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Khrushchev，1894—1971），曾任苏联最高领导人。 那么，好吧，我们都这么想，也许我们可以通过他们获得一些重要的书籍，看起来他们似乎也没有伤害我们的意图，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确实通过他们得到了一本重要的书，即赫鲁晓夫 两卷本的回忆录，第一卷 被评论家们满是狐疑地嗅了一番，然后下结论说这本书是中情局写的；而第二卷，“时代生活”声称经科学手段证明是货真价实的，但谁在乎？他们没有干涉我们的任何出版计划，但就算如此，还是把安德烈给逼疯了。
以下是他们的做法：时不时给安德烈写信，要求他详细预测未来五年的出版计划。他们第一次要求时，他发了一封礼貌的答复，解释说我们这种出版社不是这样运作的，但渐渐地，他越来越愤怒。我还记得在纽约的某次聚会上，我们与“时代生活”的联系人把我拉到一边，请我让安德烈平静下来，并转达他的解释，说安德烈只需要发送一些数字，就能让那些人开心。那人并没有明确地说“数字合不合理其实没关系”，但他很清楚地暗示了这一点，于是我把这个信息带回了家……这让安德烈更加生气了。他生气的是他们的愚蠢，而不是他们的要求。我们的会计师菲利普·塔默（顺便说一下，他是有史以来最可爱、最善良、最耐心、最正直和最忠诚的会计师）曾这样写信给他们的会计师：“我们在五年内要出版什么，取决于某些坐在阁楼里不知名的人们脑子里在想什么，而我们不知道那个阁楼的地址。”安德烈对“时代生活”的感受，与我对他唠叨编辑部缺乏管理方法时的感受，简直一模一样。
位于伦敦西南部，横跨泰晤士河，被视为名人聚居区。 另一个引起他愤慨的原因是年会（还有十家左右和我们类似的其他公司与“时代生活”有关）。在20世纪70年代，异国情调的销售年会非常流行，也许现在情况仍然如此？办这些年会的理由是，款待各公司的代表能提升士气。但这可不是我们出版社任何人能认同的理念。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冒险”去了里士满 郊外的一家酒吧，但通常年会结束后，我们会去另一家便宜的餐厅吃晚饭，这顿饭（如果安德烈想要多事）会提前预订好，所以没人会因为出现了昂贵的烟熏三文鱼而傻眼（那些晚上通常都很有趣）。因此，他参与这个联盟的第一年，就必须去墨西哥参加一场金光闪闪的销售年会，这个安排简直让安德烈出离愤怒。第二年，他们宣布销售年会将在摩洛哥举行，他直接回复说自己不去了，还给他们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说明所有公司代表都和他一样，必须去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所以销售年会的时间和地点很明显应该是书展前的周末，位于德国靠近法兰克福的某个地方。我能清楚地听见谄媚的回信背后那些咬牙切齿的声音，回信写着“您的回复正是我们期望从公司代表处获得的反馈”。
每次年会之前，所有公司代表都必须想出十个出版项目（即十本书名），并将提纲发送到纽约，在那里汇集、印刷，再用厚皮革装订起来，每个代表一份，封面还烫金印着公司代表的名字，放在会议桌上。按需“想出来”的书是所有出版物中最无聊的了。一本真正有趣的书如果不是产生于作者的头脑，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由于强大的环境推动而产生的灵光，要么是由于某人持续的痴迷，直到遇到恰到好处的作者。值得一读的好书并不会来自人们的互相吹捧：“这真是个好主意！”它只能来自对某事极其了解并对它有强烈感觉的人。这倒不是说一个有能力的雇佣文人无法按出版商的要求写出过得去的类似书籍，只是这么一来，这些书会更快地出现在滞销书书架上罢了。
所以我们互相询问：“你觉得其他那些出版社代表的感觉和我们一样吗？”对这些年会，我们的感觉是绝望和粗俗的混合。在我们出版社，有个标签为“臭虫”的特殊文件，放在安德烈办公桌的抽屉底部，里面存放着多年来提交给我们的所有最令人震惊的选题集合，我现在又将它刨出来了……但最终清醒占了上风，我们草草写了两三个单调乏味的想法，我现在已经完全忘了是些什么。安德烈报告说，没人做得更好，所以其他人的感觉应该也差不多。
两年是安德烈对“时代生活”所能承受的极限，或许也是他们对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他从来没有透露过是谁先说的“结束吧”，也没有透露过他回购股份时到底损失了多少钱，但他那重获自由的喜悦是显而易见的。我曾想向他逼问细节，估计皮尔斯也一样，但这也太不友好了。因为愚蠢的，并不全是别人啊。
自从开始写我们在大罗素街那漫长而快乐的时光这一章，我花了好多时间来回忆同事、回忆作者、回忆图书……尤其是同事们。我觉得选择并擅长与书籍一起工作的人们就算并非一定讨人喜欢，但大部分人确实如此，如果在漫长的时间里每天看到他们，以各种方式与他们合作，他们就会逐渐变得越来越有魅力。他们成为我生活中令人愉悦的一部分。埃丝特·惠特比、伊尔莎·亚德利、帕梅拉·罗伊兹、佩妮·巴克兰、简·伯德、皮尔斯·伯内特、杰夫·塞恩斯、菲利普·塔默……我无法一一描述，如果不另外写一本书，我无法让他们在对其一无所知的人面前变得生动有趣，但我担心那样一本书超出了我的能力，所以我想，仅仅为了自己的乐趣，就让他们和其他事物一起，继续存活在我脑海里吧。我想说的是，为了自己的满足，我很高兴有他们在那里。
关于作者们，嗯，我将在本书的第二部 分写一些。还有图书，但图书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要是没有读过原书，没什么比读关于书的简介更无聊的事了。但说到这里，已经有两本书在我脑中浮现了出来，因为它们对我来说很有价值。这两本书都不是从事文学的人写的，销量一般，也不会被许多读者记住，但其非凡之处在于作者本身。
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见证几乎完全被环境所塑造的生命：有些是被残酷的童年，有些是被腐败的社会（如弗朗茨·施坦格尔）。如果说环境塑造人是不可改变的规律，那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两本书，分别是遭受严重打击本该毫无希望的男人和女人讲述的故事。他们不但在惊人的厄运和苦难中幸存，而且还过得非常成功。
第一本是莫里斯·斯托克（Morris Stock）的《父母未知：乌克兰童年》（Parents Unknown: A Ukrainian Childhood）。莫里斯刚出生时，便被遗弃在乌克兰小镇的一座犹太教堂的台阶上，他在犹太社区里从一个寄养家庭流落到另一个寄养家庭，差点死在一对残暴夫妇的手里。要不是客栈外等候的马车上一个农妇发现了这个快冻死的小男孩，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他说不定已经死了。于是社区只好再次介入，将他送到一个谷物商人的手上，商人对他倒是很好，但非常严厉地鞭策他工作。他在那里几乎立刻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信任，不仅学习了阅读和写作，还掌握了工作技能，似乎一旦可以自由做自己，他就表现出了智慧、韧性和慷慨的一面。他在二十岁前就自己创业，娶了一生所爱的女孩，并决定搬到伦敦，在那里度过了余下的五十年繁荣岁月，培育了一个绽放才华和能力的家庭。当他年纪渐长，女儿说服他写出自己的故事，于是他充满激情地描写了自己的一生，这是个非常有魅力的老人，他内心的某些品质能够战胜可怕的命运。
达芙妮·安德森（Daphne Anderson）也是如此，她的书名叫《废物点心》（The Toe-Rags）。我遇到她时，她已经是一位退休将军的美丽妻子，住在诺福克，比我想象中的将军妻子阅读能力更强，兼具一种文雅的幽默感。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女人曾经是个光着脚丫、腿上满是痂疮的小女孩，身上唯一的衣服是用装糖的大口袋做的，除了罗得西亚丛林以外一无所知，相对于英语，她的绍纳语（一种非洲语言）说得更好。她的父母是白人中最穷的，因为她的父亲非常愚蠢无能、脾气暴躁，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既不称职也没有责任心。他把她可怜的母亲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在灌木丛里一扔就几个月不管，一分钱也不给。她母亲靠着偶尔让身边的男人占点便宜勉勉强强过着日子，孩子们则由他们的绍纳仆人吉姆照顾（没有任何白人会穷得没有仆人，就像查尔斯·狄更斯的家人，因为欠债被关进监狱时还带着个小女仆呢）。吉姆不仅救了达芙妮的命，也拯救了她的精神，像一块善良理智的石头，让孩子们紧紧攀附着。
当一个体面男人要求达芙妮的母亲和他一起离开时，母亲毫不意外地同意了，并带走了自己的新生婴儿，但将其他三个孩子留下了，她相信他们的父亲第二天会出现。因为她觉得，如果没人了，他总该出面应付这种情况了吧。但他并没有出现，三天以后，家里就断了食物，吉姆只好将他们送到最近的警察局。他们从此再也没见过母亲，却不幸被送到了姑姑手中。她和自己的哥哥别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虽然不会读书，她却具有一种冷酷无情的素质，并因此经营砖窑发了财。她收留孩子们，只是因为“要不然邻居们会怎么议论”，然后就拿他们撒气，把他们送到厨房干活儿。但在那里，他们又一次被一个非洲男人，也就是她的厨师给救了下来。他非常善良，教给了他们保持良好举止的所有常识及一种令人舒服的嘲讽态度。姑姑一直称呼他们为“废物点心”。
在达芙妮二十多岁之前，她的生命里所发生的，都是一长串贫困和令人不安的事件，其中只有一件好事：她被送到了教会学校。从一开始，这个孩子就抓住了她遇到的每一点滴的好，每一次人们对她的善良，每一个学习的时日，每一个区分粗与细、愚蠢与智慧、丑陋与美丽、卑鄙与慷慨的机会。尽管她也会为没钱付账单和没有像样的衣服而感到痛苦的尴尬，但学校对她来说依然是快乐的盛宴。当然，她并没有如很多遇到难以置信事件的人那般戏剧化地讲故事，而只是如实说出了所发生的一切，并对自己遇到的好运感到由衷欣喜。但读者能看到，这个本该受到重创的人内心深处如此强大，只要有一个最小的开口，就可以让她变得快乐和美好。
我爱这本书超过了莫里斯·斯托克写的那本，而且我喜欢这两本书的理由，都不是因为他们写得好（尽管从书写目的的角度，这两本书都写得足够好），而是因为这两个人。他们让我再次感受到书籍对我如此重要的核心原因，不是因为我自己感受到写作艺术的欢愉（尽管这也已经非常棒了），而是因为书本能带我远远超出自身经历的狭隘界限，极大地扩展我对生活复杂性的认识：它充满了黑暗，以及，感谢上帝，还有那一直艰难跋涉的光明。
第11章
尽管从1946年到1984年，安德烈在办公室管理上的主要手段一直是威胁我们厄运即将来临，但厄运真正来临时，他却迟迟没有意识到。长期以来，他更愿意将公司的症状解释为“暂时的低迷”。
我们出版社的倒闭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主要由两件事共同促成：一是愿意阅读我们主要出版物的人数减少，二是经济衰退。
英国货币单位，1970年之前，1英镑 = 20先令 = 240便士。 自从我们开始经营以来，书籍的发行成本一直在持续上升：最早是8先令6便士 一本小说，后来变成了10先令6便士，然后是12先令6便士，接着是15先令（这似乎是个特别令人震惊的跳跃），之后便快速突破了迄今为止难以想象的1英镑屏障。（如果此时某个巫婆告诉我们很快会涨到8英镑、10英镑、12英镑、15英镑、20英镑，而不是以先令计价，我们会怎么想？）每次涨价后，人们依然会买书，但这类人的数量并不多。只要有人说我们的书销量减少不是因为价格上涨，而是因为别的因素，安德烈就很不耐烦……一切确实变得更贵了，这就是生活，人们已经习惯了。可是在我看来，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除了我们，别人也做过多次尝试，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还推出过“文学类”第一批小说的廉价版本，但价钱便宜也并没有卖得更好。
买书的人（不包括那种买实用性操作指南类图书的人们）分为两类。一类人买书是因为他们喜欢书籍，可以从书中得到点什么；还有一类人是将书籍当作众多娱乐方式的一种。第一类人规模较小，他们会不断阅读，就算不是永远，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日子里，也会一直读下去；第二类人则还需要争取，畅销书就是因为这类人而出现的，只是因为有人说某本书很特别就能引发风潮，但这同时会让出版商很头疼，因为读者会变得越来越难争取和讨好。
布克奖就是考虑到第二类人的需求于1969年发起的。它通过给一本书颁发令人印象深刻的奖金来提高图书类新闻的质量，普通读者们则张耳细听。它对提名的书籍销量有一定作用，但一直以来的期望其实是，人们在购买了头几名获奖书籍之后，会“转而”购买其他普通书籍，然而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期望得以达成。还有一种试图激发更广泛公众意识的努力，如推出“读书最棒”这类口号，到了现在，人们依然可以看到书商赠送的手提袋上印着此类信息，但这种广告，不感兴趣的人根本就视而不见。
情况正在缓慢地变化着，以至于在尚未察觉之时，第二类人就已经漂浮到另一个世界了。几代人慢慢成长，发现图像比文字更有意思，在计算机空间漫游比用手指翻书更令人兴奋。当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仍在阅读，但人数已越来越少，越来越没人愿意费心去挖掘一本哪怕只有点滴阻力的书。尽管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人愚蠢，但他们其实并不比我们更愚蠢，他们只不过在享受不同的事物罢了。尽管与我们类似的出版商会继续与第一类人保持愉快的关系，并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也经常与第二类人打得火热，但出版商认为有趣的内容与更广泛的公众认为有趣的内容之间，差距一直在扩大。
艾伦·莱恩（Allen Lane，1902—1970），20世纪最著名、最重要的出版人之一。1935年，他创立的企鹅出版社尝试以用一包烟的价格将经典书籍出售给千百万普通民众，由此开启了世界出版史的一次重大革命。 当然，进入20世纪80年代时，我曾觉得我们应该对此做点什么。看看30年代的艾伦·莱恩 ，他就想出了企鹅出版社的点子，那不也是为了满足需求而进行的出版革命吗……我们就不能以不同的方式做点儿类似的事儿吗？皮尔斯和我偶尔会讨论一下（安德烈则从不会为这种无谓的推测而烦恼），但始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皮尔斯认为我们应该减少小说，寻找必要的、严肃的非虚构类出版物，他说得对，但知易行难。我的大脑则一片空白，我太固执于自我的方式，不想做出任何改变，这是我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出版自己喜欢的图书，想到改成任何其他类型的书，就觉得可怕。所以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这一定或多或少也是安德烈在烦躁中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