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不仅是明显无知的问题，比如不知道火车长什么样子（她第一次进入火车站候车的棕色小房间时，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或以为浴室水龙头里的热水是取之不尽的（她第一次洗澡时就这么开着水龙头把热水用光了，被狠狠地责备了一通，但她怎么会知道？），还有，她做梦也没想到，无边无际连在一起的街道两边伫立的全是灰色的砖房……这已经够糟了，但更糟的是，她完全没有生活在复杂社会、被一群人围绕着的我们早就学会的给予和索取的直觉意识。她之前所认识的那些年长女性，也没有比她更有机会来学习这些……她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缺乏什么，只知道自己不知所措，而这后果严重。
在英国，她遇到的每个人都知道她所不知道的事，不仅是学校教的东西，还有令人困惑的日常事务。许多年轻女性都非常善于保护自己的面子，懂得如何摆脱困境，但简不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她在某些方面很孩子气，被妄想吓坏了，根本没想到还可以学习，能做的只有憎恨。她憎恨这个与她的梦想相去甚远的国家，更憎恨这里的居民，因为他们鄙视（她确信如此）她的无知和她的家乡。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她晚年，有一个女人说圣卢西亚的卡斯特里是个贫民窟，她突然爆发了，当即认为这个冷嘲热讽的女人、这些冷嘲热讽的英国人，会同样看待罗索，但罗索可不是贫民窟，完全不是，他们根本就没法正确看待。她跳起来，要保护它免受外人的攻击，这些可恶的外人。她一直憎恨他们那该死的、冷冰冰的能力和常识，做梦都没想过要和他们一样。无论如何，她本来也许不会这样，但她极其厌恶自己所见到的英国人作派，因此转而拥抱自己的无能。
她迎着艰难的命运完成的这本书，正是受到了这种仇恨的启发。起初她想取名为《第一任罗切斯特夫人》，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总是让她为被关在桑菲尔德庄园阁楼上那来自西印度的疯狂妻子感到愤慨。她知道英国人有时会为了钱而迎娶西印度女继承人，所以怀疑勃朗特是根据当地有关这种婚姻的八卦来讲故事的，但对简来说，这样的八卦充满恶意且不公平。多年来，她一直想写一部罗切斯特妻子视角的小说，所以她一边忍受着漫长痛苦的干扰，一边坚持着。
我们联系上不久，她就承认因为担心《藻海无边》（现在已经改为这个书名了）的第二部 分，她几乎筋疲力尽。在这一部分，罗切斯特先生出现，并与安托瓦内特结婚（她不喜欢勃朗特给他妻子起的“伯莎”这个名字，因此选择用中间名来称呼她）。必须在书中建立起他们的关系，还需要解释为什么这种利益婚姻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错误。简在信中说，对安托瓦内特的童年和学校教育，她完全可以描述，“结局也没问题，因为我在英国，很容易想象发疯的状态”，但对婚礼和接下来的具体琐事，她写不出来，为此她非常痛苦，“写不出具体事件，一件也写不出来，写不出对话，什么也写不出来”。
来自《简·里斯信件1931—1966》，弗朗西斯·温德姆和戴安娜·迈利编辑，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1984年。——原注 她把第一部 分和第二部分的早期版本寄给了弗朗西斯，弗朗西斯又拿给我看，第二部分确实单薄，婚姻几乎没有延续多久，立刻就变成了一场灾难。关于这一点，我写信给她，但我很紧张，因为第一部分实在太棒了，我正在处理的这本书显然可以成为天才之作。她接受了我的建议时，我松了一口气，但直到很久以后，我读到她写给弗朗西斯的一封信 时，才发现我的建议确实有用。
她告诉了他某些引导她继续前进的“线索”：第一个是奥比巫术及其必须在故事中发挥的模棱两可的作用，“第二个就是阿西尔小姐建议为这对不幸的夫妇增加几个星期的幸福时光，直到他接到那令人困扰的信件”，她开始遵循这个建议，立刻看出“他一定会爱上她，但同时很暴力”，婚姻变得栩栩如生起来，开始了其复杂而痛苦的旅程。
严格来说，这是我对简·里斯作品的唯一编辑干预，在细节方面，她是个完美主义者，从不需要“整理”。
简和我第一次见面是在1964年11月，当时她得到了弗朗西斯和另一位我们出版社的编辑埃丝特·惠特比的支持，后者自愿在切里顿·菲茨帕因过了一个周末，帮她整理和安排已经写出来的东西，简觉得可以将已完成的书稿，或更确切地说是几乎完成的书稿带到伦敦，因为还有几行尚需口述给打字员补充完整。简和我计划在她到达伦敦的第二天见面，一起吃午餐庆祝书稿的完成……结果，第二天一早，一位情绪激动的女经理把我叫到简所在的旅馆，说她夜间突发心脏病。所以没有什么香槟庆祝，我直接将简绑进救护车，送去了医院。接下来是三四个星期的医院探访、私密的清洗睡裙、买牙膏等事件，让我们迅速进入了友谊的深水区，但我很快意识到，如果这就意味着信任，那我就错了。简从来不完全信任任何人，她只是此后再也没向我展现过不友好的表情。
她住院的第一天晚上，向我提出了一个可能导致我痛苦的道德问题：她要求我郑重承诺，这本书不会以未完成的状态出版，也就是说，只要缺了她打算口述的那几行内容，这本书就不能出版。我自然答应了，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开始想：“要是她死了该怎么办？”因为看起来很有这样的可能啊。这本书按目前的状态其实是可以出版的，最多在她想增加的那一两行处再插入一两个注释吧。如果她真的死了，我是否能够或是否应该，信守那个承诺？时至今日，我当然知道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肯定会出版。但当时，我正为她的疾病而焦虑，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简的偏执将自己困在了一个充满危险的可怕世界中（我立刻就捕捉到了那种心境），因此觉得对她的任何承诺都必须履行。
我想到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埃丝特曾告诉过我，简将手稿的原始材料放在床底下的购物袋里，是些杂乱散放的纸张和小笔记本，据简说只有她自己才能理解。我知道她的兄弟里斯—威廉姆斯上校要从巴德利·索尔特顿来医院看她，为什么不让他去找找这些文字收集起来交给我呢？先别告诉她（她病得太重了，目前没法处理此事），我一定会仔细检查，将所有东西按顺序精心还原，这样也许能发现她打算插入什么文字的线索，一旦发生了最坏的情况，也大致能了解她的意图。
里斯—威廉姆斯上校尽力了，却没什么用，简说得对，唯一能理解袋子里那堆令人吃惊的混乱文字的人只有她自己。我放弃了，她的兄弟把袋子又放回了原处，简永远不知道我们曾经干过什么。
她花了将近两年时间才恢复到有力气再次看这部书稿，添加了必要的零星内容。她说是因为换了一种新药，但我觉得是因为换了个医生，当然也可能是她原来的医生尝试了一种新药吧。说不定他才是那部小说结尾部分最重要的贡献者，所以我真的很遗憾不知道他的名字。
1966年3月9日，她写信告诉我书稿全部完成了，以及，马克斯去世了。
我亲爱的戴安娜：
谢谢你的来信（“因为知道马克斯快死了，我刚给她写了一封充满爱意、焦虑不安的信”）。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马克斯在昏迷中走了，今天一早我们就去了埃克塞特火葬场。
今天阳光灿烂，但阳光很冷，还有很多花，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感觉自己一直在紧绷的绳索上走了很久，现在终于掉下来了。我真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孤单，马克斯也不在了。
我曾多次梦见我要生孩子，然后如释重负地醒来。
最后，我梦见我正看着摇篮里的婴儿，多么虚弱的小东西。
所以这本书必须完成，我一定是为此做那个梦的。我再也不做那个梦了。
太冷了。
爱你的简
我问她我是否可以去切里顿取书稿，简似乎很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去，简让格林斯莱德先生去埃克塞特接我，就是在那时他才告诉我她袭击了讨厌邻居的事儿。
她为我在乡村酒吧“响铃”订了个房间，因为尽管她家里确实有一间额外的小房间，但还要过两年才能住人。她在信中总是哀叹天气不好，果然，当我沿着村子走到她位于六号的平房时，正风雨交加，村里人也和她描述的一样。走了大约半英里，我没看到一个人，所有房子都背对街道而立，我还遇到两只牧羊犬类型的杂种狗，黄色的眼睛掩在湿漉漉的浓密毛发之下，满是敌意地盯着我，然后又闪开，好像希望我用石头打它们似的。我后来再去切里顿时，倒觉得这地方还算正常（尽管那段路上一幢幢背对道路的房屋仍然很奇怪），但那天我想的是：“这地方多压抑啊，她可一点也没有夸张。”
我一直以为平房就是一幢独立的住宅，坐落在一小块单独的土地上，但简的住所，位于一排连在一起的单层棚屋的最后一间，是一间掩映在树篱之后蜷缩着的灰色建筑，很不起眼的权宜之所。看起来好像由瓦楞铁皮、石棉和焦油毡搭建而成，如果有人说我必须在那里居住，我肯定会大为震惊的。
简买不起暖气，唯一体面的房间是她的卧室，俯瞰着如果打理了就可以称之为花园的地方，再远处是田野。靠近道路那一面，树篱下是一片粗壮的野草，门则通往一条狭窄的黑暗通道，左边是浴室，右边是厨房。我被立刻引进了厨房，大约十英尺见方，但地方小也有它的好处，因为除了双头燃气灶外，房间里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一种电暖器，后面有凹形金属反射器，前面是横档，除了烧焦人们的小腿，几乎无法温暖室内空间。房间里放着简工作兼吃饭的小桌子，两把直椅，一个食物柜，一个餐具柜，这些，就是全部的家当；这里，就是简度过每一天的房间。
如果她没有完成《藻海无边》，我真怀疑她能否在这平房里再坚持一年。
索尼娅·奥威尔（Sonia Orwell，1918—1980），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第二任妻子，被认为是《一九八四》中女主角茱莉亚的原型。 这本书的出版，以及随后再版的早期作品（除了两三个她觉得不够好不值得保存的故事之外），让她有了点钱，并不太多，但足以保证余生温暖舒适。同时也给她带来了名气，对此，她几乎完全无动于衷，但这肯定比被遗忘要好，当然，还为她带来了朋友。在所有朋友中，索尼娅·奥威尔 对她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
索尼娅给我的感觉是令人厌烦。她经常喝得太多，很容易感到无聊，这让她变得易怒，有时甚至粗鲁，而且自以为才智高人一等。然而据我所知，她的头脑并没有证明这一点。但是，尽管我怀疑是简的突然成名，而不是她从事写作这件事，让索尼娅接受了她，不过一旦她做出了决定，就会非常慷慨。
从简1966年出版《藻海无边》开始，直到简生命的尽头，索尼娅每年都资助她在伦敦度过漫长的寒冬假期，还送给她许多昂贵的礼物。我有一次谈起她的花费，索尼娅告诉我，自己一直因为继承了乔治·奥威尔的文学收入而感到尴尬，所以决定用这些钱来帮助拮据的作家们。她害羞而抱歉地说着这些话，不想让我觉得她过于慷慨，也不愿为此受到赞扬。相比花钱，她更令人感受深刻的是在决定给简提供美好生活时所表现出的敏锐和细心。她不仅支付酒店账单，还会提前支付所有小费，并向管理人员解释这位老太太所需的特殊照顾，为她预定美发师、美甲师，为她添置漂亮的睡衣，为她留意冰箱，让里面装满白葡萄酒和牛奶，以备简睡前所需，还给她买书、组织访客……有时她甚至会做自己最讨厌的事（和我一样）：带简去买衣服。但这件事实在是太累人，太无聊了，最终我们都受不了了，罢了工。但随后索尼娅又鼓起更年轻、更强大的勇气继续照管下去。她还是我们所谓的“简委员会”中最活跃的成员，她、弗朗西斯和我经常碰面讨论“简的问题”，如何让简的财务状况井然有序，或如何帮她找个与平房相比不那么局促、同时又离伦敦近的住所。（但这方面我们相当不成功，每次我们想出一个可行方案时，简都推三阻四，还说：“金窝银窝不如我的狗窝。”）
*
我对这一切深表感谢，因为很早之前我就面临着一个令人生畏的前景。
简很爱自己的女儿玛丽冯·穆尔曼，盼着她来看自己，每次她一离开就会陷入悲伤，还经常自豪并钦佩地谈起她。在自己情况不好的时候，简也从来没有让那些令人担忧的事情加重玛丽冯的负担，而一旦有了钱，她就在不断思考该如何尽量远离女儿，减少女儿的麻烦。她曾有几次问起我关于居住在荷兰的人到英国继承财产的问题，因为穆尔曼一家曾在印度尼西亚待了几年，回来后就定居荷兰。她还经常谈到曾经为玛丽冯写过一篇披露过去真实情况的文章。她说，如果她做得没错，那么玛丽冯最终是会理解她的。
她如此迫切地希望女儿理解，这么明白无误地希望她原谅的，到底是什么？
我并不确切地知道玛丽冯的婴儿期有多少时间是和母亲一起度过的，但我猜几乎没有。当然，玛丽冯曾经有一段时间生活在“由修女们管理的条件很好的家”里，也依赖过其他一些育儿机构。她出生后不久，简就在法国南部找了一份替人代笔写自传的工作，这份工作的一个好处是，如果安排得当，她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但最后没有谈成。玛丽冯大约四岁时，简去了英国，将孩子留在荷兰由父亲抚养长大，因此玛丽冯非常爱自己的父亲。她后来在放假时会去英国和简在一起待几天，在她的记忆里，那些日子都很愉快。但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如果母亲就这么消失了，很难没有被遗弃之感。
无论简写了什么，这个遗憾她永远无法消除，因为她想要获得宽恕的对象，是被自己遗弃的孩子。长大成年的玛丽冯非常清楚自己必须接受母亲的天性——她在实际困难面前绝对无法表现得像个有能力的成年人——而且也慷慨地原谅了这一点，但对于孩童期间所经历的一切，她无法改变。这个残酷的事实让简每次试图靠近她时都不禁却步，她在快九十岁时尝试写的自传《请微笑》里，以那样的方式结尾，已经不能仅仅以年纪大、脑筋弱来解释了。毫无疑问，正是她们之间这种纠缠，使简渴望的玛丽冯的每次来访总是以某种苦涩收场。
有一次，在去切里顿看望了简之后，玛丽冯来到伦敦邀请我共进午餐。简之前一直谈起想搬到荷兰居住，玛丽冯想赶紧确定这事不会发生。她告诉我，她愿意与妈妈保持联系，不时去看她，有紧急情况也一定会过去，但她做不到一直陪伴她或靠近她。所以我必须承担起照顾简的责任，因为她做不到。“这会毁了我的婚姻”，她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