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最近，步入晚年的我开始思考自己在出版业的职业生涯时，才意识到我的家庭背景所起到的很多决定性影响。
1952年，与安德烈·多伊奇在他的第一家出版社艾伦·温盖特出版社工作了五年之后，我和他一起成为他的第二家出版社的创始董事，这家出版社以他的名字命名。因此，也可以说我近五十年来都是个出版商，但实际上我并不是，而且是我自己的出身阻碍了这一点。
我虽然一生都谈不上大富大贵，却继承了一个典型的“富贵病”：有强烈的懒惰倾向。我的内心深处潜伏着一个固执的生物，它觉得钱就应该像雨一样从天而降。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太倒霉了：就像一个忍受干旱的农民，总得以某种方式渡过难关，否则就要面临破产，这当然令人焦虑，但总比为金钱发愁而毁了自己的日子要好。我当然一直都知道，人不得不操心金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这样做的，但仍然是能免则免。这意味着虽然我从未选择什么都不干，但确实也没有去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做不到”还是“不愿意”，但感觉更像是“做不到”，而我做不到的事情里有很多都属于出版商必须去做的事。
出版是门复杂的生意，涉及买、卖、制作或让别人制作。它买卖的是人们想象力的产物，这是书籍的原材料，还有各种法定权益。它制作的产品各不相同。因此，出版商必须能理解和控制复杂的财务和技术结构；必须是聪明的谈判者，善于讨价还价；必须有一种精明的本能，知道什么时候该大方花钱，什么时候该锱铢必较；必须能有效地管理或找人管理人满为患的办公室；最重要的是，必须能兜售出自己那些各式各样的产品。但我正好相反，我只会花钱，讨厌责任感，讨厌告诉别人该怎么做；最重要的是，我无法向任何人兜售任何东西。我不是个傻瓜，很清楚我不能也不想掌握的这些方面非常重要，甚至也对这些方面了解不少。尽管我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愧疚，但不得不承认，我唯一真正身心均想沉浸其间的，只有对书籍的选择和编辑。这当然是出版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如果没有其余的环节，它就一文不值。
所以我并不是出版商，我只是个编辑。
但即使作为编辑，即使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我也完全不能接受下班后工作，这充分暴露了我的“业余”本性。比如开早餐会以及周末把工作带回家，这两件被许多人视为热爱工作的必要证据的事，这两件让那位“天生的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沉迷的事，我却深恶痛绝。在工作中结识的人极少能进入我的私人生活，当然这也因为办公室和我家相距甚远，而家是比办公室重要得多的地方。虽然我为自己在工作里的局限性感到羞愧，但我并不以将私人生活看得比工作重要而感到羞耻，在我看来，每个人都该这样。
尽管如此，编辑工作确实扩大和延展了我的生活，对此我深怀感激。它让我每天有事可干，能赚来足够的钱维持生活，它几乎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它也不断验证了关于出版业的一句老生常谈：你一定会遇到非常有趣的人。因此，本书的第一部 分是关于我的日常工作，第二部分则是关于一些有趣的人。
第2章
尽管我的家庭环境导致了我在出版工作方面的局限，但同时也为我成为一名编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问问自己童年时最重要的事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恋爱、骑马和读书”。
这些都开始得很早。我第一次坠入爱河时还没满五岁，毕竟，从窗户探头朝心爱的人脑袋上吐口水来吸引注意力的人，不会比五岁更成熟吧？他是园丁的儿子，名叫丹尼斯，长着一双忧郁的棕色眼睛，每天都在后门边操作一台绿色的铁手泵，给我们全家提供洗澡水。泵柄每次压下，盥洗室上方阁楼上的水箱就会喷出水来，刚开始是层叠的大股水流，逐渐变成涓涓细流。有一天，听到水泵启动的声音，我走进盥洗室，探身窗外，深情地凝视着下面的平顶帽，直到忍不住想要说点什么的愿望，于是朝下吐了一口口水。他感觉到了，抬起头，那双美丽的棕色眼睛对上了我的，我立刻兴奋地冲出盥洗室，满脸通红，气喘吁吁。从那以后，在我记忆里，我再也没有远离过这种陷入爱情的感觉。
我骑马也比一般孩子开始得更早。当我妈而不是保姆带我出门时，她不喜欢推婴儿车，而是会将一个像微型椅子般的奇怪小马鞍绑在一匹年老的矮种马上，再把我绑在里面，牵马穿过草地，这样就不必沿着小路推婴儿车了。这真是个可爱的改进，预示着未来很多年中，只要在户外，我就会在马背上。
毕翠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1866—1943），英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创造了英国乃至世界卡通史上著名的兔子形象——彼得兔。《原来如此的故事》（Just So Stories），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吉卜林所著，是一本关于世界起源的幻想故事书。后文提到的《丛林之书》（The Jungle Book）和《基姆》（Kim）也是吉卜林的作品，内容更加宏大，是写给成人的儿童文学。《雷穆斯大叔》（Uncle Remus），由乔尔·钱德勒·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is）改编，出版于1881年，是一部非裔美国人的民间故事集，1946年迪士尼公司以该故事为原型创作了真人动画电影《南方之歌》（Song of the South）。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英国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和诗人，代表作《艾凡赫》。 我最早的阅读是从听故事开始，然后逐渐与自己读书相重叠，因为我外婆（我们在她家附近住了很多年）喜欢朗读，她的声音那样洪亮、美妙，我们从不厌倦。她有时会为小一点的孩子们读毕翠克丝·波特 或《原来如此的故事》 ，为大一点的孩子们读《雷穆斯大叔》 或《丛林之书》，为再大一点的读《基姆》或沃尔特·司各特 （还非常巧妙地跳过了无聊的部分，以至于我们从来不知道书里还写过那些）。无论她读什么，每个人都会侧耳倾听，因为她读得非常美。抬眼望去，到处都是书。在我们自己家，书堆在桌子、椅子、架子上；在我们常去的外婆家，沿着藏书房的四周，书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占据了晨间起居室整整一面墙，加上我外公书房的三面墙，以及被我们称为“那条走廊”的通道墙壁，此外还占据了婴儿室墙壁的四分之三。过圣诞节和生日时，我们收到的礼物十有八九都是书，而且从来没人制止我们读任何东西。我外曾祖父曾是牛津大学的硕士，我外公在读大学时追求我的外婆，还写过几篇获奖论文（外婆一直偷偷保存着，并在外公去世后发表了它们），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一定曾想过在自己的父亲去世前成为一名职业历史学家，好让父亲心满意足。但家里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过，读书也可能成为一份工作，因此我当然也从未想过。阅读是人们在室内做的事，就像骑马是在户外做的事一样，这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乐趣。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须自己谋生”从我父亲嘴里的一句话，变成了真实的前景，我没有勇气想象自己具备在出版界工作的优势，但我永远不会质疑，这份工作是最称心如意的。
如果出版业对我来说太过炫目，我又能做别的什么呢？我相当聪明，上过牛津大学……但上过牛津并不意味着我就拥有了做任何事的资格和能力。而且，正是在牛津大学，我最大程度地挥洒着自己闲散的个性，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曾经想过教书，或做护士，但这二者都让我有面对一桶冷粥的感觉。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类型的工作可做。当时和现在的一个巨大差别是，在那个时代，所有二十岁出头的英国中产阶级女性，毫无例外地都不会认识任何有工作的同龄女性。因此，尽管我有相当多的朋友，却无法向她们寻求指导。
在这个问题变得真正令人不安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问题也随之烟消云散，至少从职业角度去思考它变得没有必要，甚至不太可能。你必须融入任何战争所能提供的工作并坚持做下去。如果你喜欢那份工作，你很幸运。如果不喜欢，那也只不过是残酷战争的常规组成部分，你只能忍受，而不是大惊小怪。
普洛耶什蒂，罗马尼亚南部城市，在欧洲以拥有历史悠久、规模最大的油田而闻名。“二战”期间，该城市为德国纳粹的重要石油供应地。1943年8月1日，美军向普洛耶什蒂油厂进行了大规模轰炸，彻底破坏了油厂的生产能力，史称“普洛耶什蒂大轰炸”。BBC的信息服务是由一个外号叫“单身汉”的人创办的，他为《泰晤士报》也搭建了同样的服务。我们曾嘲笑客户们对报纸过于依赖，但实际情况是，多亏了“单身汉”先生，这份报纸确实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报纸比我们略占优势，是因为它的剪报库运行的时间更长，因此更大； 但我们的组织结构同样令人钦佩，而且在严谨方面毫不逊色。我刚去的时候，“单身汉”的地位已经非常受尊崇，手下们经常见不到他，但毫无疑问，他的工作非常出色。——原注 我属于幸运者之一。几次试错后，一位牛津大学的朋友碰巧在BBC的招聘办公室找到一份工作，看到有个能进入附属于其海外新闻部的新信息服务机构的机会，于是将我推荐给了BBC。我得到了这个机会，一直在那里工作到战争结束。我已经忘了是哪个政府部门负责管理这件事，但我们干的所有工作都会不时受到审查，如果发现对战争没有贡献，就会引导我们去干更有用的事。比如告诉海外新闻部戴高乐将军是谁，或普洛耶什蒂 的油井产出了多少石油，这些就属于极其重要的工作。所以我战时的命运是和一群相处甚欢的同伴们一起干这份简单的工作。这份工作很容易，因为所谓信息服务只需要知道去哪里查找信息就行。无论如何，在那些日子里，BBC已经将《泰晤士报》当作《圣经》一样的存在。无论你向谁展示《泰晤士报》的剪报，他都会立刻相信 。
第3章
过了一段时间，我和BBC的一位同伴合租了一套公寓。在那之前，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的办公室被疏散到伍斯特郡的伊夫舍姆，因此我也一直住在临时营舍里，起居室和卧室不分，令人感到压抑。后来我们回到伦敦，等待希特勒的秘密武器——飞行炸弹和远程导弹。伦敦这套公寓位于德文郡广场一座庄严的楼房的最高两层，这条街道历史上曾是英国身价最高的医生居住的地方，他们因战争搬走，目前暂时空置。玛乔丽和我一起住在顶层，厨房也在这一层，乔治·威登菲尔德和亨利·斯旺齐则住在我们楼下。
当时BBC有少数年轻人得以豁免兵役。乔治也名列其中，因为他是奥地利人，而亨利则是因为……我突然发现我不知道亨利被豁免的理由，不过亨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豁免还是说得过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狂热的沙文主义盛行，男人只要不穿军装就会有女人把白羽毛塞进他的衣服里表示鄙视。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就再也没见过或听说过任何沙文主义了。也许亨利因身体虚弱而被取消了服役，或也许他是个道义拒服兵役者，别人认为他在BBC工作比在煤矿里更有用吧。也许我曾经知道理由，只是那个理由对我们来说不重要罢了。但不管怎样，亨利也在那里，最初是他与乔治同一个叫莱斯特的人合租，后来莱斯特离开伦敦，亨利就与乔治、玛乔丽和我一起住。当时乔治正在追求玛乔丽，所以把我们一起拉进去很可能是他的主意。
男士那层带有一间令人艳羡的浴室，镶着镀铬的黑色玻璃，还有一架钢琴，亨利经常在那里演奏伤感的音乐，因此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我们的浴室则非常简陋，说不定原来就是女仆的浴室，但厨房是个优势，因为公寓里的公共生活必须以它为中心。我的父母和玛乔丽的父母从来没有质疑过我们这种男女混居是否适宜，但这是因为他们选择相信我们那不可动摇的贞洁，还是因为我们避免提及乔治和亨利，我已经不记得了。
玛乔丽和乔治最后上了床。她认真地爱上了他，导致一些同事们惊呼“真恶心”，还有“她怎么会”……这是因为二十四岁的乔治已经身材发福，还长了张青蛙脸。但他的智商是我们认识的大多数年轻人的五倍，而且很有性吸引力。我很快就注意到(但玛乔丽并没有)，那些高喊“恶心”的人，往往是一个月前就和他上过床的女人们。
更确切地说，不是我注意到了这一点，而是从乔治本人那里听说的，因为在他少不更事的莽撞年纪，由于太沉浸于性事成功而经常口无遮拦。他曾在袖珍日记的背面列了一份征服清单，每次我们在厨房，只要玛乔丽不在，他就拿出来给我看。我还记得他兴高采烈地说：“看，第五十个！”
那时的我沉浸于情伤之中，几乎没有性生活。跟我订婚的那个男人去了中东服役，先是对我不理不睬，后来又娶了别人，最后又在战争中离世。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和不同男人上床能让我开心起来，但那是离开德文郡广场之后的事了。我的内心世界黯淡无光，表面娱乐因此变得更加重要。如果玛乔丽正和乔治一起驶向幸福，那么这场景或许会令我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但事实上，尽管我很喜欢她，也没想和她过不去，但我发现观察这段关系很有意思，而且逐渐让我变得愉悦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被自己敏锐的透视眼震惊到。
八九个月后，莱斯特回来了，宣称他要占据一半公寓，于是玛乔丽搬去和她父母住了一段时间，我则又回到临时营舍。在离开之前，我们的厨房见证了一件大事：我们四人为乔治很快就要去做编辑的期刊取了个名字。经过大量罗列和多次否决后，我们找到了个好名字：“接触（Contact）”。一次选名聚会上，在话题漂移之前，有人问乔治，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他回答：“非常简单，必须成功!”这就是乔治出版生涯的开始，这个方向第一次变得明朗。不久后，我通过乔治认识了一个人，我的出版生涯就如同深埋地下的鳞茎般，发出了第一片苍白的尖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