从政人员的榜样。“循吏”的政治文化表演因“上下和合”而形成了历史的亮点，也显示出社会理想和社会追求的共同倾向。《史记•魏世家》：“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也指出“上下和合”可以使国家强盛，以致敌国不敢侵犯。
“和合”作为社会共同的文化追求，受到早期儒学学者的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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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的学者就“平章百姓”,“合和万国”评议早期“和合”政治形态的发生，认为：“和合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其概念范畴虽然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但源头应在陶尧时期。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是耜耕农业普遍推广的产物。”李孟存、李引丝：《唐尧是和合文化的源头》,《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其实，如果从“耦耕”的形式讨论早期“和合”意识在生产活动中的“源头”,可能也是有意义的。
②《史记•循吏列传》。
关注。儒学“和合”思想是一种应用于社会稳定设计的原则。在政治生活中，倾向儒学的政治活动家们有意将“和合”思想付诸实践。
高层执政集团内部通常有出于宗法理念的“和合”追求。皇族内部的和谐关系，即《史记•三王世家》所谓“和合骨肉”,《焦氏易林》所谓“和合六亲”。①《汉书•杜延年传》“合和朝廷”,更扩大了团结的范围。而“上下和合”,则反映更宽广层面的一致的政治态度，甚至体现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政治和谐。如《史记•乐书》所说，即“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后汉书•杜诗传》对于同样的政治意境，则写作：“海内合和，万姓蒙福，天下幸甚。”
《汉书•公孙弘传》记载公孙弘对策即回答汉武帝的征询时发表的有关“和”与“和合”的意见：
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此和之极也。
这位儒学政客的这段话，是答复汉武帝就“上古至治”“阴阳和”提出的策问而引出的。汉武帝说到一个“阴阳和”,公孙弘在回答时则一连说了14个“和”。特别是提出了所谓“和之至”、“和之极”的追求，值得我们在理解“和”的政治文化含义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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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焦氏易林》卷八《离•屯》：“坐朝乘轩，据国子民。虞叔受命，和合六亲。
儒学“和合”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主张以“礼乐”格式规范社会，以实现“和合”。
《太平御览》卷五二二引《礼稽命征》曰：“礼之动摇也，与天地同气，四时合信，阴阳为符，日月为明，上下和洽，则物兽如其性命。”所谓“上下和洽”,就是“上下和合”,这是“礼”营造的秩序，也是“礼”维护的原则。
《太平御览》卷五六五引《说苑》有这样一段话：“上元者，天气也。居中调礼乐教化流行，摁五行为一。下元者，地气也。为万物始质也，为万物之容范。中元者，人气也。其气以定万物，通于四时，象天心理礼乐，通上下四时之气，和合人之情，以慎天地者也。时元者，受气于天，布之于地，以时出时入物者也。风元者，礼乐之本，万物之首，物莫不以风成熟也。圣王之知物极盛则衰，暑极则寒，乐极则哀，是以日中则昃，月盈则蚀，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制礼作乐者所以改世俗，致祥风和雨露，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圣人作乐，绳以五元，度以五星，碌贞以道德，弹形以绳墨，贤者进，佞人伏。”①这里所谓“圣人作乐”,或许应当理解为“理礼乐”、“制礼作乐”的略语②,有确定政治文化规范的意义。所谓“礼乐教化”“和合人之情”的作用，是明确的。
《说郛》卷五上引《易稽览图》说：“阴阳和合为电辉，辉也，其光长。”③在这里，“和合”被理解为一种能够放射光辉的运动过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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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段文字不见于今本《说苑》。
②《荀子•乐论》：“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乐之术也……”
③《太平御览》卷一三引文同。
同激亢迅烈的天际闪电一般。雷电的生成是“阴阳和合”的作用，是与现代物理学知识相接近的认识。“和合”有时是经过社会矛盾双方的摩擦、冲击、碰撞、斗争而实现的。这一意识，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三)“和合”精神对社会生活的渗透
“和合”长期以来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一种人生追求。经历长久的文化凝练，“和合”也成为中国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许多文化迹象表明，“和合”是一种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普及面和十分深入的社会渗透力的意识形态。“和合”得到普遍的社会认同，“和合”也表现出持久的文化惯性。
往往体现民间社会意识倾向的汉镜铭文中，可以看到“和合”字样。例如宋人王蔽等撰《博古图录》①卷二八载录一件“长生鉴”,铭文40字，内层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外层为：
调刻冶镜日月清明□五得商羽声天地和合子孙成常保夫妇乐长生
又《汉代镜铭集录》著录一件“永嘉元年夔凤镜”,内层铭文“长宜子孙”,外层为：
□加元年五月丙午造作广汉西蜀尚方明竟和合三阳幽练白黄明如日月照见四方师□延年
长乐未央买此竟者家富昌五男四女为侯王后买此竟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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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宝古堂刻本。
市家□掌佳名□里有八弟□戊子
前例“天地和合”,后例“和合三阳”,都体现了汉代民间较宽广的社会层面对“和合”的向往。
《急就篇》卷二：“乐欣谐。”颜师古注：“欣谐，喜于和合也。”可知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意识中，“和合”与“和谐”意义是相近的。在儒学力求以“礼乐”维护的中国社会的传统秩序中，既讲究区别等级，又讲究模糊等级。“礼”和“乐”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史记•乐书》就此有所阐说：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别异，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着诚去伪，礼之经也。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
其中所谓“乐统同，礼别异”对“礼乐”之文化品质和社会作用的说明，具有经典的意义。对于“乐统同”,张守节《正义》有这样的解释：
统，领也。同，和合之情者也。
又裴骃《集解》引录汉代学者郑玄的解说：
统同，同和合也。
其于“和合”的意义，也得以鲜明的显现。张守节《正义》对于“礼”和“乐”的文化职能，又有进一步的说明：“礼出于地，尊卑有序，是见地之情也。乐出于天，远近和合，是见天之情也。”所谓“远近和合”,被理解为体现了“天”的意向。
清人黄生《字诂》解释“好”之字义：“好。《说文》‘好’字训云‘爱而不释也’。①女子之性柔而滞，有所好则爱而不释，故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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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伯琦《六书正讹》说，其字从丑从女，“乃呼皓切。”其字义为“爱而不释也”。
‘女’‘子’为‘好’。若如所，训则文中‘子’字为赘设矣。余谓‘好’从‘女’从‘子’,盖和合二姓，以成配偶，所谓‘好’也。《诗》：‘君子好逑’,‘妻子好合’,乃其本义。借为凡相睦之称。《孟子》‘言归于好’,《左传》‘修旧好’,言和好如婚姻也。‘好’为美德，故借为‘恶’之对。”“好”字来自于“和合”。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和合”一语的“一个常见的用法是特指男女之间的结合”,如《管子•入国》云：“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①《焦氏易林》中多处说到“和合”。如卷一《履•益》：“衔命上车，和合两家。蛾眉皓齿，二国不殆。”又卷二《噬嗑•家人》：“析薪炽酒，使媒求妇。和合齐宋，姜子悦喜。”②卷三《家人•渐》：“执斧破薪，使媒求妇。和合二姓，亲御斯酒。召彼邻里，公姑悦喜。”卷四《小过•益》：“执斧破薪，使媒求妇。和合二姓，亲御饮酒。色比毛嫱，姑公说喜。”《焦氏易林》是能够比较真切地体现汉代民间意识的文献遗存，③其中“和合”多言“和合两家”,“和合二姓”,“和合齐宋”则是“和合”二国④,当时社会民众对“和合"意义"言和好如婚姻”的这种理解，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婚姻是最基本的社会组合形式。由婚姻而有家庭、家族、宗族，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在最基本的社会细胞中，“和合”即成为维护其凝聚力和稳定性的原理。
《新语》卷上《道基》：“《乾《坤》以仁和合。”说到“和合”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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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齐：《“和合”析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② 又《焦氏易林》卷二《贲•趣》：“析薪炽酒，使媒求妇。和合齐宋，姜子悦喜。”
③ 参看王子今：《<焦氏易林>的思想史研究——兼论汉代经典文化与民俗文化的交接》,《秦汉思想文化研究》,希望出版社2005年7月版。
④ 前引“蛾眉皓齿，二国不殆”可以联系起来理解。
人社会理想和道德原则的最高标准“仁”的关系。“仁”的效用，也是“和合”的效用。而政论家陆贾就“《乾》《坤》”而言“仁”与“和合”,是耐人寻味的。
“和合”精神对社会心理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可能确实是十分全面的。对于“和合”的价值，有学者认为，“和合”可用以“概括中华文化的主流特征”。①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和合’文化历史非常悠久，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甚至可以这样说，‘和合’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概括。”②有的学者以这样的表述方式表达了对“和合”的肯定性的意见：“和合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是中国文化生命的所在。”③“和合体现着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是中国文化生命的最完善的体现形式。”④“‘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最有价值的观念，也是维护中国五千年历史没有中断的坚韧纽带。”⑤不过，对“和合”观念的文化意义，也有并不完全持肯定态度的论说。⑥也许通过对汉代社会意识中“和合”观的认真考察，可以有助于对“和合”这种思想文化现象的全面认识和科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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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保昌：《中华和合文化生成论》,《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3期。
② 胡海波、魏书胜：《从“和合”文化传统到“和谐社会”理想》,《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
③ 张立文：《佛教与宋明理学的和合人文精神》,《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2期。
④ 阎献晨：《关于和合文化现代价值分析》,《前进》1999年第9期。
⑤ 许好万：《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⑥ 赵锦荣：《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合性的反思(一)》,《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周海春、许宁；《也谈“和合”文化的现代转生》,《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杨建华：《中国早期和合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
六 《太平经》“和合”意识探讨
对“和合”的推崇和倡导，是传统中国值得重视的历史文化表现。“和合”主张，体现了一种文化倾向，也体现了一种文化理念，一种文化意境，一种文化精神。在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完善的历史过程中，“和合”表现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