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希提岛（Tahiti），又译“大溪地”，是法属波利尼西亚向风群岛中的最大岛屿，位于南太平洋。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还有另外两本对我的学徒生涯很重要的书。一本是对现代建筑发展阶段进行的严肃技术描述，让我发现了编辑过程中可能随之而来的别样乐趣，即能让我了解到很多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若不是因为编书，我大概永远都不会接触这些领域。另一本是关于塔希提岛 的发现，这本书让我从此了解了自己工作的本质。
这是一个不会写作的人写的书。仅仅因为碰巧被这个主题迷住，他就笨拙而费力地在纸上堆砌了很多字。除了如饥似渴的年轻出版商，没人愿意仔细读他的稿子，但我读完后，发现此人其实对一件重大而非凡的事件了如指掌，这本书只要可读，就会成为我们书单里令人尊敬的有益补充。
当时，安德烈刚巧遇到了一位温文尔雅的老人，才从太平洋英国前哨的管理岗位退休，希望自己能偶尔做一做文学相关的工作来打发时间。于是我们把这两个人牵线到了一起，作者同意付给这位“某某爵士”一笔合理的费用做帮他编书的酬劳。于是这位“爵士”将稿子拿走，编了三个月，将书稿和账单一起寄给了作者，那可怜的家伙立刻付了钱，然后将已经“完成”的书稿转给了我们。那一刻我才沮丧地发现，懒惰的某某老先生估计在大约六页后就开始觉得无聊，从那儿开始几乎什么也没干，所以，这本书仍然达不到可以阅读的质量。我们只能要么将其退还作者，同时支付之前说好的费用，要么由我亲自编辑。而当时，我们急缺非虚构类作品，所以我便亲自上阵了。
这份稿子即便不能说每一句，至少也是每一段我都修改过，还经常不得不重新打字，再逐章发给作者，请他同意——尽管他是个天生爱发牢骚的人，通常倒也会同意。我其实很享受这份工作，这就像从一个形状笨拙的包裹中取出一层层皱巴巴的棕色包装纸，然后慢慢将里面的漂亮礼物展示出来，这一过程远比编辑有能力的作家作品时所做的小修小补更令人有成就感。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就对其进行了评论，说这是一本出色的书籍，学术性强、充满了迷人的细节，文字也非常漂亮。作者立即将这篇评论的剪报订在一张笺上给我寄了过来。“这人还真不错，”我心想，“他一定想对我说谢谢！”但他实际上写的是：“请看看关于文字的评论，这证明了我一直以来持有的想法，之前那些大惊小怪都毫无必要。”我笑够了以后，就接受了这个信息：编辑永远不要期待感谢（偶尔收到时，应该将其视为意外的收获）。必须永远记住，我们只是“助产士”；如果想要听赞美，就得自己去生孩子。
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美国著名作家，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主席，两获普利策奖的文坛鬼才和数届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裸者与死者》是他的成名作。 艾伦·温盖特出版社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本书是诺曼·梅勒 的第一部 小说《裸者与死者》，这本书是一位绝望的文学经纪人带来的，因为尽管它已经在大西洋彼岸引发了狂潮（就是当时那种总是神秘地先在美国引起轰动的书），但伦敦的六家大型出版商都将其拒之门外。那时我们的书单已经逐渐充实起来，销售也蒸蒸日上，但仍然不过是个小机构，无法成为手拿一本好书的经纪人的第一选择，要不是他们觉得不会有别的出版社出价，我们甚至不会成为“第七选择”。
这是一部战争小说，其中所有士兵角色都在太平洋战场拥有地狱般的遭遇，梅勒本人曾在那里服役。他一心想要准确地传达这些士兵的天性及经历，所以自然希望将小说中的男人们描述得真实，这就意味着一定且经常需要使用“fuck”和“fucking”这两个词。他的美国出版商曾告诉过他，他们知道这是本好书，但要是将这个词直接印刷出来，不论是他们还是其他人都不会出版的（似乎还真是这么回事）。我相信曾经有人建议使用“f—”来代替这个词，但这两个词出现的频率实在太频繁，这么代替的话，整个对话看起来就像一张渔网，所以后来大家一致同意用“fug”和“fugging”来代替。
可能有人会说，相对于因语言淫秽而拒绝本书的六家英国出版商，接受这种解决方案的美国出版商更可笑。考虑到他们的逻辑前提，既然“fuck”因淫秽而无法印刷，那么另一个听起来差不多，含义也差不多的词，又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没有比这件事更能清楚地证明在文字上设置禁忌的愚蠢。
我们当然直接就扑了上去。从我上次重读这本书，已经过去很多年了，现在大部分内容在我脑中都有点模糊不清了，但我仍然对其中一段描写记忆深刻，那是关于疲惫不堪的士兵在深深的泥沼中挣扎着举枪的段落，这让我想到我当时觉得这本书好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一本真正扩展了我想象力的书。我们本来想恢复书里的“fuck”，但终究不敢，事实证明，“不敢”是对的。
这本书出版前大约三个星期，校阅版送到了媒体那边，《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文学编辑将这摞书放进办公室后就没再理会了。该报的主编是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头，他慢悠悠地走进来，碰巧看到这书，就翻开读了起来，结果映入眼帘的第一个词就是“fug”，然后又是“fug”，接着还是“fug”。到了周日，该报的头版上出现了主编亲自撰写的简短而愤怒的抗议文章，强烈反对出版这本卑鄙的书，他的原话是“任何正派人士都不可能将这本书放在女人或孩子会看到的地方”。
和往常一样，我星期天起得很晚，所以清晨八点半被门铃惊醒时，我非常恼火。只见安德烈胡子拉碴地站在门口，睡衣外面套了条长裤和一件雨衣，手里拿着一份《星期日泰晤士报》。
“快读读这个！”
“我的天啊！”
我和他一样惊慌失措。书已经印好、装订好，第一次印量还不小，这本书很厚，成本不低……我们出版社刚刚逆风起航，如果这本书被禁了，我们就完了。
德斯蒙德·麦卡锡（Desmond MacCarthy，1877—1952），英国作家，重要的文学和戏剧评论家，曾在《星期日泰晤士报》长期发表文学评论。 “快穿上衣服，”安德烈说，“我们必须赶紧给德斯蒙德·麦卡锡 送一本样书，我有他的地址。”
麦卡锡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评论家。我们草草写了一张便条，恳求他立即阅读这本书，并公开表示这本书并不淫秽，然后我们立刻动身，开着安德烈的车“阿吉”，将这张便条塞进了麦卡锡家的信箱里。我们觉得，要是坚持在周日这么早拜访他，可能反而会让他感到抵触。现在回想起来，跑这一趟的主要价值只是在于，在这种伤脑筋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而麦卡锡后来的回应，一定并未超越礼貌客气的范畴，否则我是不会忘记的。
第二天早上，订单蜂拥而至，我们这才意识到，说不定我们并没有走向灾难，很可能反而是一种胜利。与此同时，我们收到了禁止出版《裸者与死者》的禁令，后来总检察长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考虑了此案后，又给我们开了绿灯。禁令是那个花了一上午时间盘问我们所有人的、表面上和蔼可亲的大个子警探拿给我们的，或者是单独发来的，我也记不清了。
接下来的两三个星期，订单的洪流差点淹没了我们，因为供不应求，我们万分焦虑，但周围所有人都鼓励我们，让我们相信，似乎相对于是场灾难，这很可能更算是获得了成功。最后，安德烈说服了他的一位议员熟人，在下议院提出了一个关于这本书命运的议题：直接询问总检察长，是否会禁止发行本书？答案是否定的，肖克罗斯说他认为这本书很糟，但他不会禁止发行。所以我们现在没问题了，或者说有问题了，因为讽刺的是，现在财务问题令人担忧——我们已经快没钱去重印了。
从这次冒险中，我们收获的不仅是一本畅销的好小说，更重要的是，诺曼·梅勒从此出现在我们的作者库中。一夜之间，我们开始被视为一家勇敢而有冲劲的小型出版社，值得手里掌握着有趣新作家资源的经纪人认真关注，安德烈访问纽约时受到的欢迎也开始变得更加热烈。
第6章
在外界看来，艾伦·温盖特出版社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出的书越来越有趣，即使在持续不断的纸张配给限制之下，我们也能很好地、甚至保持优雅地出书。但纸张的质量真的很差，并且对空白页的使用也有各种规定，使得战后想要好好排版简直成了挑战。按照当时家庭手工业的标准，我们在销售方面的表现也不错。安德烈在尼科尔森和沃森出版社时学到了很多关于书商和图书管理员（后者是我们小说的主要客户）的知识，也从来没有低估过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性。他一遍遍地告诉我们，出版社的负责人愿意拜访书商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是多么罕见、多么令人高兴的事。他自己也常常这么做，并随时准备直接与他们谈判，例如，如果对方订购过多，他会亲自退回多订的册数，而不是将类似事情留给销售代表处理。当然，他最初这么做是因为我们没有销售代表，连销售部门也没有，但这种态度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所以我们的乙方总是很喜欢他，这一点，对我们这样的公司至关重要。因为一般出版社库存里的必备书籍，如参考文献、操作指南类图书以及更休闲华丽的娱乐类书籍，我们出版社都很缺乏。
然而，从内部看，我们却摇摇欲坠。那些说只投入3000英镑根本别想开一家出版社的老鸟是对的。我们总是没钱。
无法支付账单曾给我带来一种空虚和恶心相混合的可怕感觉，我觉得可怜的考夫曼先生——这个在这些本应躲得开的灾难中绝望地保持平衡的人——也有同感。但另一方面，对安德烈来说，这些危机却似乎令人振奋，主要是因为他不会觉得“我付不起账单”，只会觉得“这些愚蠢的印刷商和装订商正在阻挠我出版这个世界真正需要的重要书籍，而我，最后一定会赚得盆满钵满来支付所有费用，而且还会有富余”。因此，尽管他确实意识到自己必须筹集更多资金，却从未软弱，正好相反，他还受到了启发。危机来临之际，我们从来没见过任何人想投资一家陷入困境的新出版社，但安德烈总能在几天之内就找出这样的人。我自己应对恐慌的方法是将它推到一边，冷酷地专注于自己眼皮底下的工作，比如阅读手稿、设计广告或其他什么。所以，我并没有满怀好奇地紧跟他的脚步让银行账户增值，我只是紧紧地闭上双眼，等下次再睁开眼时，眼前就会出现得意扬扬的安德烈，还带着一位新董事。这种情况一共发生了五次。
然而，在安德烈高超的求生技能里，有一个很可爱但会导致不便的弱点。他最初来英国是因为他喜欢“来英国”这个想法，还在布达佩斯读书的时候，除了拉丁语，他必须从德语和英语中再选修一门语言，因为受到一位自己爱戴和敬仰的叔叔的影响，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英语，随后就发现很合自己的意。他当时选读的书一定非常奇怪，因为这些书给他留下了关于英国的“浪漫”印象，比如英国人以诚实可靠著称，主要都是些英国绅士，虽稍显滑稽但相当有魅力。我敢肯定，他四处撒网找人为他的出版社投资时，如果网住的是匈牙利同胞，他必会坚持与他们签订一份完整的商业合同；但他每次网住的都是英国人，浑身散发着祈祷必会回应之光辉的英国人，因为观者的先入之见，这光辉还辐射出一圈粉红色的晕轮。所以，尽管到现在我仍然难以相信，但情况确实如此，安德烈和这五个及时雨之间，每次都仅有一份“君子协议”。你甚至不能说它不值写它的那张纸，因为根本就没有纸的存在。
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失去了奥黛丽，因为安德烈无法容忍她的丈夫罗纳德。她最初投资，就是想为罗纳德从军队复员回家时准备一份工作，于是我们开业几个月之后，罗纳德就加入了出版社，担任销售经理。他看上去是个温和、平静的人，一个倾听者而非倾诉者，我不知道他以前的职业是什么，但他离开我们之后，接受培训成了一位正骨医生并取得了事业成功。他身上没有丝毫商人的味道，当然更不可能是销售人员了。
我们之前谁都没见过他，所以严格来讲，并不能以此证明安德烈无识人之明。安德烈的问题与他对员工不耐烦和处理笨拙有关，而这两者又都源于他对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的观点都绝对不感兴趣。情况很快就变得明显，不管出版社需要什么样的人，无论是干劲十足的销售经理，还是一丝不苟的审稿人，只要有人在他需要人的时候接近他，他就会让那人去干，并不耐烦地驳回任何反对意见。他就像是想把无数方钉子塞进圆孔里，当他愤怒地发现这些可怜的钉子们的本来面目并试图扭转或取出来时，所引起的情感磨损和撕裂，现在回忆起来还令人筋疲力尽。但罗纳德的情况，更多属于运气不好，而非判断力差——运气不好，特别是对罗纳德而言，他头三周并没有和我们一起工作的经验，然后就被无助地钉在那个令人震惊的小探照灯面前，被指责一件事也没干对，于是导致他犯越来越多的错。
希拉和我，既爱奥黛丽又爱罗纳德，一直试图表明立场，尽我们所能去争辩和说服，却徒劳无功。我还记得罗纳德犯的一个错是应对方的要求支付了账单，但换了我也会那么做吧。“那个笨蛋！他难道不懂还可以赊账吗！”“但你不能这样对人大吼大叫，你之前向他解释过可以赊账三十天吗？他怎么会知道？他之前从来没做过这种事啊！”“我不需要你向我说明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