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版界老掉牙的陈词滥调“你会遇到非常有趣的人”，确实如此。但我倒觉得作为一份工作，出版业能给予从业者的最大优势是多样性。是的，我确实觉得编辑烹饪书很无聊，但这也确实与编辑小说或诗集截然不同。因此，干这份工作，我总能从一个世界转移到另一个世界，这是我喜欢的地方。
我在诗歌的世界里非常紧张。我妈妈过去常常断然拒绝读诗，声称诗歌对她不形成意义。虽然十几岁时，我曾为她感到震惊和尴尬，但在读了很多诗还写了不少（尽管我从不认为自己写得好）之后，我终于发现，我其实继承了她那乏味平庸的本性。诗歌最能感动我的瞬间，是从散文角度给我的冲击，我一直无法真正理解的是，到底是什么会让一个人觉得写诗是自己存在的理由。
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1922—1985），被公认为继T. S.艾略特之后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英国诗人，代表作《北方船》《高窗》。 知道了这一点之后，当一卷诗歌在我手中流转，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幸运的是，这也恰好是编辑应该做的全部，除非是庞德与艾略特一起工作，这样的话，两位诗人或许还能擦出相互理解的火花。我会仔细阅读作品，努力在书的封面简介上说明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有一些诗歌整体能打动我，有一些则是部分诗句能打动我……随便怎么都可以。但我同时也感到一种紧张的崇敬，因为我一直觉得更为优秀的人对诗歌应该有所感应，当然到了现在，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想法。而诗人，虽然他们天生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思维特质，这让他们写出卓越的、情感强烈的文字艺术品，但诗人自身并非更卓越的存在。在古老的时代，诗人们对着同伴歌唱，提供娱乐和指导时，他们是有用的；当诗人们设计和操纵某种文字形式，以囊括更常见、更重要的人类情感时，他们是聪明而令人愉快的；但到了近代，当他们将大多数时间都花在检视自己的内心世界时，就往往变得非常无聊了（我已经不再阅读《独立报》的“每日诗歌”专栏了，因为其中大多数都无趣得令人沮丧）。即使诗歌并不乏味，诗人也远非高人一等，想想可怜的拉金 吧！
杰弗里·威廉·希尔（Geoffrey William Hill，1932—2016），英国诗人，哈罗德·布鲁姆曾称他为“在世的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代表作诗集《莫西亚人的赞美诗》（Mercian Hymns）。康塔塔（cantata），指多乐章的大型声乐套曲。音乐家巴赫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声乐作品大多为宗教内容，主要有康塔塔、经文歌、受难曲和弥撒曲。波提切利（Botticelli，1445—1510），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著名画家，代表作《维纳斯的诞生》。 当然，我们不会认为自己看中发表的诗人无聊，除了我确实厌倦了罗伊·富勒对自己衰老的沉思，有时还发现伊丽莎白·詹宁斯的想法没有她本人那么有趣，我还觉得《不是挥手而是求救》在史蒂维·史密斯的诗中之所以最著名是因为这首诗就是最好的。彼得·莱维早期的诗歌很容易让人喜欢，但对我而言，还是杰弗里·希尔 那凝练的短句，充满了最为丰富的乍现灵光和持久启示。“如果你没有宗教感情， ”他曾对我这么说过，“你怎么会喜欢我的作品？”我的答案是：“不可知论者就不能喜欢巴赫的康塔塔 或波提切利的《诞生》 吗？如果一种情绪或心境强烈到迫使某人将它准确地表达出来，那么这种表达就会拥有足够的力量，超越所有的观念，直抵他人的内心。”
杰弗里是一位难以共事的作者，因为他非常焦虑，常常被灾难即将来临的预感困扰，所以必须耐心地、反复地安抚他。尽管我的神经在他的影响下，即便是说出或写下了“安抚”这个词，就已经非常焦躁了。有一次还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他的某本诗集，我想应该是《莫西亚人的赞美诗》吧，他和我都已经读过校样，我刚刚交给印制部准备付印。然而，当天下午，他打电话来道歉，说虽然他知道自己有多神经质，请我原谅他，但他突然开始担心起始页中是否漏掉了版权信息行。我知道那一行确实在那里，但我也知道他的焦虑有多折磨人，所以我并没有说“当然在那里”，而是说：“印制部可能还没发出去，所以等等，我会跑去检查一下，这样我们就可以百分百确定。”我确实去了，版权信息行确实在那里，杰弗里满意了。但是，书印好交给我们时，我们却发现，版权行没了。
无论一个诗人会以怎样的方式认识自己的身份，对杰弗里来说，他就是自己诗人使命感行走的证据。生活对他而言似乎比对大多数人更为困难。有一次他讽刺地而不是骄傲地告诉我，他正在犹豫要不要去做点自己热切想做的事情，因为一旦他去做，便不再受苦，他就可能再也写不了诗了。他写的散文似乎也证明了写诗在多大程度上是他存在的理由，这些散文如此笨拙不自信，让我想起一只离水的天鹅。
蛇的生殖产卵能力很强，因此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有“性”的象征。 史蒂维·史密斯则以不同的方式发现了生活的艰难。尽管她巧妙而果断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对她压力太大的事情中脱身，将自己限定在确定领域的高墙内。她很有意思，而且奇怪的是，尽管她一向谨慎周密，对我却有一种意料之外的坦率，所以每次见面，我总有一种我们即将成为亲密朋友的感觉。然而，我们从未成为朋友，我认为原因和性有关。我那时还年轻，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性和浪漫比对其他任何事都更感兴趣（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我会让这些事远离办公室），所以史蒂维紧张的无性倾向令她与我距离遥远。她第一次走进我办公室时，差点因为我墙上挂了一张蛇的图片而吓得晕倒。她脸色煞白，恳求我将图片取下来，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从那以后，只要听到她走来的声音，我总是会把它取下来。对蛇的恐惧可能是因为蛇的生殖能力过于强大 ，这或许是一种过时的错误观念，但我还是忍不住认为，史蒂维的恐惧与此有关。我非常遗憾地说，我的某些部分有点轻视这种在她身上感受到的对性的恐惧，我也希望她能通过轻视我身上与她正好相反的品质，来找回一些尊严（这并非不可能）。
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9），美国著名作家，曾两次获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代表作“兔子四部曲”（《兔子，跑吧》《兔子归来》《兔子富了》《兔子歇了》）。 我们能拥有自己的诗人资源几乎出于偶然。还在色雅街时，安德烈遇到了劳里·李，并爱上了他由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出版的《罗西与苹果酒》。当时劳里一定已经开始和各个出版商玩起操纵他们的把戏了（他未来会越来越喜欢玩的），因为安德烈被告知，查托因拒绝出版他的诗作《我重重掩饰的男人》而陷入困境，谁知道未来接手他们的出版社会怎样。因此安德烈抢购了这些诗作（我们也得到了劳里的下下本散文集）。六个月后，由于收购德里克·弗斯科伊尔出版社，我们又获得了五本诗集，分别由罗纳德·博特拉尔、艾伦·罗斯、罗伊·富勒、戴安娜·威瑟比和大卫·赖特所写，其中富勒将在未来三十年继续与我们合作。然后伊丽莎白·詹宁斯在劳里的推荐下找到我们，彼得·莱维又在伊丽莎白的推荐下找到我们，那之后诗人们不时相互引荐，有时经纪人忽然带来一位诗人，有时我们的某位小说家正好也是诗人（尤其是约翰·厄普代克 ），还有一家名为拉普和怀廷的出版社给我们投了一小笔资金，资源就这么慢慢积累起来了……
奥格登·纳什（Ogden Nash，1902—1971），美国诗人。 在我从事出版工作的近五十年里，诗歌从来都不容易大卖，我们也不是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出版社。我发现自己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能一直坚持。我当然喜欢我们的有些诗集，但鉴于我平庸的天性，就算我们从未拥有这样一条产品线，我应该也不会太介意。这其中大部分诗集确实是我编辑的，但不是我发起的，是因为安德烈喜欢，才会在那里。他年轻时是个狂热的诗歌爱好者（所有匈牙利人都非常珍视自己的诗人），我刚认识他时，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向年轻女性们大声朗诵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而且朗诵得相当好。尼克对我们的诗人也不太感兴趣，当然奥格登·纳什 例外，他是尼克的朋友，尼克还编了他的诗集。我想安德烈只是认为一个像样的出版商应该有诗歌产品线，就像过去，英国的乡村绅士即便把所有空闲时间都花在打鸟或骑马上，也坚持像样的房子里必须有藏书室一样。回想起来，鉴于安德烈坚持的节俭习惯，这一点显得很有趣，而非值得称道。诗歌或许没有让我们赔钱——因为我们付给诗人们的预付款实在微不足道，再加上诗集也设计得非常经济——但肯定也没有让我们赚到钱，不过我们都不介意，这种态度在五十、四十，或三十年前并不为人称道，到了现在，更是几乎不可想象了。
基塔·瑟伦利（Gitta Sereny，1921—2012），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传记作家、调查记者和历史学家，因采访调查玛丽·贝尔（少年杀人犯）、弗朗茨·施坦格尔（纳粹特雷布林卡灭绝营指挥官）等争议人物而闻名。代表作《进入黑暗：从安乐死到大屠杀，关于特雷布林卡的指挥官弗朗茨·施坦格尔的研究》（Into That Darkness: from Mercy Killing to Mass Murder, a study of Franz Stangl, the commandant of Treblinka）。 为了在回忆编辑的职责——那种无聊但仍需认真对待，必须对自己非擅长领域的书籍也尽心尽力的责任——之后恢复平衡，现在我想讲述一下所有工作中最吸引我的那类，比如与基塔·瑟伦利 于1974年合作出版的《进入黑暗》。
基塔的童年是在维也纳度过的，她父亲是匈牙利人，母亲是奥地利人，都不是犹太人。希特勒接管奥地利时，她刚十五岁，被送到法国上学，然后在那里遭遇了战争。在德国占领期间，她在巴黎和卢瓦尔河照顾被遗弃的儿童，后来前往美国。到了1945年，她在德国南部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担任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儿童福利官员。尽管许多孩子最终得以与家人团聚，但更多的孩子无处可去，无人可找，所有人都经历了无法言说的恐惧。怎么会有人选择让成千上万的孩子成为集中营和劳改营的受害者呢？他们都在十四岁以下，很多还不足十岁！以下引自我们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进入黑暗》平装本第一版的序言：“在纽伦堡审判的几个月里，我们与幸存者一起工作的时间日渐增加，这其中包括一些来自被占领的波兰的灭绝营幸存者，对这个灭绝营，那之前几乎无人知晓。对所犯下的恐怖事件了解得越多，我越觉得需要找一个人，来亲自解释我们以为的正常人怎么会被引导着去干那样的事情。”这个问题困扰着她，她开始觉得“至少应该深入透视一个与这种彻底邪恶有密切关系之人的个性，这非常重要。如果可以的话，对这么一个人的背景、童年及最终成年后的动机和反应进行评估，深入了解他所看到的，而不是我们希望或预先判定的东西，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邪恶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基因造成，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其所处的社会和环境造成”。
人们有时会问，为什么基塔·瑟伦利这么习惯于书写关于邪恶的文章，但我觉得如果有人在自己生命早期就陷入了如此灼痛的知觉并受困于此，那么她擅长这类写作就并不令人惊讶。我们普通人只是因为太过害怕，就算有所思考也不想沉湎其中。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都来源于人类与自身黑暗作战的渴望，试图了解邪恶也是这场战斗的一部分。诚然，为了与邪恶对抗而对之进行的了解，我们至今就算有了一些，也并不太多，而且，面对可怕事物时，我们的恐惧和沮丧常常将可能有的兴奋掩饰了起来。但是，如果任由这些理由阻止我们去了解腐败发生的机制，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在我看来，基塔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经历了那一切的大约二十五年后，依然想要一个解释，没有比深入透视这个特定邪恶人格更好的机会了。
她当时已经成为一名记者。1967年，她受《每日电讯报》的委托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联邦德国的文章，包括那时正在进行的纳粹战犯审判，因此她出席了对特雷布林卡的指挥官弗朗茨·施坦格尔的审判。特雷布林卡是德国占领波兰期间四个“灭绝营”（与“集中营”不同）之一，施坦格尔与其他三人一起，负有谋杀九十万人的共同责任而被判无期徒刑。四人中一个已经死了，另外两个逃了，施坦格尔也曾逃到了巴西，但最终被追查归案。基塔意识到，他正是自己希望研究的对象，也觉得自己目前有能力承担这项任务。
她被允许探望监狱中的施坦格尔，在六个多星期里与他进行了长谈，在谈话的最后时刻，他触及自己罪恶的根源，并承认自己不该继续存在于世间。但他说的话里，还有个细节需要再次确认，所以她同意三天内再来一次。她再次回到监狱时，却被告知他已经死了，死于心力衰竭，不是自杀。随后，《电讯杂志》发表这些采访文章时，却拒绝将这一事实收录在内，声称没人会相信。
读完这些采访文章后，我们请基塔来办公室讨论出书的可能性，她告诉我们，她已经在为此做进一步工作了，很高兴让我们看看。我不记得是过了多久她将稿子（或更确切地说，将可以塑造这本书的原材料）带来的，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面前的那些手稿堆积成山的景象。
因为在办公室实在难以处理，我当天晚上就把稿件带回了家，铺满了整张桌子。除了对施坦格尔的采访这个核心内容之外，还至少涉及二十四个其他人的采访记录，其中许多篇幅很长，此外，还有很多能将这些材料焊接成整体的（但并非全部）描述和解释段落。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位于德国北部汉诺威附近，1945年4月15日，英国军队解放这个集中营时发现约6万名囚犯以及1.3万具未处理的尸体，死难者因为饥饿和疾病而死，写出《安妮日记》的安妮·弗兰克就死于这里。 我从来没有读到过像那天晚上那样让我震惊的东西。看了在盟军到达贝尔森集中营 后拍摄的纪实画面，我本以为自己已经了解了那些恶行的性质，但其实差得远呢。通过希特勒“安乐死计划”执行人的这堆惊人材料，我探索着这位普通、高效、雄心勃勃、害怕妻子的奥地利警察的人生过往，还有除了乌克兰人外，所有在灭绝营为他工作的其他人的经历，一切都非常有吸引力，同时也令人恐惧，因为我知道最终会走向哪里……随后便走到了。有声音开始告诉我所发生的一切……我记得我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仿佛想要逃离那纸堆里的一切，那天晚上我彻夜无眠。在那种情境下，我做出了一个编辑决定：在这本书里，绝不或尽量少用形容词，诸如“恐怖”“残暴”“悲惨”“吓人”等字眼，与事实相比，这些词就像扔进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的纸片一样单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