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尔入行之际，正逢英国战后文化复苏的时代，图书短缺，一本文学图书哪怕明显卖不出去，只要阿西尔“宣布这书不错，我们就会立刻不假思索地发行”。那真是出版业的黄金时代啊。20世纪70年代之后，图书制作成本不断上升，像多伊奇这样的小型独立出版社生存得越来越艰难，不得不把股份卖给跨国传媒集团。美国时代公司旗下的“时代生活”接管了多伊奇出版社，要求出版社按大公司的模式运营，比如交出未来五年的出版计划，比如参加富有异国情调、华而不实的销售年会。多伊奇出版社的会计写信给“时代生活”的财务说：“我们在五年内要出版什么，取决于某些坐在阁楼不知名的人们脑子里在想什么，而我们不知道那个阁楼的地址。”此后，多伊奇出版社经历了多次转手。
编辑们力图弥合出版商认为有趣的内容与普罗大众认为有趣的内容之间的差距，减少小说，多出非虚构类作品，阿西尔感到大脑一片空白：“要么不得不内心痛苦地拒绝一些好作品，要么自欺欺人地出版一些亏本的东西。”
阿西尔退休后反思，在她的职业生涯里，出版业从业者属于知识精英阶层，我们认为的“好书”往往也只是这个社会阶层观念中的好。“阅读和吃饭其实是一样的，最大的需求永远是快速、容易、简单、能立即识别的口味——比如糖和醋。”这种需求一直存在，只是当下的出版界“更奢侈地迎合了这种愿望”。
多伊奇出版社遇到的困境、挣扎和努力，在中国的出版人、读者看来，有令人熟悉的沮丧。
对残忍，他们从不感到惊讶
《未经删节》全书的华彩是第二部 分，阿西尔写下了她与六位作家的交往。那是六篇杰作。
编辑和作者的关系，阿西尔原本抱着佛系的态度，认为“双方都没有义务努力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当然，“如果真的由此开出了喜欢的花朵，也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她用耐烦的心培育出花朵。
作者普遍有种心理，“无论他们的书挣了多少钱，都应该完完全全属于自己”。于是，作家看编辑就是给自己做衣服的裁缝，“工作干得还不错的令人愉快的人，允许一定程度的亲密感”。因为裁缝必须了解某些私密的尺寸，但绝不会被做衣人请吃饭。反过来，阿西尔对作者的奉献，润物细无声。
有的作者依赖编辑，就像网球明星依赖自己的父母，这时候阿西尔不得不扮演保姆的角色，简·里斯的小说《藻海无边》可以说是她哄出来的。她从人海深处把里斯打捞出来，给予里斯极大的理解和同情。阿西尔鼓励她写下去，在生活、精神乃至法律上援助她，那是扔给了她一个救生圈，让衰老、脆弱的她有一丝力气“迎着艰难的命运”，游出酗酒、孤僻、贫穷、偏执、不切实际和精神崩溃的苦海。里斯创作《藻海无边》用了九年时间，漫长又艰辛，如果没有阿西尔持续的悉心呵护，里斯会怎样？她还能完成这部人生最后的长篇小说吗？
阿西尔不惜笔墨描写了与里斯紧密相连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她的出生地多米尼克，这个加勒比汪洋中的岛屿被火山和雨林填满，极其孤绝，却是她的心灵属地；一个是她晚年生活的凄凉陋舍，“位于一排连在一起的单层棚屋的最后一间，是一间掩映在树篱之后蜷缩着的灰色建筑，很不起眼的权宜之所。看起来好像由瓦楞铁皮、石棉和焦油毡搭建而成……厨房……大约十英尺见方……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一种电暖器……除了烧焦人们的小腿，几乎无法温暖空间。房间里放着简工作兼吃饭的小桌子，两把直椅，一个食物柜，一个餐具柜，这些，就是全部的家当，这里，就是简度过每一天的房间”。在这平房里，里斯完成了《藻海无边》，阿西尔“清晰瞥见了简·里斯的核心奥秘，一个如此无能的人，一个承受了混乱、灾难，甚至毁灭的人，内心是钢铁般坚强的艺术家”。
只有理解了里斯生命起初和终了的两个地方，才能真正看懂里斯的小说。
阿西尔同样写了奈保尔的家乡特立尼达，力图帮助读者理解奈保尔的作品。她一丝不苟地描述了奈保尔的冷酷、自大和残忍，自嘲与他相处时的勇气和自欺欺人。在她去特立尼达旅行过后，终于明白奈保尔要逃离什么，以及他为逃离家乡付出了何种代价，那是贯穿他一生的绝望和焦虑。他们曾经谈到如何渡过生活中的难关，阿西尔说，靠简单的快乐，比如水果的香味、泡热水澡的温暖、干净床单的触感、花朵应和着生命轻颤的方式、鸟儿轻快的飞翔。奈保尔悲伤、困惑地回答：“你真幸运，我就不行。”阿西尔直言不讳地评论，奈保尔的作品缺乏这种被称为动物本能的东西，所以是“褪了色的”，它们确实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并不吸引人。
阿西尔的性情坚定、活泼，行事坚决、明智，她却奇怪地被悲剧人物吸引了。她以近乎痛苦的诚实观察每一个迷失的灵魂，同情地写出他们沉沦在那种被定义为“疯狂”的漩涡里，赞扬他们的美德，不带一丝说教。
一个女性主义者自觉的一生
戴安娜·阿西尔生于1917年，于2019年去世，享年101岁。
阿西尔的母亲爱丽丝，出身于书香馥郁的家族。爱丽丝的父亲威廉·卡尔（William Carr，1862—1925）是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外公詹姆斯·弗兰克·布莱特（James Franck Bright，1832—1920）曾担任牛津大学大学学院的院长，在历史学和传记写作方面颇有建树。两位先辈让阿西尔知道了，“读书也可能成为一份工作”。
卡尔家族在诺福克郡乡间有一座迪钦厄姆庄园（Ditchingham Hall）。庄园原本属于某世袭男爵家族，红砖建的主楼建于1710年，卡尔家族在1885年买下来后，扩建了宅邸，足有20间卧室。庄园里树林茂密，风景清幽美丽。在这里，阿西尔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她和弟弟、妹妹一起骑马、打猎，听外婆朗读毕翠克丝·波特、吉卜林、沃尔特·司各特的作品。大宅里，抬眼望去，到处都是书。“阅读是人们在室内做的事，就像骑马是在户外做的事一样，这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乐趣”。成年后，她相信文字的力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书籍：“书本能带我远远超出自身经历的狭隘界限，极大地扩展我对生活复杂性的认识：它充满了黑暗，以及，感谢上帝，还有那一直艰难跋涉的光明。”
相比起来，阿西尔的父系家族乏善可陈。她父亲是一名军官，没有什么家业，甚至“没能拥有让我们得以扎根的土地”，以至于小家庭要依附于妻子家族的庄园。也因此父亲家族的男人视自己谋生为理所当然，这是她受到的另一种家庭教育：你必须脚踏实地，自己谋生，此法则也适用于女儿。
阿西尔很早就认识到，时代已经不允许女人把婚姻当作“绝对靠得住的谋生手段”。她成长为英国最早的一批职业女性，思想独立，反抗传统，从不自负自夸，不自怜自恋，更不自怨自艾。当时髦的社会思潮涌来，她不会随波逐流，观察和见解清晰得令人不安，哪怕这些清晰暴露了她情感上的弱点和缺点。她归结于自己“是个典型的英国人，喜欢清醒”。
精确、清晰和沉着，不仅是她观察世界的方式，也是她行文的风格。读者或许感到某种冷淡疏离，奇怪的是，不会感到寒意。
阿西尔终生未婚，只短暂地订过婚。未婚夫与别的女孩发生一夜风流，阿西尔痛苦之余，开始思考占有和忠诚：“有人以为那表明对一个人的爱，并非要控制对方。但对有些人来说，（不控制对方）根本是不可能的。”她认识到“女人其实也能不谈爱，仅仅因性就可以燃烧”。而婚姻对当事人提出了“占有和忠诚”的要求，可她的天性不喜欢占有，忠诚也非她的美德，“夫妻关系里，善意和体贴才是最重要的”，而非不对等的忠诚。她尊重别人的忠诚，但以为“如果在性事上天天盘旋纠结忠诚问题，就有些无聊了”。
同时她意识到自己“非同寻常地缺少母性本能”，不愿为了丈夫和婚姻而生孩子。她心中有些重要的事，是不该被别的事打扰的，显然儿女之事不在重要名单上。她竭力要摆脱婚姻这一游戏规则的束缚，于是主动放弃了婚约。后来有男人愿意和她结婚，阿西尔形容，这就像上流阶层的俱乐部终于接纳了某位出身较低的名演员：那是带着不屑和傲慢的恩赐。她不需要这种恩赐。
摒弃了婚姻，却在偶然间促成了阿西尔事业的成功：她必须工作，这是她独立的经济来源。
阿西尔成为编辑的年月，女性在出版社的位置通常被安排在营销部门，而非董事会。她在多伊奇出版社担任执行董事，但收入并不高，她敏锐地注意到了男女没有同工同酬的问题，并进行了反思。在《未经删节》里她写道，“出版业都由许多收入微薄的女性和一些收入更高的男性经营着，女性当然能意识到这种不平衡，但她们似乎认为这理所当然。……我想部分原因一定在于后天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环境将我塑造成取悦男人的人”。
她承认自己没有为不公正的对待争辩过什么，也钦佩那些积极争取女性权利的活动家。她坦率地剖析自己，做编辑这份工作，是因为自己喜欢，它能带来做好工作的满足感；加之天性“懒惰”，不愿为金钱操心，不愿意为了钱去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只乐意花钱，在出版这门复杂的生意中，她“唯一真正身心均想沉浸其间的，只有对书籍的选择和编辑”，所以她选择做花钱的编辑，而不是负责赚钱的出版商。她的真实想法是，“安德烈（多伊奇）确实利用我的天性占了我的便宜，忽视了我的感受，廉价使用了我，但就这份工作而言，还谈不上伤害了我的感情。”她确实没有感受到男女薪酬不平等带来的痛苦，因为她“正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她不内疚自己在争取平权上的惰性，指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同时受到后天环境和天性的影响，“为什么一个女人做了同样的选择，就应该认为她被洗脑了呢？”
她把自己看作是“人”，而不仅仅是“女人”。她不是激进的女权活动家，她是温和的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别忘了，是她出版了波伏娃的书。
阿西尔最欣赏简·里斯的文风。里斯常常说，文字要“删，删，删”，阿西尔对此非常认同，“精确的写作意味着精确的思想”。文如其人，阿西尔这一生都不曾拖泥带水。
第一部
第1章
几年前，身兼作家和历史学家的美国出版商汤姆·鲍尔斯好心地对我说，我应该写一本关于自己五十年出版生涯的书，他还说：“你得把所有数字都写进去，人们就想知道这个。”这些善意的话，导致本书差点在我提笔前就胎死腹中。
简·里斯（Jean Rhys，1890—1979），出生于加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克的英籍女作家，虽已逝去多年，如今仍具先锋意义。她在1966年出版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藻海无边》以夏洛蒂·勃朗特名作《简·爱》的前篇形式呈现，是她的最佳作品。——译者注（本书若无特殊标明，均为译者注。）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1879—1969），德国政治家、外交官，曾在1932年6月至11月担任德国总理，兼任普鲁士邦总理。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任德国总理，巴本任副总理，意图阻止希特勒及其纳粹党行动，发表马尔堡演说，触怒希特勒后被软禁。随后离任副总理职位，受命为德国驻奥地利公使，促进了德奥合并。“二战”后，巴本成为纽伦堡审判二十四名被告之一，但最终因罪名不足被释放。 这一部分是由于家庭背景，这个我等下会解释，但我确定，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心理上的某个怪毛病：我记不住数字。每次我回忆起在伦敦住过的各种房子时，我能看到前门的不同颜色、通往其间的台阶被磨损的不同样子、围绕着各块土地的不同栏杆，但全然不记得任何有关的数字。我的银行账号多年来一直没变过，但我每次写支票时，还是需要查阅支票簿才能写下账号。每次需要告诉一位作者他的书籍印量时，要是手头有材料，我就可以告诉他们；但要是三个月之后再来问我，到底是3000册还是5000册，我就不知道了。我现在唯一记得的出版相关数字，是我们支付给简·里斯 的小说《藻海无边》的出版期权那令人汗颜的25英镑，以及我们为弗朗茨·冯·巴本 所写回忆录的连载版权支付的30000英镑，这个数字在当时令人印象深刻。
我当真能研究数字吗？
不，我做不到。
由出生于匈牙利的英国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André Deutsch，1917—2000）创办的出版公司，成立于1951年。 在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 （自四十多年前成立以来我一直是该出版社的董事之一）于1985年被卖给汤姆·罗森塔尔后不久，汤姆就将这家出版社的全部档案卖给了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大学，而我，既没有钱，也没有精力去塔尔萨钻那些小山一样高的纸堆。我承认我对自己这种能力欠缺还挺心存感激的，因为我其实还有一个不足，我知道优秀的研究人员都喜欢做研究，但我的确从未做过，而且我已经八十多岁，不打算再培养这种本事了。所以本书估计不会是汤姆·鲍尔斯感兴趣的那种有用的书，但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原文为“Stet”，校对用语，即表示“不删，保留原句”，这里为书名考虑，译法赋予了文学性。杰里米·刘易斯（Jeremy Lewis，1942—2017），英国重要出版人、作家，曾供职于多家出版社，包括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威廉·柯林斯出版社等，也曾担任《伦敦杂志》的副主编，晚年撰写多部传记作品，代表作《志趣相投》（Kindred Spirits）。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并不是因为我想写一本20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版业的历史，而是因为我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当我离开人世，所有储存在我脑海里的经历也会消失，就像用个大橡皮一擦就没了。我内心深处有某些东西发出了尖叫：“哦，不！至少救回一部分吧！”这就像一种本能的抽搐，而非理性的意图，但具有相同的说服力。按照印刷厂的传统惯例，如果想要恢复已删除的文字，编辑会在该文字下方打一排小点，同时在页边空白处写上“未经删节” 几个字。所以写这本书时，我试图以最原始的形式（很遗憾缺少数字）来对我的部分经验进行“未经删节”处理。已经有很多人对这个行业做出了更好的描写（尤其是杰里米·刘易斯 在《志趣相投》中所描述的一切，不仅风趣宜人，还尽可能叙述了出版业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及背后的原因）。而本书的全部内容，只是一个年老的前编辑的故事，她想象着哪怕只有几个人愿意去读，也可以让自己死得不那么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