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对施坦格尔的采访是本书其他部分必须依附的主线，但要决定在哪里打破这条主线、引入其他声音并不容易，比如他妻子或妻妹的声音、为他工作的手下们的声音，那五个幸存者还有其他人的声音。我已经忘了我们到底为此花了多长工作时间，大约有好几个月吧。通常都在我的公寓里工作，为了这本书，我不得不经常连续几天离开办公室，而基塔则必须经常回到自己的打字机处去新增说明或扩展。我们不时陷入困境，因为经常会出现一份材料，本身很吸引人，但似乎放在哪里都不适合。“天哪，我们只好牺牲掉”，我会这么说，然后，又过了一会儿，整本书似乎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然后，啊哈！之前有问题的材料被放了进来，完全合适。这类事几乎以不可思议的规律不断重复。基塔以为她只是收集了能找到的所有东西，但她在下意识里组织起来的书稿，条理越来越清晰。因为采访者终究控制着采访的方向，而她对施坦格尔的背景研究越深入，对所发现的关联性就越有把握。最后，我们确实压缩了书籍的长度，但并没有遗漏任何内容。
这就是她在写这本书时所做的最厉害的事。在这个最复杂的过程中，即使她以为自己不知道，但其实她一直都知道自己所追求的方向是什么。这一点，连同她作为采访者的惊人力量，帮助她从人们身上汲取他们必须呈现的一切。另一个让我钦佩的点是，她没有一般作者的虚荣心，她有时会对我建议的改动说“不”，理由是读起来不像她的话，但通常情况下，如果能让观点更简洁有力，她并不介意我是否改变了她的原话。她致力于将事情说出来，而不是给人留下文字雕琢匠的印象。
我可以详细写一篇有关《进入黑暗》的文章，但对那些还不知道这本书的读者来说，找原书来读一读会更有意义。我对其进行编辑工作，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主题完全吸引了我。直到现在，我仍然经常思考，那个毫不起眼的人是如何因为一连串是非选择而成了怪物，他的一些早期选择非常微不足道，他尊重的人里没有一个支持他选择正确的道路，而他尊敬的另外一些人，譬如高级官员、牧师、医生（他对“值得尊敬”的看法非常传统），则将错误的事情当作正确的来做，最典型的当然是“元首”。施坦格尔内心缺乏强大的中心，这很可能是被其沉闷枯燥的童年所剥夺的，所以他成了政权的产物。其他内心缺乏强大中心的人未必拥有和他一样的内在特性（这特性也许是缺乏想象力与野心的结合），或者只是程度的差异，但这一特性对那些选择他来干这项令人震惊的工作的人来说，一定非常显而易见。可以肯定的是，是环境而不是基因让他成为这个样子。
变老带来的一件好事，是可以不再那么在意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尽管大家都信奉不该自我吹嘘，但我仍然要引用基塔感谢我帮助的话语，因为这些话确实让我非常开心：“戴安娜·阿西尔编辑了《进入黑暗》。她将温暖、智慧、文字的流畅，以及我几乎无权期望的高质量投入，给予了这本书，给予了我。她最终成为我的朋友，对此我心怀感激。”当然我们两不相欠，因为我从始至终都很感激我的朋友基塔允许我参与其中。
这本书完成后不久，基塔就病了，是癌症，但谢天谢地，发现的时候还是早期，可以根除。我知道没有任何证据，但我一直坚信这是她怀着勇气紧紧追随那个男人进入他可怕的暗夜，承受一切压力的后果。
第9章
不管是在卡莱尔街还是后来的其他地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活一样充满意外，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安德烈用人总挑“方钉子”的弱点；第二，爱情。
在我们出版社，“方钉子”不少，通常是无害的，并且很快能纠正，但有时还是会充满戏剧性。我们居然曾聘用过两个精神错乱的人，一个是销售经理，另一个负责宣传（广告终于能交给宣传部门了，这真是彻底的解脱，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敢相信这一点，然后为之欢欣雀跃）。销售经理是从澳洲来的，所以他一直住在酒店里。我还记得和安德烈一起去那家酒店，想找出他三天没来办公室露面的原因，酒店前台人员压低声音告诉我们，仿佛在透露名人的动向：“上校两天前动身去了柏林。”上校？我们从来不知道他还有军衔，也不知道他失踪了。负责宣传的女士则只是有自大妄想症，当她意识到这份工作与她的身份不符，就主动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能怀着深情记起的“方钉子”，我将称她为“露易丝”，是安德烈从纽约挖来的。当时她的工作是给蒂芙尼的商品目录撰写文案，安德烈一眼相中她就是应该管理编辑部的人：不是干编辑的活儿，而是组织编辑们干活儿。安德烈一直有个梦想，梦里有各种程序和挂图，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克服一本书从打字机到印刷机的全部流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作者忽然有了个新想法、编索引的员工患“流感”倒下了，或版权持有人不回信，等等。而露易丝——即将治愈这些问题，为他实现梦想。但我们无法预见如此幸福的结局，只能心怀恐惧地等待她的到来，他是这样宣布的：“你们都必须绝对服从她。连我也会服从。”
乍一看，她确实有点令人担心，但这只是因为她太时髦了。她身材苗条、骨架窄细，着装让人嫉妒得发狂——就是优雅的纽约人爱穿的那种休闲服，简单到你说不清为什么，就是知道它们很贵。她那惊人的沉着和自信并没有妨碍她的魅力，第一天我带她去吃午饭，对她的态度已经比想象中热情。确实，还没有吃完第一道菜，之前在我心里响起的警报就消失殆尽。
肯·泰南（Ken Tynan），本名肯尼斯·泰南（Kenneth Tynan，1927—1980），英国著名戏剧评论家、作家，代表作为音乐剧《加尔各答风情画》（Oh! Calcutta!），舞台上演员全部裸体演出，是百老汇戏剧史上最具争议的演出之一。 露易丝迫不及待地告诉了我她为什么接受安德烈的提议。她在纽约遇到了肯·泰南 （泰南在那里比在伦敦更有名，无论是作为戏剧评论家还是他的个性都声名远扬），疯狂地爱上了他。当他动身前往伦敦时，她身无分文（她是怎么弄到这些衣服的？），不可能跟他走，所以一直处于绝望之中……然后，突然间，天上掉下了这个机会。我会不会觉得肯会介意呢？她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因为他说了这个，这个，这个，还做了那个，那个，那个……想必，那一定意味着他们之间的风流事将愈演愈烈……或者，我会不会觉得她大概不够明智？我跟泰南的距离，从来没有短于酒会上房间的两端，但也不可能没听到过那些关于他的传言，这些传言让我确定她确实非常不明智。我已经预见到未来收拾战场时的狼藉，但那一天，我主要想的是愉快地确认，这个迷人的傻姑娘永远不可能管理任何事，甚至她命中注定的爱情。
目前来看，她那奇特的脆弱和鲁莽（她有一种几乎英勇地陷入灾难的冲动），她在办公室里的无用程度，仍有待发现。就第一步而言，她就像个出色的欺诈师，一贯给人沉着自信的非凡的第一印象，但她无法将这一印象坚持到底，我认为她甚至没有尝试过要坚持。我开始逐渐了解她，甚至在她急需“营救”时让她留宿在我的公寓里，我经常疑惑她到底了解自己多少。她会不会在半夜醒来时，一想到自己穿帮就冒汗？还是干脆简单忽略掉这些尴尬事？比如骗到了一份自己根本干不了的工作，现在正撒着弥天大谎，来掩盖自己根本没干活儿的事实？又或者是将这一切从大脑里抹去，开启某种本能的逃生机制，从此摆脱这种情况，开始新生活？
直到她离职了以后，我们才发现她一直把样书藏在暖气片后面，而不是如她所言寄给了厉害的名人，以便获得些引人入胜的评论能放在书封上引述。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当露易丝说她做了某事时，并不一定就真的做了。仅仅几周后，安德烈就开始嘟嘟囔囔、絮絮叨叨，但不是对着她。他很少能做到直接解雇“方钉子”，他的方法是愤怒地朝所有人抱怨，上至尼克和我，下到接线员。当然，他从来不承认是自己将“罪犯”带进来的，直到他在办公室制造的不适氛围如此浓厚，最后即便是最迟钝的“方钉子”也会感觉到不对劲，最终选择离开。很久之后，在一个令人震惊且不可原谅的情况下，有个“方钉子”没能做到这一点，安德烈崩溃了，大声喘息着对我说：“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你来干！”我只好出面解雇了那个人。
幸运的是，露易丝的触角很灵敏，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脚下的薄冰正在融化。因此，某晚在一个宴会上，当她发现自己与开普出版社的汤姆·麦奇勒坐在一起时，就开始了自己的表演。几天后，汤姆打电话给安德烈，为自己做了坏事而道歉——他竟然“偷”走了我们的露易丝！“我向上帝祈祷，”安德烈说，“对此我没有表现得太过大方。”幸运的是，汤姆并没有怀疑，于是事情就此了结。我后来仍不时会见到露易丝，但总觉得最好不要过问她的新工作，我只关心她的爱情生活。她最后接受了泰南的拒绝，还与一个她根本不感兴趣的男人开始了一段疗愈性的短暂关系，为此还怀了孕，也因此找到借口及时逃回纽约。当然我怀疑她也是为了避免被解雇而逃走的。
我没有对安德烈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我非常清楚这么说也没什么意义。
最影响办公室士气的爱情，是折磨男人而不是折磨女人的那种，这既令人惊讶又令人欣慰。我祖父母那代人，或至少我父母那代人会认为，在需要承担大任的工作中，男性比女性更受青睐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生活。一个女人或许和男人一样聪明，但她的智慧是靠不住的，因为一旦在爱情里受挫，她就会崩溃。没人提到经期的情绪不稳定，但这个想法潜伏其中：女人这种可怜的小东西，天生就不能指望她们克服自己身体的变幻莫测。我们这代人倒不会这么想了，但这个观点依然存在，需要被反驳。因此，我很高兴地发现，虽然我和我的女同事们在私人生活中有时会忍受痛苦的情感体验，但我们从未允许这些痛苦如尼克和安德烈那样丢脸地影响工作。
尼克，一个惯于沉默的绅士，上唇僵硬得几乎吱吱作响，疯狂地爱上了一个为我们工作的年轻女人，为此强迫妻子和自己离婚，但又被情妇甩了，只好回到了妻子身边。在整个过程中，他所释放出的歇斯底里的程度让旁观者疲惫不堪，一筹莫展。当情妇决定不要他后不久，他孤独地租住在一个沉闷的公寓里，我是真的为他感到难过。一个如此有尊严的男人被贬损到如此可怜的地步，还竹篮打水一场空，真是个悲剧。但是，还不到一周，安德烈向我报告说，尼克和他的妻子一起回来了，还要求我们表现得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他的尊严和我的同情心都大打了折扣。除了无法想象没有女人操持柴米油盐的生活外，对尼克如此迅速的扫兴结局，我找不到其他解释。
安德烈的爱情试炼则没有尼克那么严重，但对我们这些观众的打击也不小，这是个始于偶然，终于一生的故事，有起有落，结局幸福。
丽安娜·德·普姬（Liane de Pougy，1869—1950），以大胆开放闻名法国社交界的交际花，拥有传奇的一生，回忆录《我的蓝色笔记本》（Mes Cahiers Bleus）由戴安娜·阿西尔译为英文，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出版。丽安娜成长于修道院，十六岁与一位海军军官结婚，却遭到家庭暴力，十八岁逃离婚姻后开始了交际花生涯。四十一岁与罗马尼亚王子乔治·吉卡结婚，婚后回到修道院，投入慈善事业，帮助有先天缺陷的儿童。 早些时候，在我最初成为他的红颜知己时，他和女人的关系总是维系得很短。他会认真宣称自己坠入爱河（他坠入的始终是爱情，而不仅仅是喜欢），紧接着就宣布结束了。有一次，从陷入到发现该女人无法相处仅隔了三天，因为“她一直给我打电话”，“但这不是很好吗？”我问。“不，她只想谈自己遇到的烦恼。”还有一次，他邀请刚认识的女人去康沃尔共度短假，但第二天就后悔了，于是逼着希拉·邓恩和他们一起去，希拉反过来又逼他，让他别把女孩锁在他的卧室外，这情形让我想起丽安娜·德·普姬的《我的蓝色笔记本》 中的描写，她的前情人如何召唤她去救他，因为一位热情如火的新欢自带枕头冲进了他的卧室，显然在“期待”（真可怕）整夜待在他的床上。
这种轻浮状态很快就会转变。1949年，安德烈在达沃斯度过了他的第一个滑雪假期，此后余生，他每年冬天都将去这里度假。他走之前还让我照顾他新交的女朋友，我和她度过了一个晚上。在我看来，她没有表现出任何迷恋他的迹象，真是幸运，因为安德烈一回到家就打电话向我宣布：“我恋爱了！”
“我知道啊，你还让我照顾她呢。”
“不是她。这次是真的。”
的确如此。在达沃斯和他同住一家酒店的那个女人即将结束他花花公子的生涯。
这个黑发棕眼、脸孔略有棱角的美人是最让他兴奋的那种类型，他对她一见钟情并不奇怪，但她为什么能抓住他，而且从一开始就非常明显地抓住了他，则比较神秘。
我想了很久，得出的结论是，有四个因素相结合，让她拥有了不可动摇的权威而且完全掌控了他的想象力：她比他大十岁；她已经结婚了；她的个性害羞矜持；她非常富有。
魅力需要一定距离，而这位美女的资历、婚姻状况和矜持赋予了她这种距离感，安德烈永远无法感觉到完全拥有她。而她，或更确切地说她丈夫的金钱（我相信安德烈从未想过可以从中渔利），也大大增强了这种遥不可及的魅力，而且效果绝佳，因为她对金钱毫不在意。在安德烈眼中，她光彩夺目，与其说是因为那些惊人的财富，不如说是因为她超越了那些惊人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