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件事之前，我的心情已经开始好多了，一方面是因为我幸运地陷入了一桩轻率而愉悦的风流事，另一方面是玛乔丽母亲的牙医告诉她，他想让出自己位于安妮女王街房子的顶层，这地方距离德文郡广场只有几分钟路程，于是我和玛乔丽就接下了。牙医把这一层改造成了一间优雅的小公寓，给他儿子用，但他儿子在厨房里将脑袋伸进煤气炉自杀了，因此我们一开始并不喜欢那里。但很快我们就认为，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一定个性软弱，因为没有哪间公寓的氛围比这里更愉快了。德文郡广场确实很有趣，但也很不舒适，破旧肮脏。安妮女王街则让我们有回家的欣喜。
于是我们决定办个聚会来庆祝一下。乔治是一定会来的，他还带来了安德烈·多伊奇，就是他将乔治介绍给将要制作和发行《接触》的出版社，也就是很快将不复存在的尼科尔森和沃森出版社。安德烈二十六岁，与我同龄，是匈牙利人，来英国学习经济学，随后被卷入战争，并作为敌对外国人被拘留在马恩岛。后来匈牙利人很快被释放了，条件是定期向当局报告，于是安德烈带着与他同时被拘禁的另一个人写给一位知名书商的信返回了伦敦，该书商将他转介绍给尼科尔森和沃森出版社的董事总经理约翰·罗伯茨。罗伯茨是个善良、慵懒、酷爱豪饮的家伙，几乎单枪匹马地挣扎着维系这个出版社的运转，他安排安德烈做销售，开心地发现这个年轻人聪明且精力充沛，渴望学习这个行业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安德烈也正在寻找自己的未来方向，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时，他为出版社做的工作远不止拜访书商和图书管理员而已，对此我倒不太在意。毕竟，他本来说不定会成为低级打包工呢。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出版界人士”，足以令我崇拜。
“The foggy foggy dew”，应该是爱尔兰民歌《迷雾水珠》（The Foggy Dew），创作于1919年。 他身材矮小，身体匀称，一副男孩模样。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就觉得他的嘴唇如同孩子般清新柔软，还惊讶地发现这很有吸引力，因为我通常更喜欢男人粗犷的一面。他坐在地板上唱“雾蒙蒙的水珠” ，考虑到他是匈牙利人，这相当出人意料，但又非常迷人，我立刻觉得自己了解他甚于了解房间里的其他人。两天后，他请我去吃饭看戏，我很是高兴。他住在骑士桥马厩房的一幢小房子里，这也让我觉得很厉害。因为我从没设想过可以拥有一幢房子，这其实是他的一个外出参加战争工作的朋友借给他的，但看起来就像是他的，而这让他显得比我更“成熟”。看完戏之后，在那幢小房子里，我们吃了煎蛋卷，就一起上了床，在我的记忆里，双方都没觉得太兴奋。
到了晚年，我仍然记得坠入爱河的陶醉感以及更常见但同样令人沉醉的、强大的身体吸引力，坠入爱河的感觉很可能只是一种神经质状态，可是，没有其他东西能以这种方式点亮一个人。不过，我对和安德烈之间的恋情记忆已经有点模糊了。谈恋爱时，我几乎会一直思考到底是什么让我陷入，又是什么让我继续，直到那个男人开始一段新恋情。与其记住感情，我更需要想清楚这些。
当我没有真的爱上某人时，我不会误认为自己爱上了，对这一点，我实在太清楚了。这不仅仅是筑巢本能，或许还因为我足够浪漫或可能足够现实，想要确保自己不能嫁给一个不爱的男人。最初很可能只是好奇心驱使，类似猫儿在某个角落伸出鼻子闻一闻的冲动，再加上我当时情感生活空虚，这似乎至少能填补一下。而一旦开始……好吧，也许这时筑巢本能终究还是接手了。虽然我从经验中得知，每次我真正爱上谁，几乎都是一见钟情，但也许在稍微不同的风流韵事里，我会怀有一种模糊的希望，希望这一次，说不定天时地利，爱情能被培养出来。不管怎么样，被人需要都会让我很开心，我也喜欢这种关系带来的社交和性爱，我喜欢去喜欢一个人，也会持续地被好奇心牵动。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只要看到玻璃底船就会让我联想起做爱，因为与男人的性爱关系让我有机会窥视他的外表下发生的事情。有一次，当某人第三次对我讲起他的童年故事，我发现自己在想“他已经是个挤完汁的柠檬渣了”……哦，天哪，我的透视眼！
我和安德烈很快就发现，我们不会成为长久的恋人。我觉得如果他更热衷于和我做爱，我倒也可以仅仅享受这个，但考虑到我因为失去自己真正想要的男人带来的打击导致的内心冷漠，以及他可能对我也有类似感觉，所以我们缺乏充分的理由持续风流韵事。他是个失眠症患者，虽然房间里有张双人床，但并不宽敞。我想睡觉的时候，他会坐起来看《泰晤士报》，随心所欲地发出无拘无束的沙沙声。这是他的房子，他的床，失眠令人尊敬，而瞌睡乏味万分。他曾经尖刻地告诉我，英国女人因嗜睡而臭名昭著。他经常评论英国人作为恋人的缺点，这是许多欧洲大陆男人的共同习惯，但令人感慨的是，他不明白这多么容易激起“轮得到你来说吗”这类咬牙切齿的反应。我们并没有好好享受在一起的那十来个夜晚，只能说一起度过了而已，当他转向下一个床伴，我唯一的悲伤只是本能地对自己说“又来了，看看吧，你无法留住任何人”。我明白我应该把这种低落的情绪归结于抛弃了我的未婚夫，因此我并没有为难安德烈。事实证明，我们的风流韵事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最终成了朋友，但考虑到我们性情如此不同，这一结果确实非常令人费解。
我们继续见面，我成了他爱情生活的知己，他则把我介绍给他的其他朋友，包括别的匈牙利人，还有三四个或多或少照顾过他的聪明可爱的年长女性。其中两名女性经营着一个帮助安置难民的组织，安德烈在被拘留之前曾在该组织做过兼职，一个名叫希拉·邓恩的人是他曾经交往过的一个女孩的姑姑，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另一个叫奥黛丽·哈维，是希拉的老朋友。我和她们认识的时候，由于我内心破碎，除了一起工作的人，我在伦敦不认识任何人，我战前的朋友们也分散各处、遥不可及。即使是那个曾帮过我且一直断断续续在帮我的快乐情人，也就是BBC海外新闻部隔壁部门的那个人，我们见面也只是吃吃饭、上上床而已，因为他是个已婚的大忙人。一群轻松有趣的熟人逐渐转变为好朋友，这意外的收获可真是非常重要的快乐。
第一颗飞行炸弹飞来时我正躺在安德烈的床上，醒着。听到发动机发出的奇怪声音，我们还以为飞来了一架飞机，但炸弹落地，先是一阵寂静，紧接着就炸开了，我们推测那是被发射出来的。第二天新闻里就说这是希特勒的“秘密武器”，我们都不愿相信，这是迄今为止最令人震惊的可怕消息。除了害怕无人驾驶引擎驱动的炸弹，因它而产生的惊慌失措更令人恐惧，所以最好的办法似乎是干脆别去想。这也是大多数人应对的方式，将恐惧封闭在第一次听到这件可怕的事，到它呼啸着经过最终落到别人身上，最后怀着内疚放下心来这一段短暂的时光里。后来等V2——能从数百英里之外向我们发射的巨大导弹飞来时，我倒觉得情况没那么糟了，因为这些导弹轰然坠地，不会发出任何呼啸警告，还来不及害怕就会被杀死（当然回忆的时候，我才发现V2更可怕）。为了睡个好觉，安德烈和我有时会去和奥黛丽·哈维一起过周末，她住在距马里波恩站坐火车约一个小时的地方。希拉有时也会在那里，通常还有一两个匈牙利人。在那些物资严格配给的日子里，亲爱的奥黛丽是如何慷慨地为我们准备晚餐和早餐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自带了配给。这些令人开心的场景，对我和安德烈之间逐渐形成的“家人感”贡献良多。
正是这种感觉使我们双方很自然地期待我能参与他的计划——他决定战争结束后立即办一家出版社……我倒并没有抱多大期望，这最初只是个很临时的想法。他既没有钱，也没有人脉，怎么可能开出版社？就像有人说“等我赌球赢了要如何如何”，但如果他真的赌赢了，我当然想参与其中。
某天，我们正手挽手沿着弗里斯街散步，他忽然问我：“你最开始想要的最低工资是多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希望能超过我从BBC那里拿到的每年380英镑，但我又不想让自己听起来那么贪婪，他对我的犹豫很不耐烦：“500英镑？”我回答：“那就太好了。”这听起来已经很多了，但我们只是在谈论梦想，所以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一起度过了欧洲胜利日，随着一群人在西区闲逛，这些人大部分看起来像是终于松了一口气，而不是欣喜若狂。至于我自己的感觉，则是“终于结束了！”而不是“我们赢了！”，我必须不断为自己鼓劲以克服心里尚存的疑虑。对日战争胜利日的感觉则更好一点，与那些更敏感的朋友们不同，我那天并没有感受到原子弹爆炸的恐怖阴影（那是后来的事了）。我们被冲进涌入林荫大道的人群里，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呼喊，希望王室成员来到阳台，身处其间，我们根本无法抗拒人群共振的情绪。这是一种温和的快乐，第二天早上看到报道说，虽然人们就站在宫殿前的花坛上，但每个人都小心翼翼，连一株植物也没有踩坏。
第4章
1945年下半年，安德烈创办了他的第一家出版社——艾伦·温盖特出版社。我错过了大约一个月左右，因为我在当年七月后才离开BBC，然后在诺福克的家里休息了一段日子。我现在还能记得七月时我还在BBC工作，是因为第一次战后选举的结果即将公布时，我在海外新闻部度过的那个夜晚非常令人振奋，比对日战争胜利日更令人兴奋。当电传打字机吐出大选结果，我们逐渐意识到工党获胜时，这才是“我们赢了！”的感觉。其他人对战后几年的记忆，往往强调持续的物资配给和经济紧缩，以及疲惫感，我的感觉却不同。恢复确实很慢，但怎么可能不这样？而且确实一直在恢复。事情正变得越来越好，社会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公正和慷慨，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在接下来的许多年月里，国民医疗保健体系的建立及平稳运作，本身就证明了这种现在看似天真的乐观主义是合理的，人们怎么能忘了这一点？
Deutsch，多伊奇，德语中有“德意志”之意。Heinemann，常见德国人名。 我还错过了出版社的命名。去诺福克之前，我和安德烈度过了一个晚上，希望能从伦敦的电话簿中找一个D打头的、令他觉得舒服的名字，因为他父亲从匈牙利给他写信，让他别用自己的名字，担心英国人会以为他是德国人而恨他 。但他还是想保留姓氏的首字母，原因是他刚在一些新衬衫上绣了字母D。他父亲的逻辑，不管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理解，事实证明它也非常脆弱，无法激励安德烈对电话簿中任何一个D打头的名字产生好感。虽然我不同意他父亲的观点（叫海涅曼 的人又该怎么办？），但我不在时他想到的出版社名字我倒也挺喜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那么回事，以至于人们有时会说很高兴看到这家公司再度经营，就好像我们翻新了战前就存在的房子一样。
我回到伦敦，安德烈已经租好了办公室，位于大理石拱门附近的坎伯兰广场，一幢乔治亚晚期风格房子的底层，他与我们未来的会计师考夫曼先生一起搬了进去，此外还有两名秘书，包装工布朗先生，以及已经投了些资金的奥黛丽·哈维，她将在我们的名下编辑儿童杂志《青少年》。以商业艺术家身份谋生的希拉·邓恩绘画很棒，风格妙趣横生，将兼职担任奥黛丽的艺术编辑，还有个叫文森特·斯图尔特的英俊男子，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帮我们设计书籍装帧。背景里，还有个对我来说一直有点模糊的人物，名叫亚历克斯·莱德勒，是一名手袋制造商，他给我们提供了大部分资金。我天生的业余性在这个问题上再次表露无遗，我对安德烈是如何说服这个讨人喜欢但对这个行业全然陌生的人出血这件事兴趣缺缺，甚至从没想过要问一问。但我确实知道，我们的总资金是3000英镑，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投资出版社低于15000英镑根本无法运作，我知道这些数字，是因为安德烈不断提醒我们这一点，他敦促我们回收用过的信封，起身就关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厉行最严格的节约制度。
我们的前厅很宽敞，曾是这栋房子的餐厅，带着两扇高大的窗户和一根华丽的大理石烟囱。后厅稍小，也许曾经是主人的书房，面朝一口井，井边有一条宽阔的通道，可容纳布朗先生和他的包装长凳。通道尽头有一间盥洗室和一幢单层小屋，考夫曼先生就潜伏其间，能隔着井望向“书房”。
虽然在BBC我就和其他人共用一间办公室，但第一次看到前厅时，我依然感到很沮丧。只见安德烈的办公桌靠在其中一扇窗边，奥黛丽的办公桌则在房间另一端，壁炉对面靠墙放了一张相当漂亮的餐桌，几乎被成堆的手稿、纸样和参考书等埋在下面，因为我们暂时还没有架子、橱柜或文件柜。这张桌子的一角就属于我，希拉每周则有两三天使用另一角。看起来这份工作比我之前做过的任何事都需要集中注意力，我却被夹在其他人紧张工作的可怜空间之间，还伴随着他们眉飞色舞的电话和不断出现的访客……我真的能忍受这一切吗？
我刚开始所经历的这些不适，大部分已经从我脑海中消失了，但我还清楚地记得三四周后的某一刻。当时是午餐时间，我推开手边的工作环顾四周，只见安德烈正在与印刷商的代表谈判着条款，奥黛丽和她的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作者谈着话，希拉则与一位艺术家一起浏览着绘画作品。“人的适应力真是惊人，”我心里想，“要不是我碰巧环顾这个房间，还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待着呢。”
1英寸约合2.54厘米，6—8英寸约为15.24—20.32厘米。 我的工作是阅读、编辑、文字编辑、校对，同时兼管广告，也就是说，当安德烈告诉我他想在哪些报纸上刊登哪些书的广告以及有多少预算之后，我就需要去预订版面，做好广告文案及设计。尽管阅读和编辑是迄今为止最有趣的任务，但一开始它们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可以轻松做到，我读过很多书，对自己的判断非常自信。但与之相对，我之前从没好好琢磨过广告是如何登上报纸的，一旦了解这个过程，我就发现自己非常不擅长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预订版面当然不成问题，但这之后我不得不说服报纸的广告经理，尽管我们的版面很小（通常是6—8英寸 的单栏），但需要放在更显眼的位置，那通常是更大的广告才能占据的地方。我几乎无法做到这一点，这让安德烈难以置信，同时非常愤慨。我每次失败时，他几乎都会打电话给报社的人，告诉他下次必须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位置来弥补这次可耻的失败，报社那可恶的家伙通常会连连称是，但又在私底下恳求我别让安德烈找他。他说如果给了我们那样的恩惠，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很快地，只要听到“广告”两个字，我就觉得恶心，但我依然持续好几年戴着这副沉重的枷锁。这只能证明安德烈相信只要是自己想要的就是正确的，而且行使权力时非常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