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药物史上最著名的药源性伤害事件。1957年，沙利度胺片剂以商品名“反应停”（Contergan）作为新型镇静催眠类非处方药在德国上市，其广告语声称“安全无副作用，孕妇及儿童均可服用”，因此被广泛用于妊娠妇女的早孕反应。直到1961年，澳大利亚一位医生发现沙利度胺对灵长类动物有很强的致畸性，沙利度胺才从全球范围内紧急撤市，但已造成上万名新生儿患海豹肢畸形，以及不计其数的流产、早产和死胎现象。亚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1938— ），英国工会和政党领导人。他于1981年至2000年领导英国矿工工会。他任工会主席期间领导的1984—1985年英国矿工大罢工是英国工会与政治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 其他五本“洞察力系列”书籍分别是：一本以尼克松为例对美国总统选举的详细分析，一本令人毛发倒竖的描写金融巨头伯纳德·康菲尔德的起落人生的书，一本关于1973年中东战争的概览，一本关于沙利度胺事件 的内幕，以及关于撒切尔、斯卡吉尔 和矿工故事的《罢工》（这是该系列的中后期作品，与之前的书籍相比较缺乏活力）。这些书全是由一群非常出色的记者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共同写成，其中主要包括布鲁斯·佩奇、大卫·雷奇、菲利普·奈特利、刘易斯·切斯特、戈弗雷·霍奇森和查尔斯·罗。他们都是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个办公室里进行创作，书中充满真实事件的震荡，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置身其中写出这些精准语句的。皮尔斯·伯内特为我们编辑了这些书，他告诉我，在他漫长多样的出版生涯中，没有比这更有趣的经历了。
尽管安德烈有收集“方钉子”的“前科”，但更多时候他当然还是会选择“圆钉子”，皮尔斯可能就是其中最圆的一个。我认为他之所以被招进来，是安德烈阵发性地梦想将其虚幻的秩序和方法强加给编辑部的另一次尝试。但皮尔斯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里，一直就只扮演了一个编辑的角色，尽管如此，他的务实、敏锐及努力工作的惊人劲头很快就获得了安德烈的认可。除了给编辑部安个经理的梦想外，安德烈还一直酝酿着另一个梦想，那就是期望给自己找个得力的左右手，至少能承担部分计划、谈判和计算的工作，以减轻自己肩上的负担。他最近曾两次尝试从外面找人，但都没成功，而我们作为旁观者，几乎没人愿意为他的成功赌上哪怕一分钱。但现在他似乎突然明白，他所需要的人可能近在眼前。他犹豫了，事情似乎容易得让他感到不适，但随后他就做出了决定，于是，皮尔斯搬下楼，搬到安德烈办公室旁的小房间。这个终于出现的左膀右臂，可能是全伦敦最难对付的男人。
皮尔斯为我们做的最叹为观止的事，是他第一次访问纽约就带来了彼得·本奇利的《大白鲨》，他平时其实不太精通小说。从1979年到1981年，一份以他为标记的小书单出现在我们翼下，主要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书籍。到了现在，他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奥拉姆出版社，他与比尔·麦克里迪（我们曾经的销售经理）和希拉·墨菲（我们曾经的宣传经理）一起经营，关注的范围更广，但仍然避开了小说，否则，它将最接近“多伊奇之子”，甚至比以我们的名字命名的出版社还要像。
*
卡梅隆·多杜（Cameron Duodu，1937— ），旅居英国的加纳小说家、记者、编辑，代表作为1967年出版的小说《喋喋不休的男孩们》（The Gab Boys）。恩克·恩万克沃（Nkem Nwankwo，1936—2001），尼日利亚小说家、诗人，小说《我的梅赛德斯比你的大》（My Mercedes Is Bigger than Yours）出版于1975年。 在20世纪60年代，安德烈在非洲的冒险经历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活动之一。1963年我们曾发表了一份公告：“我们自豪地宣布，我们正在与AUP（非洲大学出版社，在拉各斯）密切合作。这是自由非洲的第一家本土出版社，该出版社刚刚于今年四月在拉各斯宣布成立。AUP的出版物主要为了满足尼日利亚的大中学需求，因而大部分为教育类书籍，但同时也会有普通书籍清单，而这份清单上可能会吸引尼日利亚以外读者群的书籍，将由我们出版社同时出版。”两年后，针对肯尼亚的东非出版社，我们也发布了类似公告。这两家出版社都是由安德烈创办的，他在当地找到了资金和编辑委员会，还为每个出版社配置了经理。其结果是我们获得了一些优秀的非洲小说家，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卡梅隆·多杜的《喋喋不休的男孩们》 和恩克·恩万克沃的《我的梅赛德斯比你的大》 ，还有一些有关非洲政治和经济的很有见地的书籍，安德烈还享受了一些激动人心的旅行。其中一次恐怕有点兴奋过头，他在聚会上遇到一个非常诱人的年轻女人，于是打算带她去拉各斯附近美丽的海滩午夜漫步。俩人刚从他租的车里下来，安德烈就被两个带着长刀、衣衫褴褛的大个子按着跪倒在地，脸被按到了沙子里。他们撕开了安德烈的裤子口袋，去取他的钱包和车钥匙。这时要不是另一个衣衫褴褛的大个子男人从黑暗中现身干预，他很可能就受伤了。小偷逃跑了，年轻女人歇斯底里，而他们远离市中心，附近也没有电话机……安德烈只能让救他们的那个人带他们去最近的警察局，但到了那里，他们全部被立即逮捕了，警察开始殴打那个可怜的救他们的人。安德烈花了四个小时才说服当局了解了事实真相，并安排自己搭车回城。他身无分文，想贿赂也没钱，也无法给救他的人任何酬谢金。第二天，他把酬金送到了警察局，但他也非常确定钱到不了救他的人手里。
不过，他在非洲的大部分经历都是愉快而富有成效的，对于他先人一步深入拓展新解放国家出版业的兴趣，我非常钦佩。我们行业中的大多数人都属于自由派，为顺从帝国权力感到内疚，并对随着战争结束英国开始放弃其所谓的海外“财产”而感到高兴。许多人真的很想听听那些国家的作家们在获得自由之后想发出的声音。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与年轻的白人相比，黑人作家的书或许更容易被伦敦的出版商接受，并在出版后获得良好评论。
当然，除了文学和政治兴趣外，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毕竟，世界上有大量的印度人、非洲人和西印度人，这些都是无法估量的潜在阅读群体。而当时除了印度可以小规模出版图书外，其他地方都无法自己出版。当然，没有哪个英国出版商会愚蠢到认为目前或几年内就能进入这个巨大而有潜力的市场，哪怕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在可预见的未来，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容易。我们可以感觉到，自由就意味着进步，因此不管多缓慢，那里的市场肯定会扩大。因此一开始就能介入非洲的出版业不仅有趣，从长远来看，也必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商业决策。有专门教育书籍清单的朗文出版社以及麦克米伦出版社，都非常明智地应对了这种情况，既对客户有所帮助，也给自己带来了利润。而在所有出版商里，安德烈的做法最为浪漫，他认为，与其向尼日利亚和肯尼亚提供英国出版的书籍，不如帮他们发展自己的出版业。因此我们就成为他创办的两家非洲出版社的股东，但并不是主要股东，他的股份对出版内容并没有发言权。这真是个慷慨的事业，有一段时间尽管粗糙，但也还能运作良好……
勒内·杜蒙（René Dumont，1904—2001），法国农学工程师、社会学家和环境政治家，是最早使用“développement durable”（可持续发展）一词的人之一，被看作“法国绿党”的鼻祖。代表作《在非洲错误的开始》（False Start in Africa）。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1922—1999），坦桑尼亚建国后的第一任总统，执政超过二十五年。 哎，可惜历史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在有关非洲事务的非虚构类书籍中，尤其是法国农学家勒内·杜蒙 写的那些我们引以为豪的书中常闪现的明智且雄辩的思想，都已经烟消云散了。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 曾为他政府的每一位官员订购了一本杜蒙写的《在非洲错误的开始》，说不定早就被扔进维多利亚湖了。在60年代，所有预见到杜蒙警告的危险不可避免的观点，都不仅是失败主义，而且是彻底错误的。
现在我很疑惑我们是否在内心深处真的期望历史发展得比实际的速度快，因为我们都是帝国崩溃的见证人，却从没有停下来思考为什么崩溃总是比建立的速度更快……还有，我们到底期望那个大陆上的众多部落社会建成什么样子？因为其中许多部落的根基或多或少已经因欧洲入侵而遭到了破坏。也许我们所关心的，就像美国对尼日利亚油井的投资，过去和现在，都只不过是新殖民主义的一个方面而已。
汤姆·姆博亚（Tom Mboya，1930—1969），肯尼亚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 安德烈和皮尔斯（在一定程度上）主要负责处理非洲业务。我与非洲的唯一一次接触，是我们与东非出版社联合出版汤姆·姆博亚 的一本书时，当时他为了新书发行来到伦敦。出于一些原因，安德烈无法去机场接他，但他觉得只派一辆豪华轿车去显得不怎么礼貌，于是安排我代替他去接机。我比他更清楚在一名肯尼亚VIP眼里，一名长相古板的中年妇女作为接机者的价值，但安德烈对我的顾虑不屑一顾，我只好屈服。结果从希思罗机场到姆博亚下榻酒店的路上比我预期的还不愉快。几乎全程，他和他的随从们都在用混合着大量窃笑的一种一听即知的即兴暗语来讨论，要如何以及在何处能找到可操的金发女郎。但这件小事并没有妨碍我为我们与非洲的联系感到高兴，我依然认为它为我们的业务增添了价值。
尽管我自己没去过非洲，但我去了加勒比，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唯一的“福利”，但因为非常隆重，所以我也不会抱怨。在我们的几位加勒比地区的作者中，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由两个岛屿组成的国家）的总理埃里克·威廉姆斯，他写了《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以及《从哥伦布到卡斯特罗》。这类书必要的编辑咨询其实是可以简单地通过信件完成的，但安德烈是个喜欢收集免费赠品的人。他将旅行视为一种挑战，挑战的目的则是不用付钱就可以去他想去的目的地。必要时，他也会接受升舱而非免费飞行，如果他代人行事，甚至会接受邀请进入VIP休息室，但要是花公司的钱，连经济舱他都不愿经常批准。代人行事给他一种舒适的慷慨感，所以埃里克·威廉姆斯的校样一到，他就建议我带着校样去西班牙港。这让我大吃一惊，他还从埃里克那里搞来了免费贵宾休息室和头等舱待遇。为此，我不得不乘坐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包机到达纽约（当时这可是一项相当复杂而冒险的业务），但从纽约到西班牙港，一路就有香槟相伴了。而且一旦抵达目的地，在与那个淡漠疏离、几乎全聋、唯一交流方式是演讲的人进行了短暂交谈后，我的日子就基本上是在度假了。
甚至假期的头几天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们正在为游客写一本介绍那个岛的书，多巴哥最大酒店的老板没弄清“出版”和“宣传”有什么不同，于是就邀请我下榻他们酒店。这是一家非常豪华的酒店，但入住的大多是老人。男人们整天在可爱的海滨沙丘球场打打高尔夫，女人们则坐在游泳池旁。距离他们一箭之遥便是美丽的大海，海面泛着祖母绿和浅蓝的波光，还有鹈鹕在上面捕鱼，但他们显然都对此无动于衷，菜单上宣传的“热带水果”，端上来却是葡萄柚。我沮丧地回到自己漂亮的房间，读到门后贴着的酒店价格表时，心情就更糟了。我当然知道我是作为客人入住的，但也确实没人明确说明过，“假如我不是应邀嘉宾可怎么办？”这个问题在我脑中闪现，要真的不是，我就只能像个贫困的海员一样被丢人地运回国内了（小时候父亲曾告诉过我，领事馆对在国外没钱的人就是这样干的）。所以第二天一早，我怀着这种非理性的担忧穿过灌木丛，幸运地来到了多巴哥的公共海滩。
这是西班牙港政府在岛上投入的华而不实的支出。多巴哥四周都环绕着向所有人开放的美丽海滩，本来更该将钱花在诸如修路之类有用的事情上。根本就没人去公共海滩，它的经营者伯内特先生非常无聊，一看到我就迫不及待地邀请我去他的小办公室，在阳台上与他及其助手喝一杯。我跟他说起我对大酒店的担忧，问他：“你确定岛上没有普通人住得起的酒店吗？”一阵短暂的沉默，两个人都避免眼神交流，这时我尴尬地想起，这里的人们口中的“普通人”，是用粗鲁方式表示“黑人”的意思。然后伯内特先生好心地按我的意图接受了这个词，回答说当然有，他的老朋友路易斯先生刚好打算在本周开个旅馆，他会立即带我去那里。
于是我就成了路易斯先生的“摩尔旅馆”的第一位客人，真像是个梦，一段轻巧得来的愉快经历：这里原来是一座庄园，位于一片美丽的土地上，经营严谨，价格也不贵。路易斯先生估算着来自美国的游客里很快就会有一些黑人或学校教师等，这些人希望得到舒适的安排，但也付不起愚蠢的高价，所以决定迎合他们的需求。我住在这里的第一周，唯一来拜访过的是他的邻居，黄昏时分到酒吧喝了一杯，这简直就和住在私人家里一样舒适，我从没像当时那样喜欢过酒店。
迈克·安东尼（Michael Anthony，1932—2023），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西印度群岛作家，作品主要描写家乡特立尼达的家庭生活。 整个假期都非常愉快，不仅因为这是我初次认识热带海洋、海岸和森林美景，还因为我之前就已经从书本上对这个地方有了诸多了解。我当然一直都知道V. S.奈保尔和迈克·安东尼 写得有多好，但只有当我从飞机上走下来，踏入他们所写的世界，我才能明白好的写作能达到什么程度。有很多时刻，走在西班牙港的某条街上，或行驶在成片的甘蔗林之间或椰子树下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我会忽然感受到一阵难以理解的归家般的刺痛。这让整个旅程比通常的观光更加有趣、动人。在那之后，我总能找到我觉得加勒比地区非“人间天堂”的一面，但尽管它所面临的问题可能很可怕，这个地方依然非常宜人。
时代生活（Time Life），是美国时代公司（Time Inc.）的图书营销部门，成立于1961年，名字取自时代公司的两大基石杂志《时代》（Time）和《生活》（Life）。 20世纪70年代，我们体验了一段奇怪的、最终以喜剧收场的经历，在外人眼里，我们被“时代生活” 接管了。当时“企业协同效应”这个词突然成为各大公司之间的主要话题，在某次纽约之行中，安德烈被说服，如果他将我们出版社的大量股份卖给那家公司，我们将受益匪浅。皮尔斯和我都觉得出售的比例应该在百分之四十左右，但我们其实从来都不知道到底卖了多少。这样做主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理由，在于重要书籍的预付款已经开始飙升，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而有了“时代生活”作为合作伙伴，我们就能跟上企业协同这一潮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