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我的心沉了下去，尤其是我明确地看到玛丽冯的意图。我那时对简的了解比现在少，但显然也知道她不是能一起生活的对象，更不是大约四岁时就被抛弃的女儿能一起生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编辑都在扮演保姆的角色，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似乎觉得保姆的角色即将升格为主角了，当然这是针对事务的多寡，而不是光环的部分。因此，要是没有索尼娅和弗朗西斯的无价帮助，事情会变得异常艰巨。但弗朗西斯很快就要面对自己母亲的晚年，所以不得不逐渐退出帮助简的具体事务，多年之后，经济困难加上健康状况，索尼娅的热情也渐渐衰退了。
多亏了索尼娅，我才得以瞥见简年轻时（快乐时）有多迷人。索尼娅带她出去吃午餐，一起喝很多香槟，两个人都咯咯傻笑着，应该只是微醺，还谈不上喝醉的状态。简喝醉时（我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两年才有幸见到），通常是怨恨和愤怒的灾难性释放，但这一次，她的醉意恰到好处。一切都变得很滑稽，她记得自己唱着开心的歌曲，讲着笑话，喜欢遇到的每个人。她快乐无比，就像被包裹在巴黎（她曾在那里度过非常快乐的时光）的粉红色泡泡中，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把她的热水袋灌满，又把她带到床上（她下午和晚上归我管，因此这是我的日常工作）。简和我在一起时，通常只会比较愉快，但只有和索尼娅在一起时，才能品尝到那种乐趣。对巴黎非常熟悉的索尼娅，自身也带着些许简最喜欢的那个城市的调调，而且索尼娅喜欢喝酒，而我无疑是个典型的英国人，喜欢清醒。和我在一起，简并不能完全放飞自我。
希腊神话里的牧神，掌管牧羊、自然、山林乡野，其形象是人头和身躯，山羊的腿、角和耳朵。生性好色，是创造力、音乐、诗歌与性爱的象征。 放飞的场所一般是在波多贝罗酒店，冬天待在这家酒店是索尼娅所提供的最佳款待。酒店不大，有一种不拘一格的优雅，深受法国戏剧界人士的青睐。当时，它正由一位最近被《星期日电讯报》称为“新胖”的年轻女子管理，因为她讨厌节食，喜欢穿华丽衣服，非常享受自己的富态。索尼娅告诉我，这位女子愿意为简打特价，因为喜欢她写的书（不幸的是，下一个冬天来临时，她就不再负责管理这家酒店了，或许也是她那和蔼可亲、过于大方的个性导致的吧）。我第一次去酒店找简时，在接待处迎接我的，是一个打扮得像潘神 、穿着粉红色T恤的家伙，在两边胸部位置装饰着天鹅绒的拉链小口，全都拉开着，露出乳头。这氛围，与切里顿·菲茨帕因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有点怀疑，渴望某种改变的简是否会觉得不自在，却没想到她非常喜欢，被女经理和俏皮的“潘神”迷得大惊小怪，几乎想在波多贝罗度过余生。我想正是在那个假期，她萌生了要染红头发的想法。我抗议道，鲜艳的发色会让人的皮肤显得苍老，她说：“但我想骗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啊。”
在索尼娅后来重新选择的酒店里，简就不怎么开心了。当时索尼娅开始感到经济拮据，身体也有了些毛病，这后来导致她的晚年很悲惨。新的酒店位于克伦威尔路附近，舒适却单调，很多年迈的寡妇会选择这里作为永久住所，但简明确地表达了她对此地的厌恶。索尼娅对她的慷慨大方，并没有在她身上激发出多于一个六岁孩子的责任感，即便索尼娅随后很快就将她搬到了一个非常时尚、昂贵的场所，她还是有点闷闷不乐。她不愿待的那个酒店的经理对索尼娅（不是对简）说，他们习惯于，事实上，他们就是专门接待老年人的。但简在跨进门槛的那一刻就开始挑毛病，说绝不原谅索尼娅为她做出这样的选择。再后来，索尼娅离开伦敦去巴黎过更便宜一点的生活，我和其他人经常向简解释她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时，简往往会说一句“可怜的索尼娅”，以此表示承认朋友的不幸，但她声音冷漠，眼睛里充满距离感。对她来说，已经离开的朋友，不可避免地就是拒绝了她的朋友。
因为简和我在一起时比较沉着镇定，所以当我收到一封来自她在贝肯汉姆的邻居的来信，说他对《藻海无边》受到的赞誉感到不满时，我非常震惊。针对导致她被捕的那次攻击性醉酒行为，他写了整整一篇毫不留情、令人信服的描述文字，还义不容辞地告诉了我有关马克斯的经历，这些，简之前从未向我提到过，因此，我将简的一些行为失检解释为压力下的崩溃。直到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才开始明白，她成年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令人厌恶的醉酒状态一直如影相随、断断续续，导致她最终崩溃。在此之前，以我和她相处的经验来看，她有无能和偏执的一面，我知道她需要帮助和安慰，也了解她的感激之情的肤浅本质（她收到弗朗西斯的礼物时，曾告诉玛丽冯说“我弄到了一点钱”，从她礼貌的缝隙中能瞥见这种态度的情况也并不少见）；但我也知道她经常很迷人，有一种老式的礼仪及良好的品味（她非常讨厌不友善的八卦），无论她的混乱多么令人厌烦，令人疲累，我依然愿意做她的保姆。
“简委员会”没有为她找到新的住所其实并不重要。由于两个新朋友乔·巴特勒姆和吉尼·史蒂文斯的辛勤工作和聪明才智，她居住的平房逐渐变得更加舒适愉快，这终于让她可以和住在别处一样舒服，对索尼娅和我找来为她打杂的人，还有其他来访者而言，情况也一样。吉尼甚至暂时接手了誊写员的工作（简不会打字，也害怕录音机，所以总是需要帮助）。像简的许多关系一样，这段关系以泪水告终，但在此之前，她已经将短篇小说集《睡吧，女士》完成了，如果没有这段友谊，这也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简的财务状况奇迹般地变得有序，因为索尼娅给她推荐了一个既喜欢好文章、也喜欢喝酒的会计师。
有关简的混乱，用塞尔玛·瓦兹·迪亚斯的事儿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位女演员将《早安，午夜》改编成电台广播，视自己为简真正的“重新发现者”，这并非毫无道理。但塞尔玛的问题不仅仅是她宣称如此，而是她因此自认有资格成为强盗。
尽管人到中年，身材敦实，塞尔玛依然是个引人注目的女人，她有一双大胆的黑眼睛，穿着类似西班牙吉普赛人的衣服，精力充沛，非常健谈。简得知她为《早安，午夜》所做的计划后，又高兴又感激，两人见面后就常常混在一起，简还很喜欢她不时的来信。当简带着《藻海无边》的手稿到伦敦时，我知道她们本来计划要见面，所以在她被送进医院后打电话告诉了塞尔玛……随后的事情让我对她友谊的价值产生了怀疑。首先，我花了好大力气才说服她去医院看简，结果见面时间不仅非常短暂，塞尔玛还一直抱怨给自己带来了不便。我开车送她回家时，关于简她几乎只字不提，只说了一句话：“你一定知道她以前做过妓女吧？”
糟糕的事还在后头。《藻海无边》出版后，简对我说起，她很担心塞尔玛逼她签过什么东西。后来我们才发现，1963年塞尔玛去切里顿见简时，曾拿出过“一张纸”，简以为是涉及《早安、午夜》《黑暗中的航行》和《藻海无边》的广播权，但事实上，合同内容包含在全世界范围内，只要这些书还在版权期内，其所有电影、舞台、电视或广播改编收益的百分之五十都必须分给塞尔玛，同时还授予塞尔玛对此类改编的唯一艺术控制权。简反复跟我说，她觉得当时签字就是个玩笑：“你看，我那时候喝得有点多……嗯，有点，其实是非常多。”但两年后，塞尔玛找了一位经纪人以更正规的条款重新拟定了同样的协议，写信问简是否愿意再次签署，简显然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于是还真的签了（那个经纪人从未见过简，所以我猜他不知道她在实际问题上有多愚蠢，否则他会更强硬的）。
起初我并不太担心，因为我无法相信如此离谱的事能站得住脚。我觉得塞尔玛自己肯定也懂的吧，这肯定会被证明是个愚蠢的想法啊。后来安德烈·多伊奇和我一起跟塞尔玛的丈夫谈了谈，他显然非常尴尬，却坚持说自己无能为力。于是安德烈对我说：“你把这件事情写下来，我寄给阿诺德看看。”
“阿诺德”指的是阿诺德·古德曼，当时虽然还不是勋爵，但已经是英国最著名的律师，同时也是安德烈的精神导师。我感到希望重新燃起，阿诺德一定会拯救这一切。但阿诺德说，这是合同，如果有人傻到去签署自己完全不理解的合同，不管签的时候是醉酒还是清醒，都只能说很遗憾。我从此不再期待从律师那里听到任何好消息，大概就源于那天愤怒的无力感吧。
我已经忘了我是怎么知道戏剧经纪人玛格丽特·拉姆齐曾经是塞尔玛的经纪人兼朋友的，但我确实知道此事，于是忽然有了个灵感：“如果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就非那匹小战马莫属了。”玛格丽特讲起话来别人根本插不进去，我一提到塞尔玛的名字，她就开始滔滔不绝地拒绝，过了一两分钟我才打住了她的话头，提到了简，并向她解释了面临的问题，她听懂我的意思之后说：“天哪！这简直太骇人听闻了！不能让塞尔玛得逞，让我来处理！”我真是感激不尽。
但就算是玛格丽特也没能让塞尔玛取消合同，但她确实将百分之五十降到了三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她取消了赋予塞尔玛艺术控制权的条款，办法是以某种方式钻入了她那顽固的脑袋，让她以为这个条款会导致她无法向任何人出售此类权利。
从那时起，玛格丽特·拉姆齐就开始负责处理简所有的电影、舞台、电视和广播版权。几年后，我们将她的其他文学事务交给了经纪人安东尼·谢尔，这真是迟来的、深刻的解脱。因为在此之前，简遇到的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并经常成为她的经纪人，其后果尽管没有再像塞尔玛事件那样可怕，却也经常适得其反，一片混乱，令人发狂。
虽然在简的文本上，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修改工作，但我确实曾阻止过她将一个故事放入《睡吧，女士》中。弗朗西斯也建议她不要这样做，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是谁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了。弗朗西斯的私人文稿目录中，在《皇家大道》的书稿旁有这样一条附注：“里斯小姐已经声明出版商拒绝将此故事列入《睡吧，女士》，认为语气上涉嫌反黑人。”说得没错，只是过于简单了。
简与19世纪末出生的其他多米尼克白人在很多方面态度相同。尽管她经常谈到在孩提时代，她曾多么渴望成为黑人，因为与白人相比，黑人的生活没有那么无聊狭小，但这只是对现有框架的浪漫反叛，而不是拒绝。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说话的方式，有时会不自觉地带着一丝蔑视，就像加勒比种植园的老人们一样，会形容她喜欢的黑人们“忠诚”，还说一旦“我们”不存在，“他们”就会把事情弄得多糟（这就是《皇家大道》的麻烦），诸如此类。我是20世纪60年代典型的白人自由主义者，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语，但她说得如此自然，总让我惊叹她在《藻海无边》里，能做到坚持作家的信念，超越了自我。
她的信念，说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非常难以遵循——必须说实话，必须让真相大白。卡罗尔·安吉尔在简的传记中讲述过，她是如何以这种狂热的努力来促使自己通过写作理解自己受损的本性，并驱使她在最后一部小说中真实地展示了多米尼克的种族痛苦，但在《皇家大道》中，她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奇怪的是，弗朗西斯和我当时都没有意识到她其实根本做不到。我们只是对故事的语气感到不安，却没想到这是我们对简的重大误解（尽管可以解释）。在故事中，简塑造的人物多年后故地重游，想沿着自己童年时就建起的跨岛公路——皇家大道穿越多米尼克，但令她非常沮丧的是，她发现“他们”已经任由它被森林吞没，这条路已经不复存在了。
简在孩提时代，曾亲眼目睹皇家大道的开通仪式，她自然地认为，既然宣布开通，那一定已经完成，没人向她解释过，这条路其实只建到了管理员庄园所在的岛中间的某一位置，只是一条全长仅五英里的碎石路。三十年后，她认为由于“他们”的疏忽而消失的，实际上从未由“我们”建成。所以这个故事比弗朗西斯和我所感觉到的更加“错误”，了解到历史真相后，我就更高兴了，因为她没因固执己见将其包含在内（当然，如果她真的想，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这与《藻海无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部小说中，故事的讲述者是这样的：他的生活因奴隶解放而遭到破坏，他因黑人现在可以自由地对白人表现出敌意而感到困惑、愤怒和悲伤。但因为观察得精准，黑人和混血儿在其中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读者能够理解为什么库里布里会被烧毁，为什么丹尼尔·科士威会变成这么一个讨厌之人，为什么蒂娅走到了安托瓦内特的对立面，事实上，她从来就没真正成为她的朋友，这对她们两人都非常残酷。安托瓦内特的世界，并不是因这些人的恶意被毒害的，只是因为她的家人一直是他们的主人，像牲口一样对待他们才导致的。简并没有在书里明确地说出这一点，但确实展现了这一点。简写得好的时候，比日常生活中的自己要透彻得多。我不想出版她的《皇家大道》，是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将一个能在重要时刻从这样的高度战胜自己局限性的作家，作为种族主义者来鄙视。
简开始写她的最后一本书——自传《请微笑》时，年纪已经很大，需要有人帮助，但并不是我（我只是读她的稿子，并随着故事进展发出点鼓励性的“杂音”）……她总是需要有人帮她打字，而且坚持认为帮她的人所做的事也仅此而已。但小说家大卫·普兰特自愿做这本书的打字员，在从她嘴里套出材料并组织文字方面，确实做了不少事儿，远远超出她承认的范围。有一段时间，她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恐慌，告诉我他已经接管了那本书，要将它变成自己的，但他其实只是用“剪刀”和“糨糊”，将她提供的材料按正确的顺序排列而已。等她开始读书稿，看到依然是用自己的话说着自己的故事，就或多或少放松了。那是一段艰难的时光，是她在伦敦的最后一个冬天，在酒店里她已经无法独自应付了，因此戴安娜·梅莉无比慷慨地将她带回自己家（还将自己的卧室让给了她）住了三个月。享受了几个星期的快乐之后，简陷入一种老糊涂状态，而且继续酗酒。大卫遇到的问题是如果他和她一起喝酒，那她就会很快崩溃；但如果他拒绝一起喝酒，她就会桀骜不驯地发脾气，他必须平衡好两端。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与他和戴安娜一起，三人挤在厨房的桌子旁，大家都同意需要一个人上楼去把酒杯从简房间里拿出来……最后戴安娜说：“天哪，我们加起来都不如一包湿纸巾有用。”不管怎样，这本书完成了，也许不是她想要的，但确实比她预想的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