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此时还认识到他的另一个特点，但相对来说就没这么有用，事实上，还成了他在人事管理方面的最大弱点。那就是，任何事情，只要别人的做法和他不同，他就认为不对甚至错得离谱；而任何事情哪怕做对了，仍不值一提。首先，我们确实经常做错，他的吹毛求疵也确实教会了我们很多，但一切顺利的时侯，他的无动于衷非常令人沮丧。希拉和我经常指出，赞美和善意能让人工作得更出色，也更快乐。他也承诺会改过自新，但其实从没改过。
与广告相关的工作经历，一度令我非常痛苦。从这一点看，我觉得自己对全新领域工作的投入可谓勇敢，因为我喜欢的只有需要使用铅笔、尺子和橡皮擦的部分，但其他工作尽管讨厌，我依然克服本性，坚持多年，很有毅力。
一如往常，安德烈总是严厉批评我，不仅批评我面对报纸广告经理时的软弱，还批评每个广告的措辞和行距。有一段时间，这些批评对我确实有所帮助；但后来，对于这项他强迫我做的无聊工作，他话里话外对我的糟糕评价，就开始对我产生了影响。所以尽管我很快就能亲眼看到我干得其实也没这么糟，但隐隐的内疚感逐渐嗡嗡作响，构成了我干这部分工作的基调。
有一段时间这种感觉似乎危及了一切，因为一旦安德烈的唠叨集中在某人身上，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烈。而我这个人，有时对自己觉得不重要的细节很草率。例如，我可能会忘记（不会是在处理书籍的文本时，但在输入广告或书封的宣传语时很可能发生）使用单引号，或在引号内保留双引号（这是我们出版社的风格）。发生类似事情时，安德烈会表现出极端震惊：“如果在这么简单的事上我都无法信任你，我下周怎么去巴黎？你难道没有意识到，如果进入了校样阶段，纠正这个错误要付出什么代价吗？”……内疚的嗡嗡声逐渐变大，于是就产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人们的错误越犯越多。他的唠叨从我身上转走之后，我看到类似情况一遍遍发生在别人身上，这时，我开始将它想象成一个邪恶的、总在寻找受害者的小探照灯。它会以惊人的速度升级，让人开始害怕走进办公室。就算你知道正义真的站在自己这边，知道他只不过是在琐碎事情上大惊小怪，但这种大惊小怪有时近乎残酷，人们似乎受到了控制，完全无法为自己辩护，因为任何解释都像是对我们所投入的完美理想漠不关心。我至今仍能回忆起那随之而来的愤怒和内疚的混合所导致的神经支离破碎的感觉。
为了结束这令人不快的话题，我必须向后跳几个月，有一次他刚从巴黎的寻书之旅中回来，向我要他的车钥匙。“你什么意思？我没拿你的车钥匙啊。”他立刻爆发了：“我的天啊！你怎么回事！临走前我才给你的。你拿它干吗了？”我简直惊呆了，才短短的六天，我怎么会忘记这么重要的事呢？我挣扎着试图回想从他那里拿过钥匙的记忆，却无论如何一丝影子也想不起来。但他的信念是绝对的，我又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缺点，所以我必须相信他给了我钥匙，我真担心自己会发疯。我痛苦地回了家，一整夜都在担心自己的大脑突然梗塞，第二天早上简直是爬着回到了办公室。
安德烈的车就停在外面，他坐在办公桌前，看起来很高兴。我颤抖着，问他怎么启动的车。“哦这个嘛……”他说，“车钥匙没在你这儿，我留给车库那个家伙了。”
这件事让我心中内疚的嗡嗡声永远沉默了。不久后，当他抱怨我用了这个而不是那个办法做某事时，我学会了无视这些不必要的大惊小怪，以及如果我真的犯了错，该如何阻止他的愤怒。其实也很简单，快速认错即可。“哦安德烈，我做的这件事真可怕，他们竟然在书的封底写‘斯蒂芬斯’这个名字时错写了个v，我完全没有注意到！”“现在改正太晚了吗？”“是的是的，错得离谱！”然后他就会说：“哦，没事没事，还发生过更糟的事。你得去向斯蒂芬斯道歉，以后记得找人给书封校样做校对。”于是一切就结束了。只要我说出前面这几句话，就能将风从他的帆上吹走，从此不再有被“探照灯”盯上的烦恼。但接下来的五十年里，很少有人能完全不感觉到痛苦，如果能，那先在艾伦·温盖特出版社，后来在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的工作就会更加愉快了。
有时我会觉得描写时很难找到恰当的词语。任何读到上述关于安德烈唠叨的人肯定都想不通，我为什么还继续为他工作，但这只是众多线条里的一条丝线而已。除了广告之外，我其实非常享受工作的其他部分，至于安德烈……
想要总结他的活动并不容易。他读书，他找书，他想出关于书的各种主意；几年来，他负责所有的图书销售，所有图书版权的买卖；他购买纸张；他和印刷工、装订工以及制金属板的工人打交道；他做出关于图书推广的所有决定；他检查设计的每一个细节；他检查文案、校对稿、重要信件；他安抚银行、说服银行；他敦促供应商给我们前所未有的信用额度；在我们无法支付账单时，他突然筹集来资金；他用自己的“奥斯丁婴儿”车“阿吉”运书，这个名字是他根据车牌号上的字母AGY来命名的（我也这么命名自己的车）；如果需要发传单，他会亲自坐在地板上将它们塞进信封里，一直忙到午夜以后，总是比任何人都干得多；他的脉搏和我们的收支一起跳动，不再属于他的身体。他还是公司的记忆库，车钥匙事件只是个特例，一般而言他对细节的记忆力非常好，几乎令人恐惧。他如此迅速而彻底地了解自己所在的行业，并全身心投入，因此将他描述为发现了自己使命的人也毫不稀奇。从来没有人怀疑这家由他创建、由他经营的出版社，一旦他退出，一定不复存在。
独裁是有效的，这就是独裁容易被接受的原因，而如果从一开始，或多或少还能证明其公正性，人们就会怀着比对其他类型的政权更个人化的感激之情来接受独裁统治。安德烈的微型独裁因为以下原因尤其强大：他在为他工作的人们还一无所知时就学会了很多关于出版业的知识；他有一种罕见的才能，似乎天生就能毫不迟疑地将想法转化为行动；尽管他给我们的薪水很低，但他给自己的也同样微不足道，公司很小，我们都亲眼看到，我们没钱去做其他事；当他刻薄地砍价、争取折扣、追着逼我们关灯时，虽然也符合他的本性，但总体仍然（显然）是为了公司；而当他唠唠叨叨、大发雷霆，即使发的脾气与大家犯的错误相比严重不相称，也显然是为了公司着想。虽然对我们合理地解释错误所在，或亲切地激励我们避免犯错，可能更有效也更令人愉快，但他天生不是这样的人，只能说我们运气不好。我们只能忍受他的本来面目，总体而言，我们还挺愿意这么做的。尤其是希拉和我，我们是他最亲近的人，一直习惯于喜欢他，从没想过要用别的方式对待他。
因此，我们走到了这里，战争的压力和阴霾在身后逐渐消退，我们开始了一场愉快的冒险，由发起人的能量和能力支撑着，兴高采烈，即使一路颠簸，也从没想过要从马背上下来。
第5章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代表作《动物农场》《一九八四》，都是20世纪经典著作。 比起出版的第一批书，我更记得的是艾伦·温盖特出版社的第一个办公地点，因为那些书实在不够出色，让我有点脸红，包括如下四本：《通往波茨坦之路》，这是安德烈的匈牙利朋友贝拉·伊万伊写的评论同盟国欧洲计划的政治新闻，其论点显然没对任何人产生影响； 《床》，是乔治·奥威尔 介绍给安德烈的作者雷金纳德·雷诺兹所写的关于人类睡眠习惯的无聊历史； 《脂肪和身材》，一本关于节食的小书，写得倒是通情达理，但也不过是一本小册子而已，作者是即将成为泰勒勋爵的一位监狱长；第四本书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安德烈只是抢到了碰巧漂过的无主手稿，因为战后的读者们如饥似渴，缺乏其他娱乐方式，所以尽管我们出版社一穷二白，但当时，几乎任何东西印出来都不会显得多愚蠢。
指乔瑟夫·斯大林。 这背后还有个令人唏嘘的讽刺故事。安德烈还在尼科尔森和沃森出版社打工时，乔治·奥威尔向他们提交了《动物农场》的书稿，约翰·罗伯茨请安德烈先读一读。读完后，安德烈说这书很棒，但罗伯茨听到这本书的内容后说：“胡说八道，小伙子，现在可没人想拿乔大叔 取笑。”但安德烈决心帮助身无分文、谦虚得几乎如圣人般的奥威尔，于是将这本书推荐给了乔纳森·开普出版社。奥威尔接受了这个建议，开普也接受了这本书，但出于和罗伯茨相同的疑虑，他提出了一个条件：本书必须经过某种官方审查，以确保不被视为对战争结果的损害。审查结果如下：国王陛下的政府真诚地希望开普先生不要发表对苏联盟友如此尖锐的批评。于是开普先生照做了。
奥威尔非常绝望，他知道安德烈正筹集资金打算开办自己的出版社，于是问安德烈：“嘿，为什么你不出版我的书？用这本书给你打头炮？”一向野心勃勃的安德烈，此刻却对是否能按自己心意创立起出版社这件事尚无把握，更不想让自己喜欢且尊敬的人冒险，所以拒绝了他。后来《动物农场》越来越有名，他更为自己早期就认可了这本书却没让奥威尔冒险交给自己出版而自豪，且从未因错失这难能可贵的珍品而抱怨，这说明了他天生的适应能力。
杰拉德·霍普金斯（Gerard Hopkins，1892—1961），英国著名的法语翻译家。诺埃尔·德沃克斯（Noël Devaulx，1905—1995），真名为René Forgeot，法国小说家，小说集《裁缝的蛋糕》（The Tailor’s Cake）于1946年出版。 第一本由我决定出版的书现在还在我书架上放着，这也让我意想不到。当时安德烈通过在巴黎的匈牙利朋友结识了法国文学界的几个人，其中就有杰拉德·霍普金斯 。霍普金斯建议他看看一位名叫诺埃尔·德沃克斯 的作家写的东西，于是安德烈从巴黎带回了《裁缝的蛋糕》，这是一本包含七个故事的小册子，就扔在桌子上属于我的那个角落。他不懂法语，而我，尽管因为没有和法国人待过，所以对说法语没什么信心，但我从小就学过，几乎可以像读英语一样轻松阅读。所以决定权在我。
这让我产生了一种严肃的责任感。我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来越来越为之着迷。书里写了几个超现实的故事，其中的人物会假定你比实际更了解他们，这些人物穿行于陌生之地，如某个远离大海的繁忙海港，或某个当地人都垂垂老矣、除了愚蠢的笑声外不发一言的村庄，旅行者夜不成眠，第二天一早却发现这个地方已消失不见。故事中的一切，都被以一丝不苟的精准和清醒描述了出来，赋予故事一种在梦境中浓缩现实的感觉。也许可以称之为寓言吧，但寓意何在？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作者对这些故事深信不疑，否则他无法以这样的方式描写。
我后来很快会发现，这样的幻想是浪费时间，好在浪费的是我的时间，但当时，除了很喜欢这种清醒精准的风格外，我还感受到一种神秘的牵引：“我无法理解这个，这超出我的理解范围，或许反而非常特别。”这种因为抓不住重点而产生的惯常反应有一种感人的谦逊，但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说，这是我现在的看法——因为这是一种对智慧的背叛，这种背叛允许大量垃圾伪装成艺术。这个发现到底有多重要是另一个问题了，但在我自己的出版生涯中，我认为这一点确实很重要，因此我很高兴地说，1946年出版的由贝蒂·阿斯奎斯进行精美翻译的《裁缝的蛋糕》，是我唯一一次臣服于这种神秘的魅力。
这家出版社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在那些书籍短缺的日子里，即便我们找到一本明显比这本故事书更卖不出去的小说，只要我宣布这书不错，我们就会立刻不假思索地发行。那些书倒不至于成为可怕的失败——考虑到我还有一定责任感，安德烈又这么喜欢找茬，如果那些书失败了，我肯定记得。想到我们在曾经那些不必自问后来必须问的“这本书在商业上是否可行？”的快乐奢华的时日里竟然不懂珍惜，还真是令人伤感。
在温盖特出版社，我是安德烈的雇员，不是合伙人。我对一本书的看法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影响他的决定，如果他不征求我的意见就接受了某本书，我也会毫无疑问地接受，无论我喜欢与否，都必须为之工作。我通常的态度是“他肯定最了解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一直觉得与书本相关的工作属于比我更聪明、更认真的人，另一方面是我基于自己缺乏经验所进行的现实评估，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此刻意识到这点令我感到震惊，我发现还是我天生懒惰的老毛病所致——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好书够多，他带来什么书都并不重要。
弗朗索瓦·维庸（François Villon，约1431—1463），法国文艺复兴时代的诗人、文学家，代表作《大遗嘱集》《小遗嘱集》。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德国抒情诗人、散文家，代表作《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菲莉丝·班特利（Phyllis Bentley，1894—1977），英国小说家，代表作《继承》（Inheritance），是继托马斯·哈代之后第一位成功的英国地方小说家。 他拿来的第一本书属于严肃到几乎令人肃然起敬的类型，这是战后书荒的结果，大家都觉得重印经典很有必要，比如维庸 和海涅 等。安德烈遇到一个叫比尔·斯特林的人，自认为有能力翻译欧洲所有主要诗人的诗歌。尽管这目标实在有点过于远大，但他确实翻译过前述两位诗人的诗集，还以好看的双语卷形式呈现，我们自然对此感到满意。我们还发行了由菲莉丝·班特利 编辑的勃朗特姐妹的小说和一部不错版本的诗集，菲莉丝写的引言与当代勃朗特研究相得益彰，还包含了一些她们少年时期的重要事件，这在英语版本中还是首次。
乔治·麦克斯（George Mikes，1912—1987），出生于匈牙利的英国记者、幽默小说家，代表作《怎样当外国人》（How to be an Alien）在20世纪非常畅销，发行超30万册，讲述了一位匈牙利移民对英国社会的洞察，配有英国插画家尼克·本特利（Nichlas Bentley，1907—1978）绘制的12幅插图。 我们的头两本“摇钱树”和前述几本完全不同，这两本彼此也很迥异。第一本是乔治·麦克斯 的《怎样当外国人》，安德烈曾经与乔治的弟弟一起在布达佩斯上过学，在当年的惊鸿一瞥里，他就觉得乔治是个风度翩翩的大人，后来他们作为流亡者再度在伦敦相遇，发现彼此的过往岁月有过交融，于是成了朋友。乔治的这本关于外国人在英国的讽刺小书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其国外版权似乎也销售得不错，到现在还在重印，成了乔治幽默作家生涯的基石，也保证了他直到1990年去世前的安逸生活。这本书还给我们带来了尼克·本特利，他后来将成为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成立时的合伙人。一本书很薄就需要很多插图来增加分量，而一个不知名的外国作者，则需要在扉页加上一个熟悉的英国名字才行。安德烈为此费了一番力气，说服尼克为《怎样当外国人》画了12幅插图，他永远不会忘记，尼克对是否与这两个反复无常的中欧人结盟一直拿不准，所以要求拿100英镑的一次性稿费，而不是拿版税的一部分。当安德烈拒绝让步时，尼克差点不干了。我不知道尼克最终从这12幅画中获利多少，但肯定超过了10000英镑。尼克和他的妻子芭芭拉很快就成了安德烈的亲密朋友。安德烈创办温盖特后不久，芭芭拉就成了他最爱的朋友，他一辈子都忠诚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