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欧文（Michael Irwin）的《工作秩序》（Working Orders）和《前锋》（Striker），这是我所知道的描写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最好的两本小说，尤其是《前锋》，它讲述了一个足球明星的成败。
查曼·纳哈尔（Chaman Nahal）的《阿扎迪》（Azadi），讲述了一个印度教家庭在印度分裂中所经历的一切，是应该被公认为经典的精彩小说。
梅尔塞·罗多雷达（Merce Rodoreda）的《鸽子女孩》（The Pigeon Girl），是从加泰罗尼亚语翻译而来的极其感人的爱情故事，它讲述了普通的、非政治民众不得不遭遇的西班牙内战的故事。
原书名为Letting Go。原书名为When She Was Good。 在许多读者看来，如果有幸出版了罗斯的第一本书和厄普代克几乎所有作品，那么这两位作家肯定应该在故事中占据主角，但情况并非如此。由于信心不足，我们很早就失去了罗斯，当然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这是可以原谅的。谈到作者名声高于作品名声的情况，罗斯比梅勒尤甚，当他很有天赋的第一部 小说《再见，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时，我们根本没有看到围绕着它的欲望阴霾，所以当时，没人怀疑我们收获了宝贵的财富。然后是《放手》 ，我觉得这本书很棒，但我也同意安德烈的观点，这本书篇幅太长了，不仅是他所说的长了“三分之一”，就算缩减三分之一也还是太长。于是我们互相询问，是否应该向菲利普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得出一致结论，不行，因为太危险了。他的身边围绕着一群嗡嗡嗡的声音，几乎每个人都追捧着他，要是惹恼了他，他肯定会在一瞬间消失。而且，不管怎样，要砍掉内容也不是件容易事，因为这书确实写得很棒，里面的每一条线索都贯穿始终。那部小说大部分由对话构成，我觉得菲利普擅写对话的才华已经冲昏了他的头脑：他太喜欢写对话，完全停不下来。所以我们就按原样接受了，结果，连预付款也没赚回来（想象一下几年后他对我说“《放手》的问题在于写得过长”时我的感受吧）。然后是一本名为《当她很好》 的小说，从一个年轻的非犹太女性的视角讲述中西部的故事，在我看来那明显是菲利普第一任妻子的化身。我从来没和他谈过这本书，所以在这里只是说说我的感觉，我觉得“这本书是一次练习，他试图向自己证明，他并非仅能作为犹太人或作为男人来写作”。读这本书时，我不断告诉自己“必须赶紧有趣起来，必须”，但直到最后也没有趣事发生。
《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美国文库”20世纪百佳，1923—2005年《时代》周刊百佳，销量赶超《教父》的现象级畅销作品。 所以我们认为不能再“钱多了撑的”，需要精确预计销量再来确定给作者的预付款，我认为最多能卖4000册，但菲利普不接受。据我所知，《当她很好》并不成功。他写的下一部小说是《波特诺伊的怨诉》 。
这个空间代表了委婉的沉默
另一方面，尽管约翰·厄普代克从未成为明星，却也从未令人失望。从出版社的角度看，他是一位完美的优秀作家，了解自己的价值，同时对出版业和图书销售的现实了如指掌。从个人的角度看，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有趣、逗乐、不张扬，懂得保护自己的隐私又不得罪别人。我非常喜欢约翰，见到他总是很开心，对他有所保留的事情从不妄加猜测，所以关于他我无话可说，除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如果没有他，我们的出版社不会这么成功。
迈拉·希德莉（Myra Hindley，1942—2002），因和爱人及同伙伊恩·布雷迪（Ian Brady）于1963年至1965年期间性侵、杀害五名未成年人而被定罪，该事件被称为“沼泽谋杀案”，于2002年在狱中病逝。 我在大罗素街最奇怪的经历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终却并没有做成一本书。《观察家报》当时退休的编辑大卫·阿斯特和曾担任过监狱牧师并做过迈拉·希德莉 法律顾问的卫理公会牧师蒂姆斯先生，希望迈拉写写自己在“沼泽谋杀案”中所担任角色的真实描述。蒂姆斯先生的动机是，作为基督徒，他相信通过忏悔可以得到救赎。他希望——正如一个处于他那个位置的男人所应该希望的——看到这个女人通过检视自己最黑暗的罪恶感来拯救她的灵魂。我不确定大卫·阿斯特是否在拯救灵魂方面的想法与他保持一致，但大卫相信，如果她能找到自己行为的真正根源，就能为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这两个男人的鼓动下，她写下了自己的童年，以及遇见伊恩·布雷迪、爱上他、开始和他一起生活的故事，但快写到谋杀案时，她卡壳了。她需要帮助。她需要一个编辑。
于是大卫·阿斯特邀请安德烈和我到他家去见见蒂姆斯先生，同时讨论此事。当时汤姆·罗森塔尔刚刚加入我们，还处于他收购我们出版社的第一阶段，他和安德烈正在联合管理期，所以他也知道这个提议。我们对这件事的反应很典型：汤姆的反应是直接而简单的，他不想和这个怪物女人有任何关系；安德烈觉得很不舒服，但很尊重这个建议，因为他非常钦佩大卫·阿斯特，觉得他的任何建议都必须认真对待；我的心情则是沮丧的同时混合着无法抑制的强烈好奇心。当我们和那两人讨论这件事时，我越来越确定我并不想做。但是，在阅读了他们说服她写的材料后，我准备将我的决定推迟到与她见面以后再做。她写的东西简单、聪明，清晰地表明了一个雄心勃勃、没受过多少教育、觉得自己比家里其他人有趣，却沮丧地无法找到任何证明自己的办法的十九岁女孩，根本不可能不回应她在工作场所遇到的那个男人。那个几乎看不上任何人的严肃内敛的男人，选择了她，向她介绍了她所认识的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尽管可怕却引人入胜的书，他还相信，必须超越那支配大多数人蝇营狗苟的琐碎思虑。很容易推导出的结果是，爱上那个男人的女孩很快就会开始感到拥有特权，并享受到通过蔑视普通人对行为的胆怯限制而获得的优越感。因此，当她遵循这一路线走到最后那骇人听闻的结果时，她根本无法面对，这一点并不奇怪。我不觉得有人能帮助她做到这一点，也不觉得任何人应该尝试帮助她。但要是有机会见见她，我还是愿意的。
蒂姆斯先生带我去了监狱，这是一座现代化监狱，四周不是高墙，而是高高的网状围栏，透过大小正常的窗户，能看见外面的草和树木。这地方唯一奇怪之处在于看不见其中的居民，没人穿过草坪，也没人从窗户探出身子。除了大卫·阿斯特、安德烈和汤姆之外，应该没人知道我在那里，但我进去了还不到十五分钟，一家报纸的代表（应该是邮报吧，我不太确定），就打电话给出版社的办公室，询问我们是否要和迈拉·希德莉签约一本书。后来有人告诉我，这类事情总是发生，无论希德莉被关押在哪里，似乎随时有人准备让媒体了解正在发生什么。对英国媒体来说，即使在惨案发生的二十二年之后，迈拉·希德莉仍然被看作“神圣的怪物”，她“尾巴”最轻微的抽动都会引发宗教仪式般的狂热。
我在一个房门敞开的小房间里和迈拉·希德莉待了大约一个小时，门外坐着个满脸写着无聊的女典狱官。如果我不知道对面的女人是谁，我会怎么看她呢？我应该会喜欢她吧，她很聪明、反应灵敏、幽默、有尊严。如果此刻有人告诉我，这个不知名的女人已经在监狱里待了二十二年，我会感到惊讶：身处如此境遇的一个人，为什么看起来完全没有久经监押的感觉？
当然，我们谈到了写作，她刚从开放大学获得了英语学位，还谈到了她皈依天主教的事。她谈起了被媒体一直盯着有多么可怕，缺乏智力对话的日子是多么无聊，谈起她所谓的“我的老男人们”，即朗福德勋爵、大卫·阿斯特和蒂姆斯，她显得轻浮而不是充满感激。开始时，她讲话的速度比平时稍慢，我有些怀疑她是否在服用镇静剂，蒂姆斯先生说确有其事，她本就应该服用。自从她同意与警方一起去沼泽，寻找布雷迪埋葬的一名从未找到过的受害者遗体时，她就应该按要求服用了。一个小时谈话结束时，她的语速已经很正常，我们能容易地持续交谈。我仍然喜欢她，但我非常确定不会做她的编辑。
理由有两个：首先，除了从事件里已经推断出的结果，我不相信这样的书能教给人们什么东西；此外，我也不相信强迫迈拉·希德莉写这本书能对她有所帮助。我不是蒂姆斯先生那样的信徒，所以无法了解她的灵魂。要想从罪恶中疗愈，我能从“理解所有就是原谅所有”的角度来设想，但这个女人，就算强迫她彻底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也不认为她能够获得原谅。当她做了那些事情后，并不像伊恩·布雷迪般最后精神失常，尽管她很年轻，但她不仅是个成年人，还是个聪明人。在我看来，有些极端的道德缺陷是无法原谅的，当施坦格尔面对有关自己的真相时，他说“我应该去死”是正确的，然后他有幸死了，当然这种结果是靠不住的。根据英国的法律，迈拉·希德莉被判与她的所作所为共存，然后她为自己精心设计了一种看似摇摇欲坠的生存方式：承认有罪，但通过夸大当年的自己太年轻，受到布雷迪影响并最终受其胁迫来模糊自己的罪行，并因此受到了关注。如果让她再次以正常成年人的身份去经历这些她曾经真实经历的谋杀，最后她说“我应该去死”或完全崩溃，对我来说，倒也不是不可能。但社会能得到什么？什么也没有。因此，如果我帮她撰写了这本书，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我们就在如同跟自己都鄙视的地沟新闻般的、邪恶的色情内容做交易。不，不能这么做。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代表作《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1917—2007），美国最具声望和争议的重量级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和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约瑟夫·P.拉什（Joseph P. Lash，1909—1987），美国政治活动家、记者、作家，埃莉诺·罗斯福（罗斯福总统的夫人）的密友，代表作传记作品《埃莉诺和富兰克林》（Eleanor and Franklin）获普利策传记奖和美国国家图书传记奖。《人间游戏》（Games People Play），出版于1964年，人际关系心理学类书籍，被认为是最早流行的心理学书籍之一，作者埃里克·伯恩（Eric Berne，1910—1970），出生于加拿大的精神病学家。乔治·普林顿（George Plimpton，1927—2003），美国作家，《巴黎评论》的创办者之一。丹尼尔·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1945— ），犹太裔法德政治家。贝尔纳黛特·德夫琳（Bernadette Devlin，1947— ），爱尔兰民权运动领袖。 我们大部分非虚构类作品都是安德烈访问纽约的结果，如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的经济学书籍，小阿瑟·施莱辛格 关于肯尼迪总统任期的书，约瑟夫·P.拉什 的两本关于罗斯福的书。他还收获了许多出人意料的书籍，如埃里克·伯恩关于沟通分析的书（即当时非常时髦的《人间游戏》 ），乔治·普林顿 关于自己在不同职业运动员各自的领域迎战他们的有趣故事，以及海莲·汉芙那本《查令十字街84号》，是她与一位伦敦书店店主的书信集，其创造的成功堪称奇迹。匆匆出版丹尼尔·孔—本迪 和贝尔纳黛特·德夫琳 的作品，是源于安德烈对世界上发生的任何偶然事件的快速反应；发现基塔·瑟伦利的书则是因为安德烈无法在读报纸的同时不问自己“这里面会有选题吗”；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书则来自安德烈与老朋友乔治·威登菲尔德的一时兴起，他们几乎每年见面都要讨论合作问题（比如共用一间仓库），但总是没有结果，只有一次神秘的例外，就是联合出版波伏娃的书。正是安德烈启动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洞察力系列”中这些有趣又能盈利的书籍。
20世纪最大的间谍案之一。英国人哈罗德·菲尔比（Harold Philby，1912—1988）,毕业于剑桥大学，1934年在维也纳加入苏联情报机关成为情报员，1937年打入英国秘密情报局，在英国新闻界承担多项重要工作，直到1963年身份暴露逃到莫斯科，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88年去世。他在近三十年中为苏联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引起西方新闻界的轰动，被称为“20世纪最可怕的间谍”。 在20世纪60年代，哈罗德·埃文斯以《星期日泰晤士报》最鼓舞人心的年轻编辑而闻名，并将这份报纸带入了调查新闻的前沿。他的文学编辑伦纳德·罗素是尼克的老朋友兼安德烈的新朋友。他于1967年某天打电话给安德烈，咨询该报刚收到的报价。当时“洞察力小组”正在调查“菲尔比间谍案” ，他们觉得能就此写本书，乔治·威登菲尔德愿意付10000英镑，他想问安德烈认为这个报价是否合适。“不，”安德烈说，“我给你20000英镑。”于是，“洞察力系列”就这样开始了。
指盖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林，与菲尔比同属于“剑桥五杰”，“剑桥五杰”指的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五位出自剑桥的苏联情报局间谍。 我们对菲尔比有一种轻微的“此人属于我们”的感觉，因为他是在伯吉斯和麦克林 叛逃到苏联之后，同时他的间谍身份又尚未被揭露之前这一奇怪而不确定的阶段中被介绍给我们的。从1949年开始，菲尔比一直是在华盛顿工作的顶级英国秘密情报人员，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保持联络。他和同事伯吉斯一样，表面上都是英国特工而暗地里又都是苏联间谍，在华盛顿时，他甚至让伯吉斯和他一起住。后来他被召回伦敦接受调查，尽管没有找到任何对他不利的证据，但他的上级非常不安，要求他辞职。之后不久，尼克的一个名叫汤米·哈里斯的朋友——也曾是英国特工，后来成为富有画商——找到并建议我们委托菲尔比写写自己的人生经历，因为这个可怜的家伙现在丢了工作，身无分文，而且他辞职后流传的各种不公正谣言里，其实也没什么实质内容。汤米·哈里斯带他去见了尼克和安德烈，他们都觉得他和蔼可亲，令人难忘，这也是大多数见过他的人对他的印象，于是我们与他签约，同意先付一笔预付款，让他在写作期间维生。当然，他最后什么也没写成。我印象里最后是汤米·哈里斯归还了预付款，他说菲尔比之所以未能写成，是因为当他动起手来，才发现自己不是个作家。又过了五年，真正的理由浮出水面，原来这段时间他失踪去了苏联。虽然一个敬业的职业间谍很有可能过着充满欺骗的生活，只有通过不断实现特定目标，以及感觉到自己比敌人更聪明来获得回报，但真要去写一本书，累死累活去编一个自己无法赋予其真正意义的故事，实际上应该极其无聊。只有菲尔比真实的内在显现出来，他才能够将自己认为的真实生活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