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就发生了那五个“及时雨”的奇迹，将我们再次凝聚在一起。他们都惊人地差劲，我们不联合起来简直无法对付。虽然他们中间最糟糕的那个我们及时摆脱了，上帝保佑，他来找的是我而不是安德烈。这人是我童年时一位迷人的老朋友，娶了个非常富有的女人，突然写信给我说如果我们能给他一个合适的职位，他将很乐意给我们大量投资。安德烈知道后激动得浑身发抖，但被邀请吃午饭的是我，因此我的老朋友下面这番话也是对我说的：“好吧，亲爱的，我做这件事主要是想让自己在午饭前有点事情可做，否则我每天都会喝得醉醺醺的。”我经常想，如果是安德烈听到了，该怎么才能将这句话从大脑里抹掉。
这五次奇迹中的一号、二号和三号很快就气馁了，于是四号和五号买断了其他三人的股份，拥有了比安德烈更多的股份，而安德烈又没有在任何纸片上写下关于自己权利的只言片语。剩下的两个人并不是骗子，他们也一直承认是安德烈创立了这家出版社，投入的精力也最多。如果再多点宽容和圆滑的处世手段，本来我们是可以再磨合一下的，但宽容和圆滑从来不是安德烈能运用自如的手段。
P. G.伍德豪斯（P. G. Wodehouse，1881—1975），20世纪英国著名幽默作家，代表作《万能管家吉夫斯》系列，塑造了憨态可掬的倒霉蛋少爷伯弟·伍斯特与足智多谋的男仆吉夫斯的经典形象。 四号奇迹我称之为“伯弟”，因为他的外表和声音与P. G.伍德豪斯 笔下的那个伯弟·伍斯特四十多岁时一模一样。他是一位品味平庸的著名文人之子，自己曾写过几本小说，但书中描述的昂贵跑车比任何人物都更形象鲜明（安德烈曾经说过，唯一能让伯弟勃起的是拉贡达车）。他不仅缺乏商业头脑，还缺乏常识，事实上，除非有人紧盯着他，否则他日常所干的一切工作都一塌糊涂。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把他干的活儿拿走，然后悄悄重做，这自然激怒了他，安德烈则会以一种令人震惊的羞辱方式攻击他。
五号奇迹我叫他“罗杰”，他曾在出版社工作多年，但那是一家老式出版社，专攻建筑和英国乡村方面的书籍，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他了解这门生意的语言，这相当重要，但他不愿出门，而且经常喝醉（是在午饭后，而不是午饭前，这点不像我的老朋友）。他偶尔会带着瘀青的眼睛走进公司，那是被选择不当的男性友人粗暴对待的结果，有很多下午他都是流着泪度过的。罗杰最后自杀了。但当时，我以一个对他只有肤浅了解的熟人角度，在他身上只看到了愚蠢，却不知道他同时也很伤心。也许他以为在宿醉之间，自己还可以轻松工作，关注一下有关18世纪的中国风或草莓山庄哥特式建筑的优雅书籍，但他从未签下任何此类作品，也没为我们的存货做出任何贡献，所以罗杰也受到了安德烈的冷遇。而且，和伯弟一样，他越感到自己被视为无能的笨蛋，就越强调现在是他们，而不是安德烈，掌握着艾伦·温盖特出版社的财务控制权。
在前后一两年的时间里，这种错位的灾难性后果开始冒泡、沸腾，起初还无需任何外人干预，后来就有律师进门了。之后，我们搬到了哈罗德附近更宽敞的办公室，拥有了销售部门和印制部门（只是我依然干着可恶的广告工作，到现在都还没人负责宣传）。尽管存在危机，我们每年仍然大约能出版五十本书，其中大部分还是有利可图的，如果伯弟和罗杰可以不出现又让我们继续花他们的钱，我们一定会非常开心。在一切进展如此顺利的情况下，安德烈似乎不太可能被这两个傻瓜从自己创立的出版社赶下台……但他听到的专家建议越多，就越清楚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因为他没有合法的立足点，他的律师最多能从伯弟和罗杰那里争取到一个“慷慨”的姿态，让他离开时能带走些烹饪书和三四本其他不重要的书籍（他和我已经一致同意，一旦必须面对现实，只能再创办一家出版社，别无他法）。
然而，此时有一本书即将交付，就是弗朗茨·冯·巴本的回忆录，有关这本书还有些决定尚需做出。我在书籍目录里是这么描述这本书的：
弗朗茨·冯·巴本的经历忠实地反映了他的祖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命运。还是个男孩时，他就在德皇的宫廷做侍从，见证了帝国的传统盛况。到了七十多岁，虽然被纽伦堡法庭免除了战争罪，却又被自己的同胞判处监禁，至此，他经历了彻底的失败。在这两种极端命运之间，他始终处于德国历史事件的中心，他所保持的平衡究竟是出于清醒的头脑还是矛盾的良心，仍然值得猜想。
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1861—1936），“一战”期间英国陆军统帅，驻埃及最后一任行政长官。马尔堡演讲，1933年6月17日，巴本在马尔堡菲普斯大学发表演说，要求纳粹党停止街头暴力。又称“长刀之夜”，是发生于纳粹德国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的清算行动，纳粹政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处决，在此行动中，希特勒派遣党卫队搜查巴本的办公室，将他的两名同事枪杀。 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的解释非常重要。他描述了自己从1913年到1915年在美国担任武官的经历；他从“另一边”的角度讲述了艾伦比 在中东的竞选活动；他同时以自己更为人熟知的国会议员和帝国总理的双重角度分析了魏玛共和国的衰落。关于作为副总理与希特勒合作、在德奥合并之前针对奥地利的任务，以及在上次战争期间被任命为驻安卡拉大使的职责，他都详尽无遗地予以披露。他没有回避自己职业生涯里的核心谜团，如他在马尔堡演讲 中公开批评纳粹后，又接受了纳粹统治下的更高职责，在罗姆政变 期间同事被谋杀，以及被软禁在家中的经历。
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既是从德国角度对近代历史的评论，也是一份个人记录。
现在我还想补充的是，没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无法想象，在战后不久，能听到“那些参与者”之一说话是多么有吸引力的一件事。
这本书是安德烈说服老人写的，安德烈曾在出版《西塞罗行动》时拜访过他，那本书讲的是英国驻安卡拉大使的一个贴身仆人的故事，这个仆人在战争结束时厚颜无耻地向德国人提供了大使保险柜里的材料。而当时冯·巴本站在我们的对立面，似乎处于能证实“西塞罗故事”的位置，乍一看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但他确实做到了。因此，安德烈很可能曾就此写信给他，但更有可能是在他们见面时谈成了有关撰写回忆录的意向。闪电般地冲去安卡拉，捕捉到现实生活里的“西塞罗故事”已经是安德烈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而用这本书引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项目，则更加证明了他的能量。
严格来讲，他搞到的这本回忆录在写作完成后属于艾伦·温盖特出版社，但即使是律师也认为安德烈享有书的著作权中的人身权，伯弟和罗杰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争论非常激烈，他们最终接受了律师在周五（安德烈和我在出版社工作的最后一天）提出的建议：将冯·巴本的问题“搁置”并推迟到下周二，等大家都冷静下来以后，再召开决定性会议讨论。
到了星期天，我在安德烈家吃午餐，讨论下一步行动，这时电话响了，我听到安德烈转而说德语，突然意识到冯·巴本在电话那头。冯·巴本问，刚才有人给他打电话说，安德烈已经被艾伦·温盖特出版社解雇了？为什么会被开除？到底发生了什么？
安德烈一向反应很快，但从来也没有快过那一刻。这通电话来得完全出人意料，他要面对的情况也不简单，他被伯弟和罗杰这突如其来、偷偷摸摸的举动气得发抖，但尽管如此，不到十分钟，他就用正确的语气，完整清晰地解释了所发生的情况。挂断电话时，冯·巴本向他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艾伦·温盖特出版社都不会看到他的手稿，只要安德烈一创办新出版社，这份手稿就立刻属于他。看到这对愚蠢的英国绅士搬起石头正好砸在了自己脚上，这事儿到现在仍然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满足之一。
这次事件也为安德烈的新出版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我将成为该出版社的董事。安德烈很快就以30000英镑这个现在看来不值一提，但当时令人生畏的高价将冯·巴本回忆录的连载权卖给了一家名为《人民报》的周日报纸。
第7章
1952年，关于新出版社有两件事从一开始就很明确：首先它将被命名为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其次是安德烈将是这家出版社的绝对老板。还会有其他股东，包括尼克·本特利和我在内的八名股东，将担任执行董事，但每个人持有的股份有限，因此即使其中一人买断了其余所有股份，也无法获得控制权。安德烈借了一笔需要很快偿还的贷款以确保这个令人满意的计划得以实现，而冯·巴本的连载交易则让我们立即进入了盈利状态。
我用教母给我的350英镑投资，这是获得董事席位所需的最低投资额。和尼克一样，我是为了这份工作而参与投资的，其他股东参与其中则是为了对安德烈表示友好，并非为了商业投机，不过最后大家都将获得尽管微薄但还算得体的收益。这是一个明智而愉快的安排，也是继艾伦·温盖特出版社事件之后的一种深刻解脱，令人欣慰的是，安德烈离开大约五年后，那个出版社就无疾而终了。
五年的温盖特出版社经历，给我们带来了图书制作和零售方面的朋友，我们在经纪人中声誉良好，还积累了许多有用的经验。因此，这几乎不像开一家新出版社，更像是在改善条件下继续经营旧公司，我们现在相当于拥有了伯弟和罗杰的钱，又不需要他们出现，梦想成真。真是太令人愉快了，这种情况可能会放松某些人的道德准绳，但肯定不会是我们。也许我们从温盖特出版社获得的最大收获是贫穷塑造出来的性格吧。安德烈总是小心翼翼，而那些在温盖特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看到他的态度是生存必需，自然也进入这种状态，即便像我这样天生就倾向于挥霍的人也是如此。从那时起，我就经常觉得，人们用足够的、更别说太过充裕的钱来创业其实并不好，要是从来没有被迫锱铢必较过，就很难学会正确周密地安排金钱。
即使我们一直渴望放松，却从不会被允许，因为安德烈觉得这是一种危险信号。他的应对之道是，对我们描绘未来四十年令人毛骨悚然的悲观前景。无论我们做得多好，只要有某项支出流露出略受欢迎的丝毫迹象，比如重新装修了接待区、某本书中用了32页而不是16页插图、给某人涨了工资（上帝保佑这样的事没发生），就会立刻引发一阵令人震惊的质疑，就好像这种轻率的疏忽会给我们带来迫在眉睫的灾难。尽管我们常常抱怨这种节俭，但事实上，直到1985年他出售出版社为止，除了对所有小型出版社而言都极其艰难的最后五年，我们每年都在持续盈利。但要是他对我们的费用控制没这么严厉，根本不可能达成这个结果。
我们连续三年都租住在位于色雅街一个医生的三层楼房的上面两层。那些日子非常快乐，但我们仍然有点业余，像样的出版社会在浴缸上放一块木板来代替包装凳吗？像样的编辑和销售经理会挤在同一间小办公室里办公吗？尽管如此，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终于在1956年买下了德里克·弗斯科伊尔的出版社，并搬进了其位于苏荷区卡莱尔街十四号的办公场所。
罗伊·富勒（Roy Fuller，1912—1991），英国诗人、小说家，曾获英国女王诗歌金奖。路德维格·贝梅尔曼斯（Ludwig Bemelmans，1898—1962），奥地利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玛德琳系列”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一共六本，曾两次获得凯迪克大奖，玛德琳也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小女孩形象。 德里克·弗斯科伊尔是个放荡不羁的家伙，人脉关系模糊，文学气息模糊，我最早是从我父亲那里听说他的。他曾担任过一段时间《旁观者》杂志的文学编辑，是个令人愉快的独特人物，我父亲就是在那段时间认识他的。从他办公室可以俯瞰杂志社背后高尔街的马厩房，他经常懒洋洋地把脚搁在办公桌上，用那把专门放在桌上的点22手枪从窗口射击流浪猫。他一定为自己创立出版社筹集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因为其资产包括这幢位置极佳房屋的永久产权，但没过多久，他就把钱花光了。我们从他那里，仅获得了两位真正有价值的作家，罗伊·富勒 ，他的小说和诗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我们增光添彩；还有路德维格·贝梅尔曼斯 ，他为孩子们写的“玛德琳系列”确实非常好。除此之外，我们还从他那里承袭了一本毫无意义的文集，让我们很有负担，名字叫《难忘的舞会》。这个书名简直叫人想掩嘴偷笑，我们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第一届书展上安排展位时，非常想把它扔掉，后来只好将这书堆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但为书展开幕的王太后，却立即注意到了这本书。她把它拿了起来，高兴地叫道：“哦，多么诱人的书名！”安德烈后来说，他对此感到非常困惑，以至于向她行了个深深的屈膝礼，而不是鞠躬。
弗斯科伊尔正是安德烈命中注定要遇见的那种英国绅士，尽管在很长一段日子里，一些之前未公开的债务不断零零星星冒出来，他的裁缝和酒商还常常绝望地拿着账单走进来，令我们瞠目结舌。但他对我们并没有伤害，只有好处。安顿在他的房子里，我们已经不仅是“有希望的”，而是职业选手了。
除了两间布局良好的大房间之外，房子的其余部分从狭窄的正面向后散开，尽管分隔得杂乱无章，却很方便使用。安德烈理所当然占据了两个好房间中较好的一间，尼克·本特利占了另外一间，我则迅速占领了最小的一间，因为深知只有这间房在物理上不可能挤入第二张书桌，才能保证我不必和别人共享这个空间。如果我想争取尼克那间房，应该也会成功，尼克这个人太有礼貌，基本不会反击。但那样的话，安德烈肯定会认为这是个再塞两个人进来的机会，这两个人也肯定不会成为我的秘书，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秘书。但对尼克，除了他和他的秘书之外，安德烈从没想过把其他人再塞进那间办公室。
尼克负责编辑我们的非虚构文学书，但并非全部，速度也不是很快。他对语法的正确性非常执着，所以每次当他对某篇散文的处理过于迂腐，或文字中出现了一个分裂不定式让他震惊不已，因此转移了对某些事实错误的注意力时，他经常不得不在事后手忙脚乱地收尾。如果有人说我比他更忙、更有用，我倒没觉得是对我的溢美之词，因为谈到商业意识，我和他几乎半斤八两，安德烈就经常抱怨，不过他这么开玩笑时倒也很享受。我当然注意到尼克享有这种特权是因为他的性别，我也注意到他的薪水比我高很多，但我的感觉更多是一种觉得有趣的听之任之，而较少抱怨。事实上，所有出版业都由许多收入微薄的女性和一些收入更高的男性经营着，女性当然能意识到这种不平衡，但她们似乎认为这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