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森笑了：“你看你又来了。感觉这个东西真的只是脑中的化学反应啊。”
她说，涂尔干同时代的人们认为，感觉是一种本能反应，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条件反射。如果试图补充其他东西，那么也得说我们的感觉受到周围发生的好事或者坏事影响。但是涂尔干认为事实不止于此：人不仅仅是一种服从于本能的动物。将人区别于动物的正是人的社会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本能扮演的角色愈来愈少，感觉也愈来愈受到信仰和我们被灌输的思想的影响。
米拉解释道，若想证明这一点很简单。涂尔干让我们想一想在不同地方长大的人。米拉丝毫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的这番话会给自己“挖坑”。刚走进咖啡馆的那个米拉看到此情此景一定会冲她大吼：你干吗要像以前那个还戴这副眼镜的小女孩一样炫耀个不停呢？但是，现在米拉根本停不下来，全然不顾即将步入泥淖。她讲到涂尔干的论证，在某些社会群体中，孩子们在小小年纪就被带离双亲身边，这种孩子和父母之间就没有特别的情感纽带。而在其他地方，家长爱护自己的孩子则是天经地义。这种区别并不是根植于本能—或者大脑的化学反应—而是人们恰巧在这种社会中生活。
“你可能会告诉我，是脑中的神经递质让人们产生了感觉，但是社会学家认为这不是真正的起源。这些责任与义务最初来源于社会，被我们的头脑所接受，促使我们最终付诸行动。这也再次加深了社会烙在我们身上的印记。比如说，在这个咖啡馆里，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把用过的脏盘子放到后面的那个架子上。我们感觉到我们应该这样做，然后按照感觉去执行。那么别人进来用餐的时候，他们看到我们把脏盘子放回去了，也就知道了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这样下来，它就变成了一个人人喜爱的干净漂亮的咖啡馆。”
“我看你可不是，”加里森鄙夷道，“你还吃吗？你要是一直说，我就帮你吃了，而且还不帮你把餐盘送回去。反正我是从来不自己送餐盘。那些服务员拿了薪水就要做事，好吗？”
米拉把自己的餐盘向他那边推了推，继续说：“如果涂尔干在这儿，他会说你还没有学会如何成为社会的一员，而且没有什么道德感。”
“哈哈，我看这是真的，”阿伦在一旁幸灾乐祸，“他这人根本没什么公德心。”
“涂尔干指的不是你说的那种公德心，至少不完全是。对他来说，这种道德感意味着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能是该戴哪顶帽子，或者是不该杀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所有你觉得应该或不应该做的事，哪怕是我们穿哪件衣服、铺哪张床单。”
他俩同时会心一笑，看她拼命从危险的话题中挣扎出来。
“好吧，我知道你们男孩子可能不太在意这类事情。我的姨妈说男生根本没有嗅觉，这当然不是真的。只是男生觉得他们的标准不同于女生—卫生标准不必像女生一样严格。但在有些方面，对待男生的标准也比女生要高得多。”
“比如呢？”
“就比如人们觉得自己被羞辱的时候，”米拉回答道，“男人的感受通常比女人的感受更强烈。这也是同一个道理—在这个情境中，道德感的意义更为宽泛：你应该有的感觉，你应该如何表现。”
米拉此时仍没有完全避开风险，她真的不喜欢涂尔干和他对于道德的执念，但是继续讲自己的论文似乎是她避开风险的唯一途径。米拉只好一鼓作气地介绍，涂尔干曾经说过，这种感觉中必须有道德因素，否则我们压根不会注意到它，若非不得已，我们更不会根据感觉行动。这也说明了这种被置于我们头脑中的道德感是多么强大。通过这种方法，社会可以让我们做更多的事，甚至比用枪指着我们脑门更有效。涂尔干还说，我们其实都发现了这种力量十分强大，难以抗拒，因为在社会面前，每个人都显得太微不足道了。这种力量驱使着我们对抗本能，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甚至有时会伤害到自己。这时米拉灵光一闪，但她光顾着捕捉自己的想法，犹豫的片刻刚好给了加里森插话的机会。
“不感兴趣的事我是万万不会去做的。”
“真的吗？我不信。”米拉轻描淡写，“以后你在能源业大展宏图的时候，我敢保证你常常会感到身不由己，甚至做这些事情时还得穿着不舒服的衣服，这一切只是因为别人对你抱有这种期待。”
“你说得没错，但是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的利益。如果有人付我薪水让我穿西装打领带，那何乐而不为呢？”
“嗯哼，但是当你穿上正装，你就是在识别来自他人的期待，自认为有义务去迎合期待。你穿上西装，就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社会约束。”
涂尔干曾经写道，社会学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义务所在，米拉继续讲道，而社会学家则要准备好研究社会置于我们脑中的全部感觉，哪怕是最司空见惯的部分。如果父母和孩子彼此珍爱，社会学家必须去解释这种爱从何而来；如果人们爱国情绪高涨，甘愿为国捐躯九死未悔，社会学家必须去解释这种情绪而不是一味地唱赞歌。但是还不能止于此。研究这些感觉时，必须注意将内容与影响分离。无论你是否欣赏这种感受，都应当将注意力放在这种感觉对社会关系的影响上。她突然觉得醍醐灌顶，像是某个神经键突然搭上了、疯狂输出电流一样，她按捺住这种激动，决定把这种感觉（如果真的是这样）先搁置在一边，晚一点再接着研究。
“就在不久以前，很多人都觉得送女孩子去读大学没什么用，因为她们的学历缺少价值，最后总归是要嫁出去的。”米拉轻轻地说道，又意味深长地瞥了加里森一眼，“我觉得这个观点对女性很不利，浪费了很多女性的才智，但是，我要说的是，只要人们认同这一点，他们认定女性应该或者不应该上大学，那么它就有助于维护社会团结。”
他耸了耸肩，说：“但是现在很多女孩子浪费着所有人的时间去上大学，社会好像也没怎么样，对吧？社会没有分崩离析，所以你的理论是错的。”
“涂尔干倒没有准确地说明。他认为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很脆弱，所以需要去修缮和维护。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程度越高，社会就越难维系。你看今时今日我和两个我几乎不认识的男生坐在这儿聊天，这种事情也只能发生在现代社会中，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并没有长老或者其他神职人员确保我们的行为是正确的。”
“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那我也OK。”加里森打趣。米拉让他别犯傻，对于涂尔干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人们是从与他人的互动之中收获自己的主意和想法的—大家一起工作，一起祭祀或者只是住在一起—人们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互动，最终得到的也是不同的主意和想法。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每天都会遇到很多人，但是你根本就不认识其中的大多数人—这就是现代大都市的生活。正是这种关系纽带改变着你对于生活、世界以及万事万物的看法。然而如果你住在一个闭塞的乡村里，每天和你打交道的都是那些你认识了一辈子的人，你就肯定不会有这种感觉。在大都市里，人们时常会发现其他人与自己想法或者信仰不尽相同，这是因为大家的生活方式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愈发独立，愈发不依赖传统的信仰和习俗。
“所以，就是这样，分歧也会越来越多—不光是在女性该有什么样的胸怀、理想、抱负上。涂尔干还说，现代社会可能会出现各种应对社会纽带日渐衰落带来的威胁的办法。只有提出解决办法才能促进社会团结，所以现代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提出解决办法。”
涂尔干认为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自杀率、犯罪率都会一路飙升，一系列问题将立刻显现。比如说自杀率高，说明维系社会的纽带正在崩溃：人们失去了那种从传统共同体和宗教活动中收获的强互动。结果就是，他们不知道该去相信什么或者自己想做什么，这就促使了一些人去修复这种纽带。
在闭塞的乡村生活中，你不需要去思考做什么事是对的，只要按照习俗大胆地去做就好了，只要追随着传统，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在城市中，涂尔干说，没有人知道和他们接触的大多数人的名字。人们解决城市社会运行问题的方法是制定一些运行的基本规则。按照这些规则与他人相处，你就可以应付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任何情况。在一些城市的某些地方，比如富人社区或者蓝领聚居区，情况与乡村可能更接近。大家彼此之间都认识，社会关系也分外紧密。但在其他地方，人们团结在一起的唯一纽带就是他们对于应该如何行动所达成的某种一致。涂尔干曾说，人们在城市里不仅需要进行这种反思，事实是，起初只有在城市里的人们才有能力进行这种思考，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以往已经大不相同了。米拉相信这会儿可以歇歇了，那片布满陷阱的沼泽已经被甩开很远，她站在干燥的社会学理论高地，再怎么样也扯不上她和她的家人了。
阿伦问米拉：“但是人们是怎么对这些抽象和概括的规则产生强烈感受的呢？你不是说，社会赋予了我们强烈的道德感吗？你只是说社会需要那些道德感来维系自身—这样人们就不会去自杀什么的—所以你是说那些抽象的东西使人们产生了这些感觉？”米拉很自信：“这就是这个理论的聪明之处了：涂尔干认为，如果你仔细观察当今社会，就会发现人们真的相当重视这些抽象和概括的规则。难道你没有任何强烈的道德感吗？”
加里森插话进来：“我说了，我只对那些对我有利的事情感兴趣。”
“呵，但是要记住涂尔干说的，要谨防将我们的感觉视为理所当然的倾向。你感受不到道德信仰也许是因为你从未在外部审视它。涂尔干也提到在当代，激发人们感觉的是一种叫作‘道德个人主义’的新型道德。我觉得你应该是这种道德的拥趸吧。”
加里森是米拉认识的人中最相信个人独立、渴求某种独特性的人。这正是涂尔干所说的“个体崇拜”的典型例子。在这种信条的指导下，人们无比严肃地对待自己，以至于“个人尊严”成了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指导原则。尽管听着感觉很讽刺，但这的确是一种激发人们强烈感受的道德信仰。
“这或许就是你能一次次口出狂言的原因。你认为个体应该自由地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这种感觉强烈过头了。”
“难道你不认为个体应该拥有自主和自由吗？”
面对他突然的反诘，米拉冷静地强调，她相信思考的自由以及许多受到一定条件约束的自主权利，还提醒他，别忘了他刚刚说过一番米拉到大学钓金龟婿的挑衅言论，所以自己可能比他更加坚定地相信这些原则。
“难道你所信仰的个体尊严不包括女人的尊严？我认为无论男女都应该有自主的权利，至少我会试着从外部审视我的信仰，这样我才能理解它们如何服务于社会。这也正是涂尔干所说的，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信仰。”
“好吧，那么你也同意我所说的咯？按照你的思路，你一定会发现所有人—或许包括女人—都应该被允许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想要多富有就变得多富有，想要多贫穷就变得多贫穷。我知道的大多数人都不会认为这是道德的，不过你说是就是吧。”
这回阿伦也坐不住了，反驳加里森：“不是，你觉得有人富、有人穷这一点没问题，但你真的觉得如果有人利用穷人致富也是可以的吗？”
“是的，只要合理就行啊：如果有人笨到能让我占到便宜，那是他们自己的错。”
“所以你就从他们那里窃取财富？”
“没有啊，我说了，要合理。所以必须要合法呀。”
“对，如果合法，你也不介意被别人以同样的方式占便宜吗？”
“我顾得了自己。我不需要什么特殊的保护。如果别人玩不转这些规则，我说了，是他们的问题。”
“好，那我们就说，假设有人住在你的别墅隔壁—这栋别墅是你用你从能源业赚到的大把钞票买的—但是你的邻居没日没夜地制造噪声，对自己的房子更是不管不顾，周围的环境也被他们弄得又脏又乱，别墅的房价因此缩水。你还会维护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权利吗？”
“我说了要合理—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只要不影响到其他人就行。”
“对啊，没毛病。这些规则对每个人都适用。你说你是在法律庇护之下赚取他人的财富，你只是享受了和别人一样的自由。你的邻居们也一样：正是按照你说的，这里每个人都在按规矩办事罢了。”
他们争执不下，不约而同地望向米拉。她说他们谈到的正是名为道德个人主义的概念。它之所以被称为道德个人主义，说明它并不是过分自私且强烈的个人主义。信奉道德个人主义的这些务实者认为，有限的个人主义可以为我们的行为期待设定一套标准。这种个人主义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的存续，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从社会中习得的。思忖片刻，她问加里森：“如果你聒噪的邻居不肯停下来，让你的生活一团糟，你会怎么做？”
“我不会让他们好过。他们早上起来会发现我断了他们的电。或者我也可以花点钱让他们搬走。”
“好吧，你看你这样做的话：社会就断裂了。你的邻居和你完全不同，即他们和你作息时间不同，他们也不在意如何持家，这时你需要的是道德个人主义。但你并没有这样做，你完全切断社会联结，选择发动一场小小的邻里之战。”
之后米拉问他们是否还记得这场争论的由头。她本想向他们展示涂尔干的理论如何解决人们不再分享相同的信仰和观点这一问题。道德个人主义正是这个理论组织起来的方法，因为在此情况下，人们仍能感知到强烈的道德感，但又不必事事求同。事实上，他们默许分歧存在，相信求同存异。也许这更像是某种道德要求，要求社会成员具有多样性的包容视角。
“那么这也意味着你不需要与他人共享观念，但是和社会的其他人一样，你要知道，大家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观点行事，只要不威胁他人、不给别人造成麻烦就可以了。这个更加基本的信念将社会聚合在一起。这也几乎是我们需要统一的唯一准则。你还记得刚才我们说的劳动分工吗？也需要遵循这个准则。”
米拉继续讲道，传统社会中的每个人有着基本一致的思维方式，生活模式也非常相似，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那种允许不同意见存在的道德感。但在现代社会，人们从事着不同的生计，想法不同也是在所难免的。涂尔干认为，专门化程度越高，就意味着更多的差异。现代社会已经找到了求同存异的方法。如果劳动分工还停留在初级水平，人们根本不需要这种新的团结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