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是凌晨一点了，整个停车场除了我之外再没有别人，这空间是寂寥的同时也是拥挤的，昏暗的灯光里，形态大同小异的车子们展示着傲慢的金属色，它们打量我，使得我联想到史前那些巨型虫子——人类大约在下意识里崇拜它们，这些汽车是某种意义上的纪念物。
我走向我的白色宾利，但明天它就不再是我的了，连同房子以及其他的财物一起，我将彻底成为一个贫穷的人。
我按下遥控钥匙，正准备拉开车门时看见车窗上印出另一个人影，这个人影就在我身后几米的地方，光头，高个，扭曲的脸，我转过身，面前穿着灰色夹克衫的光头已经掏出一把手枪对准我的额头，他没有说话，直接开枪。我很清楚地感觉到子弹穿过我的大脑，并且击碎了我身后的车窗玻璃。
肉体在塌陷，像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往一个点收缩，血肉骨骼全都被吸进那个点里去了，当然，还有意识，它是最后一部分。
原来这就是死亡。我等着最后一个念头出来……它很模糊，依稀是一个女人的脸，雾气一样地飘出来，看不出五官，白森森地落在我的身侧，白森森地俯视我……
2
“简林！”
我听到自己叫出的声音后睁开眼，刺目的亮光使得我不得不再次闭上眼。
我听到生命监测仪上的小点在跳跃，滴滴，滴滴，滴滴。
我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微弱，贴着床面，仿佛不是来自我自己的身体。
“能听到我说话吗？如果能的话请您眨一眨眼。”
我没有眨眼，身体的迟钝让我惊恐。
等我的眼睛终于适应了光线之后，我看清了说话的人——柔和的女声是从一套白色防护服里传出来的，问话的女人戴着透明面罩，她看起来大约有二十五岁左右，没有化妆，浓眉大眼。
谋杀！这两个字仿佛触发了我的痛觉一般，我感到整个头颅都在胀痛，我抬不起手来。
“我怎么了？”
我的声音听起来很陌生，声线低沉沙哑，完全像是别人的声音。
“别紧张，”穿防护服的女人说：“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沉默。我的感觉是疼痛，当然，疼痛不是最重要的。
谋杀是真的发生了，而我被救活了，得到了一个奇迹——但这是幸运吗？我隐约有些遗憾，意外导致的死亡对于一个已经破产的人来说未必是件坏事，谋杀也OK，至少不算不体面。
“我动不了。”
“没事的，应该是麻醉还没有散。”
“会有后遗症吗？”
“您别太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要想太多，对恢复不好。”
子弹穿过去了，我回忆着，它应该烧焦了它所接触到的所有脑细胞——那是不可逆的损伤，这是大脑，不是别的什么地方。我的常识与恐惧同时在说话，我可能得了任何一种后遗症：失去记忆，智力降低，瘫痪甚至精神分裂……
“我口渴。”
于是女人走出去，趁着她离开的空当我观察周围，显然，这是一间独立病房，左边是观察窗和门，没有其他窗户，天花板上安装有过滤系统。
再次进入病房的是两个人，另一个也穿着防护服，我看不清他的脸，只知道是个男人，护目镜里还戴着黑边眼镜，动作看起来颇有医生的专业范，他检查了我的眼底，之后才示意女人把水杯递给我。
“你们为什么穿成这样？”我问。
“您做了开颅手术，这是为了防止感染。”
“我可以喝水吗？”仿佛是记忆里跳出了某种警告信息，我觉得仿佛在哪里看见过手术后不能喝水或进食的禁忌……网络页面、书本、报纸……纸张的触感非常遥远了。我看见一本书在脑子里打开的画面，同时一只漂亮的年轻的女人的手将书页右下角的三角折页打开，黑色的铅字像是因为焦距过近而模糊着，不好说这一幕是幻象还是回忆，但它们显然并不重要，与此刻的主题脱节，我花了几秒钟时间整理思维，好让它们重新挂上逻辑列车。
“可以的。”
那就是说，我做完手术起码已经超过六个小时了，我想起了那个常识，同时也想起了把这个知识点告诉我的人——简林，我的第二任女友，她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生命科学专业，二十八岁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她有着漂亮女人们通常不具有的那种漂亮，但大多数人可能认为她至多只是端庄，我很喜欢她穿着粉色丝质睡衣裤的样子，她是梨形身材，估计是长期久坐的缘故，腰身略粗，她没什么时间减肥，她总是不太会吃栗子，笨拙地咬开栗子壳后，总是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栗子。
我对她而言不过是个过去式吧？如果要在世界上选出她最不愿意回忆的人，我定然是名列前三的。我想起自己刚醒来时，似乎还叫了她的名字，我苦笑，同时开始头痛，那个名字明显一个禁区的大门，只要一靠近就会被警告。
“真的没有关系吗？”我问。
“已经可以了。”男医生说道，似乎是为了增强可信度，他主动把姓名告诉我：“我叫陈伟，是你的主治医师。”
“你给我做的手术吗？”
“是的。”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我说，但这不是我真正想要说的话，我的情绪是冷淡的，一种异常不合理的冷淡，没有死而复生的欣喜若狂，没有对救命之恩的感激涕零。
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但摸到的是纱布的质地——整张脸，整个头部，全被纱布包裹着。
“别乱动，”刘敏紧张地抓住我的手：“容易感染。”
“我毁容了？”我狐疑地回忆自己受伤的时刻，只是一颗子弹进入额头，不会造成大面积的损害吧？
“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陈伟很有技巧地说：“现在整容技术很发达，脸上的伤只是小问题。”
他是对的，皮相的问题都是小问题，我安静下来，把眼神投向我正前方的那一面窗子，玻璃占去了半堵墙，玻璃的后面依稀是一个走廊，我能看见橙黄色的塑料椅子和淡蓝色的墙壁，没有人站在那里为我的苏醒喜极而泣。我正孤独地面对我的不幸和幸运。
大量的画面涌过来，像突然暴躁起来的海面，浪头一个接着一个：有一些我自己躺在病床上的画面，但画面是静止的，明显就是眼睛注视着照片的观感——纱布包裹的位置在腹部，我的脸蜡黄焦枯，双眼紧闭，是一个虚弱且没有意识的昏迷者，接下来的画面是一条光照不足的巷子，仍然是我躺在一个蓝色的垃圾桶旁，穿着一件印着老鹰图案的白色T恤和蓝色的故意做旧款的牛仔裤，与那些没有被丢进桶里的黑色垃圾袋混合在一起，捂着腹部，鲜血从指间往外冒，呼吸短浅，我睁大眼睛，绝望地看着天空——天上并没有星星，昏黄的路灯灯光把夜的黑调和成一种浑浊的白色，有细小的虫子在这白色里横冲直撞……另一个画面是淡灰色的，像是那些从没有做过彩色梦的人的枯燥梦境——一个年轻的女人躺在玻璃窗后的病床上，仅凭面色就可以断定她命不久矣，病气盖住了她五官的美感，头发和身体都散发出邋遢与枯萎的气息，这个画面像是云雾一样地消散了，我甚至没有想起她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一间白色的屋子，我看见自己走向一个被白布蒙住的尸体，揭开布露出脸，他是一个年轻好看的男子，嘴微微突出，喉咙被人切开了，七八个切口，我看见自己在痛哭，这次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他的名字和故事——蒋南，缉毒警，27岁，在与队友一起抓捕毒贩时落入了对方的圈套，两个人对八个人……另一个叫陈国涛，从楼顶摔下来，但是没有死——他成了植物人，我把一束向日葵插进他白色床头柜上的淡蓝色花瓶里……
——是的，那个时候我还有朋友可以去探望，现在，我不过是个众叛亲离的穷鬼。
我想起来我还有一个妻子，准确的说是前妻，我期待地望向陈伟，但他没有任何要提起她的迹象。
尽管离婚了，但至少赛琳娜是应该会做些样子的——作为有名望的企业家兼慈善家——这是她给自己贴的标签，就这样把受了重伤的前夫扔在医院里不闻不问，完全就是授人以柄了，更何况我们离婚的消息还没有公开——在外界的眼中，我们仍然是夫妻。
她或许还不知道。这是谋杀——出于某种顾虑，有时候警察会先隐瞒，配偶总是会首先列入嫌疑人名单的，因为配偶们总是拥有大量的动机：遗产、保险、家庭矛盾、感情问题、隐私、秘密……甚至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成为杀人的导火线，那些日积月累的怨气不可小觑，它们就像是地下深埋的甲烷，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致命。
但此时门外连警察也没有，面前的这两位也没有表现出有警方想要询问的意图，这不太合乎常理——警察应该会安排人在医院里守着，并且也会和医院打好招呼，等受害人苏醒之后就会被安排进入病房询问。
玻璃窗外的空荡荡显得异常诡异，我喘了口粗气。
我相信赛琳娜会在危急关头选择独自逃生，但是她却绝对不会选择谋杀，她对我的爱很有限，所以她对我的厌憎也就很有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更像是商业搭档——这属于现在夫妻模式中比较流行的一种，我们认同对方的优点，看重彼此的能力，善用彼此的人脉，我们喜欢对方的身体，我们不要求彼此绝对的忠诚，只强调契约精神，利益均沾，互相扶持，我们相信犯错是人之常情，尤其是在面临足够有吸引力的第三者时，我们遵守的底线是不伤及对方的财产利益和名誉利益，换句话说，别惹出那种让对方在公众面前太丢面子或是下不了台的丑闻就行。
我们都是有着丰富感情经历的成年人，赛琳娜有过两次婚姻，她早已经不再相信什么理想爱情，而我也给不出自己没有的东西。赛琳娜仿佛是一个贴了标签的抽屉，顺手就可以拉开，里面的资料整整齐齐，条理分明，取用方便，她的个人信息及我们之间的交集都一目了然，和我此时大脑中其他混乱的记忆迥然不同，我很轻易就能再度了解她，她做任何事都不会激起我的负面情绪，哪怕是伤害，我一点也不恐惧她的伤害，在这个意义上她是令人相当愉悦和具有安全感的存在，而且她大约是唯一能真正帮到我的人。
要给她打个电话吗？这样是不是显得有些像是在乞讨？赛琳娜是不喜欢弱者的，同时她讨厌任何形式的麻烦，假如她已经知道了却故意选择冷漠呢？假如她宁可选择被人钉死在无情无义的羞耻柱上也要远离祸源呢？说不定现在离婚信息已经被她透露出来了。如果是这样，我此举多少有些自取其辱并死缠烂打的意味了。
我在脑子里搜寻第二个候选人，我依稀感觉到自尊心的挣扎，它茫然而绝望地扒拉着记忆，而这些记忆被一个囤积狂看守着，与各种各样念头、幻想、思维、分析、气味、口味、情绪混合在一起，那里是一个硕大无朋的仓库，刚刚遭遇了一场地震，满地的狼藉和碎片，标签们都遗失了，要重新整理出来是一个大工程。
简林的名字第二次冒出来，我的头也再一次开始疼痛起来，数根长针扎入太阳穴和后脑勺同时伴随搅动的那种痛感，陈伟觉察到了这一点。
“不要急着去想事情，深呼吸，放松，想象大脑里一片空白，”他用催眠式的声音说道：“现在再想象你看到了一片草地，很大的一片草地，一眼都望不到边……”
“行了。我没事了。”我忍着疼痛打断他，尽量控制住自己的表情：“有人来看我吗？”
陈伟与女护士对视了一眼。
“现在外面的人不知道您还活着。这是为了你的安全。消息是封锁的。”陈伟犹豫着说，同时打量我的反应。
果然如此，这说明凶手还没抓到，警方怎么对外面说的？假死？案子绝不单纯，杀我的那家伙——我竭力回忆细节，那张脸以及他的气质，底层人的特色——那种承受了过多痛苦的灰色气质，可以肯定脸是陌生的——但也可能整过容，因此无法确认他是一个熟人或是陌生人，至于动机——我可以数出一千种可能性，就像我以前常常说的：除了自杀与疾病之外，你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因何而死。
我现在对病房的怪异之处释然——他们定然是找了一个不会被人发现的地方，普通人是无法接触这个地方的。我想起自己做警察的时候，曾与一家医院有深度合作，那医院有一个地下病房，专门为警察和证人服务，也许这家医院也是一样。
“警察要不要来问什么问题？”我主动说道。
“你可以不用马上见。”陈伟说道，他想表现出维护我的态度：“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
我当然需要时间好好考虑，于是我说：“我脑子里还有些乱。糊里糊涂的，等我理一理吧。”
“好，那你好好休息。”
“我叫刘敏，以后就叫我小刘好了。”女护士终于找到了时机插嘴，她指了指床头的一个黑色按键：“有什么需要就按铃。”
他们姿态笨拙地离开了。
3
在所有仇恨我的人中，谁会杀我？
之所以选择仇恨这个动机，是因为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为人带来利用价值的人了，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去，因此置我于死地的人很大可能是出于泄愤的目的：显然破产与债台高筑所导致的悲惨生活不会让对方感到痛快。
我确实伤害过很多人，我看见了一些死人的面孔，他们中有一些人爱我，比如我的父母，尽管我是一个完全不孝顺的儿子，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有好好尽孝，在他们死去的时候没有参加葬礼，错过了一个，然后又错过了第二个，他们在临死时抱怨我，但是他们不会恨我，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我看见的死去的脸上的白光里，仍满载对我的担忧，我早该做一个不让人担忧的儿子，高中毕业时如果没有违逆他们去选择了警校，如果我选择的是本地的师范大学或是医学院，如果我早早地便能提供给他们更为稳定与平安的生活，那么现在他们也许还活着，而我也不会躺在这里。
死人里有一些是我的同事，有两个死在我的眼前，我看见鲜血从他们的身体里流出来，我看见他们的生命从子弹孔流出来，如果我更强大一些，如果我成长得更迅速一些，他们就不会死，所以他们死前眼里有怨恨，他们的家人也责怪我，尤其当我离职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认为我是一个背叛者。
我看见一个从楼顶纵身跳下的人影，三十层楼，他的尸体惨不忍睹地铺在地面，人群在尖叫——不，我从没有亲眼看见这一幕，我只是在电视新闻上看见他的名字——曾卫国，我透过屏幕看见那一滩已经清扫过的血迹，我只是不断地想象那个场景，补充每一个细节，仿佛我真正看到了一样，他是我在利益斗争中的牺牲品，我吞并了他的公司，他失去了一切，其实不是一切，那时他还有一个五岁女儿，还有一栋别墅，我以为自己没有赶尽杀绝，可是他并不像我认为的那样坚强，那个女孩子今年应该才十岁，住在福利院里，她的亲戚们抢走了那栋别墅，把她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