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我和他心爱的这个女人碰头的次数不超过几十次，因为安德烈坚持说她很嫉妒我。这也并非不可思议，我比她小十岁，与安德烈兴趣相投，每个工作日也和他在一起，但随着岁月流逝，这可能性就越来越低了。当他对着八十岁的我和九十岁的她说出这句话时（他确实也这么做了），只不过是一个男人僵化虚荣心的下意识抽搐吧。更有可能是，她无意关注她爱人身边的各色人等，因为我相信她从未见过他母亲（但凡认识玛丽亚·多伊奇的人，都不会为此责备她）。
任何一段像他们这么长时间的关系，一定会起起落落，在卡莱尔街的日子里，安德烈就发生过两次被嫉妒左右的情况。就我所见，两次都没什么充分的理由，当然，如果实在要找，也不是找不到。因为这两次，除了崩溃成快融化的悲伤果冻外，他还连续很多天都无法思考，也无法讨论其他任何事情：“发生这种事，你怎么还能指望我考虑印量的问题？”考虑到他一向对别人工作投入度的要求，这真的很难接受。他连续好几个晚上都致力于所谓的“开车兜风”，这其实意味着某种“间谍”活动，还坚持需要有人陪他“开车兜风”，没完没了地在他认为她可能会出现的餐厅周围转来转去，如果没能在她必经之路上抓住她，他就会去他怀疑的情敌居住的街道上开着车来来回回，希望（或害怕）看到她的车停在那里。但其实他从没找到过她的车，否则我早就知道了，虽然我很快就“罢工”不去陪他兜风，觉得这行为既恶心又无聊，但总有其他不情愿的人们接替这份工作，于是我就会不断听到关于每个晚上发生事情的详细报告，伴随着痛苦的抱怨。
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必须倾听呢？如果是现在，我自然很快会找到办法，摆脱这种极度无聊的煎熬，但当时我觉得，作为朋友就应该倾听……我想，一定程度上这并不错，但是，想要在真正需要同情和贪婪的自我放纵之间划清界限并不容易。我能够也确实做到了划清界线，但我觉得安德烈没办法控制自己，一定会越线，所以我必须忍耐。我还记得自己有一次特别不耐烦，但还是想着：“坚持住，别发作，要是他知道我的真实感受，我们的友谊还怎么持续？”
然而最终，情绪还是粗暴地爆发了，但不是我，是安德烈不耐烦。
大约就在他经历那场嫉妒心大发作，也就是尼克崩溃之前，我爱上了一个男人，当对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就鼓足勇气告诉我他并不爱我。即便如此，我还是很感激他的诚实，因为经验已经教会了我很多关于心碎的事实，我也知道没有希望才能最快治愈。错误的善意哪怕让我抱有一丝希望，我也想抓住它，于是痛苦就会被延长，但这个人（这个我恢复后仍然非常喜欢的亲爱的人）让我无法欺骗自己，所以我才能毫不拖延地开始好转，最终也没有留下疤痕。但尽管过程平稳，却也没这么快，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除了工作，我没有其他用以摆脱悲伤的办法，所以我的夜晚常常是凄凉的。
而另一方面，安德烈和他的爱人、尼克和他的妻子芭芭拉，则享受着所有该享受的夜晚。他们组成了四人帮，每周两三次一起去剧院、音乐会、展览或电影院。“我真希望他们有时会邀请我一起去”，在一个特别沉郁的夜晚，我这么想着，而且很想知道如果我向安德烈这样建议，会不会显得我太纠缠。这种做法确实与我的个性格格不入，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的爱情烦恼留给自己，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想到我也需要在别人的帮助下振作吧。如果他知道……我们毕竟是朋友啊，想想我为他倾听的所有爱情烦恼，想想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所有“开车兜风”的时光！当然，毕竟我可以说服自己承认正在经历着糟糕的日子，偶尔与他和其他人一起看场电影也是非常好的。
于是我确实这么干了，无数次想着搞砸了就砸了吧，然后用一种沉闷、不自然的声音向他提议。结果他非常生气：“哦，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自怨自艾了！”
第10章
费伯书局（Faber and Faber），1929年于英国创立的独立出版社，以出版文学作品为主，迄今为止，在费伯出版过的作家名单中，已经有十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六位英国布克奖得主。埃里克·帕特里奇（Eric Partridge，1894—1979），英语词典编纂者，以编纂英语俚语词典《俚语和非常规英语词典》而闻名。A. W. N.普金（A. W. N. Pugin，1812—1852），19世纪英格兰建筑师、设计师、设计理论家，英国议会大厦重建时，哥特风格的内饰设计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1961年，我们买下了大罗素街105号的房子，出版社将在那里度过余下的日子。安德烈选择这里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一幢更大的房子（虽然我们的确需要），而是因为连同这里，我们还一并买下了格拉夫顿图书社——一家专门出版图书馆学书籍的小公司，安德烈认为它会在未来为我们贡献重要的作者资源和收入来源。在创业早期，我们曾毕恭毕敬地看待费伯书局 ，就是因为，正如安德烈经常指出的，他们之所以有杰出的文学类图书作者资源，是因为有不那么“光鲜”的其他作者资源做支持。我觉得他们甚至还有关于护理方面的参考用书，而我们一直都有点担心自己缺乏这种可靠的“后备资源”。烹饪类书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尝试，“语言图书馆”也是，这是词典编纂者埃里克·帕特里奇 为我们设计的一系列有关语言本质和历史的书籍，一开始完全由他主编，后来他以顾问身份参与编辑，直到去世为止。格拉夫顿图书社似乎是我们这项政策的适时扩展，他们还拥有一幢漂亮房子，一幢体面但被改建过多次的格鲁吉亚式建筑，上面挂着一块牌匾，写着“建筑师A. W. N.普金 曾居住于此”。我们最初看到这块匾额时，都觉得它实在太大了。它所在的街道单调乏味，迎合了那些身着厚外套和运动鞋，到处追寻文化的游客。但大英博物馆透过其高贵的大门和梧桐树的遮蔽远眺着这里，赋予它足够的尊严，确实是出版社的好去处。
我们在这里安顿下来，享受着对我们来说堪称“美好的”60年代，尽管在我看来，这十年与其他年代也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如果我还年轻，对时尚的吸引力还能做出充分反应，也许会觉得这十年有所不同，但事实上，我只觉得这个词儿纯粹是媒体的发明。我认识的很多人多年来一直睡在一起，也并没有将其称之为“性革命”。简·里斯也同意我的意见，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她第一次来到伦敦时，人们就疯狂地吸毒，和现在唯一的区别是那时报纸上并没有大肆报道。但当然，我们终于觉得自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了，这个事实确实让人高兴。
现在我们拥有了更多空间，容纳了更多人，开始感觉不像个家庭，更像一家出版社了。有一段时间，二十四个人同处一所房子，还没算上包装和发货人员呢，他们总是聚在另一个独立屋檐下，在一位热心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他的家人手中高效而愉快地运转（直到那致命的一天，安德烈抓住了那个深受欢迎的管理顾问的错误，然后他们就变得效率低下，极不愉快了）。印制部门从两个增加到三个，然后到四个；而宣传部门和版权部门都设法说服安德烈，自己需要单独的秘书；儿童读物编辑帕梅拉·罗伊兹硬着头皮承认，她确实需要额外帮助（考虑到她的作者资源的规模和重要性，早就该这么做了）……人力最多时，我们曾使用没有窗户的通道作为房间，而每个真正的房间全都被细分到极致。我的小房间位于整幢房子比较安静的一侧，还能有个窗户时不时看看窗外。我几乎为此特权感到内疚，因为可怜的埃丝特·惠特比和编辑部门的另外三个人，被埋在地下室里已经好几年了。
我经常疑惑，别的比血汗工厂稍好点的企业，是否会对自己的员工强加这种不适。这个国家似乎挤满了人，大多是年轻女性，非常渴望从事与书籍相关的工作，愿意为之忍贫受苦，而我们理所当然地利用了这种情况。我们中少数能拿到与劳动价值相称的工资的，是销售经理、发行经理和会计师，通常这些岗位都是已婚男人，薪水再低他们就不会接受这份工作了。而其他人，尽管一直在我们可怜的土地上蓬头垢面、咬牙坚持……好吧，我们也不是不能离开，但确实没有离开，而且气氛通常还很愉快。
由于从薪水角度，我总是处于中游（1962年后为我们工作的几位女性，确实有意识地争取到比我更高的薪水），因此总觉得自己是雇员，不是雇主。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才拿到每年10000英镑，而且我的薪水最高也没超过15000英镑，不过70年代后期，我确实得到了一辆公司付款买的车（我还记得安德烈一直想说服我，廉价的雪铁龙2CV也是一种“复古”的时尚，但他没有成功）。我们搬到大罗素街时，我甚至已经注意不到“董事”这个头衔对我有任何意义了，每次涉及购买房产、增加或裁减员工、决定书籍在哪里印，以及应该付给谁钱的时侯，安德烈从不假装要和任何人讨论，我也接受了这一现状，只要他愿意和之前一样，听从我关于书的意见就行。
我现在只在一件事情上后悔过自己的这种态度。那就是如果我能自觉是一名高级管理者，而不仅仅是一名员工，我本该让安德烈的管理更加公平有序。比如，我应该说：“废话，我们当然必须给他们买合适的椅子和台灯，就算价格与你刚为自己买的东西一样高，那又怎样？”但我并没有这么做，我只是和其他人一样，忍受着他提供的垃圾货，同时想着“这个卑鄙的老混蛋”，就像一边抱怨恶劣天气一边又不得不忍受的人一样。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美国哲学家，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专业的荣誉退休教授。乔姆斯基的著作《句法结构》被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上最伟大的贡献。 就当时而言，合并格拉夫顿图书社是件好事，但并没有走多远，我们错误地认为，就算我们遇到困难，它所带来的“语言图书馆”也会让我们吃饱。格拉夫顿图书社由克莱夫·宾格利（他后来于1981年从我们手里买下了它）在一个小型咨询委员会的支持下为我们进行管理，他在这个狭窄领域允许的范围内尽全力推动了其蓬勃发展，但除了安德烈、尼克和我，几乎没人对图书馆的技术细节感兴趣，所以克莱夫一定经常感到被忽视。当安德烈将其转卖给他时，我认为也是因为安德烈对它兴趣缺缺，而不是因为它导致我们亏钱，当然，它也肯定从来没有带来令我们怀念的收益。同样，如果我们中的某人关心语言学，“语言图书馆”本可能做得更好（就我个人而言，在牛津大学对这门课程浅尝之后，就很快对其从无知变成了憎恶），它仍然受人尊敬，但实在不够刺激，其实我们本可以成为英国出版界的乔姆斯基 ，但根本没人想过这一点。我们一直到1984年都在继续出版“语言图书馆”，到了将它移交给牛津大学的巴兹尔·布莱克维尔出版社时，我们出版社里几乎没人注意到它的消失。事实上，专业书籍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由专家来做，要给予类似我们投入其他书籍的精力和热情才行。格拉夫顿图书社和“语言图书馆”为我们最美好的岁月做出了微薄但真实的贡献，但当我们看到即将来临的暴风雨时，由于缺乏爱意，它们就成了被抛弃的货物。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 ），加拿大著名作家，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分别于2000年和2019年两次问鼎布克奖，代表作《使女的故事》《证言》等。彼得·本奇利（Peter Benchley，1940—2006），美国知名编剧、作家，代表作《大白鲨》。玛丽莲·弗伦奇（Marilyn French，1929—2009），美国作家，凭借197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醒来的女性》（The Women’s Room）一举成名，出版以来全球销量超过2000万册，堪称“小说版的《第二性》”，对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起到重要影响。莫莉·基恩（Molly Keane，1904—1996），爱尔兰小说家，代表作《品行良好》（Good Behavior），曾获得布克奖提名。毛翔青（Timothy Mo，1950— ），亚裔英国作家，父亲是中国香港人，母亲是英国人，10岁由香港移居英国。曾三次提名布克奖，并获得1999年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代表作《酸甜》（Sour Sweet）。 接下来三十年表现良好的，都是我们喜欢的书。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对这些书的喜欢程度一样，或我们所有人都喜欢所有这些书，我的意思是，这些书或多或少都属于“我们喜欢的那类书”。我们的小说家中，最引人注目的（我将按字母顺序排列他们的名字，以掩饰自己的偏好）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最早的三本）、彼得·本奇利 （所有小说，但《大白鲨》是黄金之选）、玛丽莲·弗伦奇 （她的两部小说，但以《醒来的女性》为佳）、莫莉·基恩 （最后三本书，其中最重要的是《品行良好》）、杰克·凯鲁亚克、诺曼·梅勒（包括但止于《美国梦》）、毛翔青 （前两本）、V. S.奈保尔（他的十八本书，包括非虚构类）、简·里斯（全部）、菲利普·罗斯（前两本）和约翰·厄普代克（包括但止于散文集《零活儿》）。
还有很多其他书籍，其中有些我已经忘了，有些是我欣赏的，有些是我非常喜欢的。所以，我现在打算先插入一份清单，给喜欢在二手书店闲逛的读者们，如果你们遇到以下书籍，别错过，买回家吧。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一个城市。乌拉圭西南部的一个城市。 迈克尔·安东尼（Michael Anthony）的《圣费尔南多 那一年》（The Year in San Fernando）。迈克尔来自特立尼达 一个偏远的村庄，他的母亲很穷，在有机会送儿子去圣费尔南多为一位老妇人工作时，她根本无法拒绝。于是，这个十岁的孩子被送往一个地方小镇，在他眼里却完全是个令人惊心动魄的大都市。这本小说就是基于这段经历创作的，是从孩子角度对生活的真实感人的观察。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1938—1988），美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诗人。中世纪英雄史诗《贝奥武夫》的主人公。 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的《格伦德尔》（Grendel），是来自田纳西州的一部出人意料的小说，雷蒙德·卡佛 曾心怀感激地承认本书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本书是从怪物角度讲述的贝奥武夫 的故事。我在大学期间因为不得不阅读《贝奥武夫》，几乎对牛津产生了反感，所以当一位纽约经纪人向我推荐这本小说时，我非常不愿意打开。但如果真没打开，我就错过了极大的乐趣，那真是非常强大的想象力所成就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