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现代性意味着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它集合了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变化，并创造了非常不同于以往的世界。社会学与现代性密切相关，因为其产生伊始就致力于阐释现代性带来的诸多变化。现代性一方面带来了新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约束和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2. 社会学告诉我们，社会脱离传统基础仍然可以运作—因此我们一直认定的所谓不变的基础不过是维持社会运转所需的一种行为范式。举例来说，曾经人们认为是教会维系了彼此共享的道德，封建主义强迫人们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当这些制度和生活方式逐渐衰落时，人们开始担心个体原子化会造成无尽的混乱。
3. 社会学被称为民主的科学，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学是为了研究公共舆论、大众文化和现代生活的其他方面，以及民主社会而产生的。它向我们阐释了为何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归属感的衰落没有导致社会失范。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不是教会，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是等级制度，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络。社会学昭示了这种新的连结和网络是如何构成的。
4. 生活中，有一些现代的现象被误认为是过时或落后的，比如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刻板僵化的性别角色、严格的种族界限，这些都是伴随着现代性而产生的。因此， 并不能将“现代”一词简单粗暴地等同于“自由轻松”或者“聪明宽容”。
①古希腊神话人物，以完成了十二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闻名。
第二章
在咖啡馆
米拉在咖啡馆等餐，听到远处有人在叫她。两个高年级的男生邀请她一同就餐。
米拉之前跟他们打过照面。壮的那个叫加里森，经济学硕士在读，很是聒噪，是个“杠精”。帅的那个叫阿伦。似乎加里森邀请米拉就是为了和她秀自己的经济学专业能让他在能源业找到一份多棒的工作（他的原话是“在能源业名声大噪”）。他根本不关心米拉毕业之后会找什么样的工作—事实上她不喜欢他说的每一句话。
“你在这儿学习还不就是为了钓个金龟婿？”他看上去就是想激怒她。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也不只有你是这样，”他补充道，“每个人都在待价而沽。你们女人知道，上了大学，遇到‘潜力股’的概率更高。这就是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学生时代不能去赚钱虽然会损失一点，但长期来看，以后多赚点就回本了。你都不太需要卖力学习和工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学社会学的吧？那样的话，你在遇见你未来老公的路上甚至不太需要学习。”
米拉翻了个白眼，反问：“你是不是在挑战我的耐性？”
“所以社会学到底是学什么？社会学家总是说人们‘被剥削’‘被压迫’，生活得水深火热？说得好像我们应该可怜那些又懒又笨的失败者一样。”
米拉并不是很想在此展开学术讨论。她还没有什么成形的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她还没傻到会接受加里森这种人的论断。阿伦则揶揄他的朋友，试图打圆场。加里森身上有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格特质—好斗、自恋—这些特质总是给他惹事。阿伦说：“这小子应该是小时候吃错药，长歪了！心理学和社会学都会认同这一点。”米拉开始隐约感觉到一种不安。凡是让她联想起父母的事都会让她感到焦虑，而这个话题听起来尤其危险。
阿伦补充道：“这种心理学观点已经过时了—婴儿期的心理剧（psychodrama）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前沿心理学则认为，教养方式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甚微，还是那些大脑自带的构造和大脑的化学信号处理方式决定了人和人的不同。如果社会学研究的都是后天与先天的对抗，那么这门学科很可能也快要过时了。”
米拉问：“那心理学家是怎么知道人的大脑是如何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运作的？”阿伦回答，心理学家会扫描大脑活动，得到结果，观察大脑的不同区域在不同情况下的活跃度。
“事实上，找到各种行为所对应的大脑区域，只是时间问题。所以说将大脑功能的变化当作养育活动的结果是不合理的。大多数人的生命尺度都太短了。你如果想了解人类行为的变化过程，应该在更长的时间尺度里观察人类大脑形状的变化。进化对我们的思维模式的塑造因此是心理学最有意思的地方。进化研究的时间尺度是正确的—几万年，几十万年；而不是一个人从幼稚到成熟的十几二十年。”
米拉明白他的意思，尽管心理学的尺度肯定不像贾丝明描述恒星诞生和死亡时所用的宇宙尺度那么长，但和社会学的操作尺度也迥然不同。
“那么心理学是如何解释代际之间，甚至一个人生命历程中的行为变化的呢？”她问道。阿伦回答：“随着大脑逐渐成熟，神经网络会按照基因蓝图的指示发展，这也就解释了人一生中的变化。代际之间嘛，没有什么变化，至少没有什么重要的变化。”
米拉提出：“那么我们实际上在什么是‘重要的’这个问题上就有分歧。你的意思是，明天和今天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太阳还是会东升西落，但我想知道天气的变化，会下雨还是会刮台风。我认为，对每个人来说，天气情况都是重要的。社会学家在更小的时间尺度上，关注的就是这种‘天气’，因为它确实是重要的。
“况且社会学也不止于所谓的养育决定论。如果只是如此，一个人一辈子也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教养模式很重要，但社会学更关注的是所谓正确养育孩子的方法是如何变化的。心理学可以告诉你一套养育方法培养出一种人，而另一种方法培养出另一种人。社会学可以帮助你理解这些方法最开始是如何形成的。”
这些都是米拉在专业课上和教科书上学到的，她已经将这些内容熟稔于心。但在此之前，她还没有如此深刻的体会。个中因果其实显而易见，但不知怎么，她直到刚刚才开窍。
加里森一直饶有兴味地听她努力为社会学辩护，洋洋得意地笑着。米拉心里一阵不安，感觉自己还没说出口的话已经被猜到了，然而他接下来说的话让她紧张得近乎胃绞痛。
“那你怎么解释那些罪犯和‘寄生虫’？既然不是他们父母的养育方式出了问题，也不是脑子里的化学信号素有问题。那我知道了，都是社会的锅！这就是社会学家的陈词滥调：个体永远没有错—无论是个体的养育方式还是某个坏蛋的经历—都是其他人的错。是社会将这些错误的观念强加于个体的脑中，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米拉差点就乱了阵脚。他说的话简直像是直接引用了报刊专栏作家谴责她父亲时说的话，特别是一些在判决刚下达不久时刊登的文章，他们将所有可能用于辩护和减轻罪行的论点一一驳倒，只为揭露她父亲是个贪婪、唯利是图的人。她整理好情绪，决定反驳。
“是的，你说得对，”她说道，“承认社会在影响人类行为的方面有着巨大作用，确实是社会学里最基本的理论。至少我在这周要交的论文里是这么写的。”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理性人的行为和逻辑就是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为什么还要提出其他理论呢？知道人们的计算都是基于经济利益就已经足够了，你所谓的社会不过是一种错觉。”
加里森提到的“利益最大化”“计算经济利益”一直在刺激米拉想到自己的父亲。但是仔细想想，他应该只是在就事论事，而不是在含沙射影，米拉自我安慰。她决定，如果自己的真实身份被曝光，就矢口否认。
阿伦请米拉给他们讲讲她的论文—毕竟他们俩都是研究生，可以给她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她完善一下。米拉班上的很多助教也是研究生，所以他们应该能帮到她。这是她在大学里要交的第一篇论文，她可能对一些要求不知情。学校特意叮嘱助教不要给予学生任何特别的论文指导，这样才能展示学生的真实水平，但是他们俩又不是她的助教，所以阿伦告诉米拉大可放心，这么做没有违背任何校规。
几周前，米拉在课上学到，“社会”这个概念在现代性出现之前并不存在。在十九世纪，人们用这个词指代他们周围看到的、受变化影响的事物：不单单是政治观念（民主），或生产商品（如机器），或聚居方式（如城市），而是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服饰文化、宗教和性等）。这些都在发生变化，但是如果你不能把它们总结成一个词，又怎么能去研究它呢？
就像天文学中需要黑洞和白矮星，社会学里也需要用于研究的主体，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社会。但是同现代性一样，这个研究对象也被包裹在一套理论里。社会是一种理论标签，这种标签有可能解释性很强，也有可能相反。简单地说，这个理论正像这个经济学专业学生概括的：社会塑造了我们的思维和行动。
米拉开始讲解自己的论文：“我们每个个体都在被某种超出自身的力量所塑造，这种力量就是社会，而社会学也正是建立在这个理论之上的。两百年前，一个叫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法国人开创了‘社会学’这个术语，从此，这个理论就落地生根了。”
米拉娓娓道来，介绍孔德所说的这些话如何逐渐成为社会学家们的信条：社会学家务必将人看作社会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在孔德的时代，很多人不相信有社会这种实体存在。在英国，后者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社会学在之后的一百余年中没有流行起来。相反，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实用主义者认为，个体是依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进行决策的。
情况在法国颇有不同，在孔德之后，另外一个法国人，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延续了孔德的思想。他并未一味消解英国人的思想，只是认为社会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如果你了解十九世纪英国法国这些工业国家的国情有多复杂，那么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仅仅用一句“人是自私、理性的”根本无法解释这种复杂性。对此，加里森似乎也心领神会（此刻话题的重点更多关于经济学和社会学而不是她的父亲，所以也许谈谈论文能让对话往正常的方向发展）。
“怎么就说不通呢？人们慢慢就发现了，谋生手段专门化（你做这个，我做那个，大家各司其职）是很有用的，大家彼此之间互相合作可以让所有人赚得更多、过得更好。如果每个人都对所有事亲力亲为，就像那些贫困村镇现在仍保持的那样，那么每个人都富不起来。你看看这家咖啡馆：如果他们只卖自己种的咖啡豆或者自己生产的杯子，那我们也没什么可选了。他们从专事生产的人那里购买商品，这样我们才能喝得更好。”
“也不是每个人都赞同这些观点吧。”阿伦打断加里森，眯眼笑着，观察还一口都没吃的米拉。加里森直接无视阿伦的问题，接着说了下去。
“有些人就发现，他们可以帮别人做衣服赚钱，另一些人也发现自己不用再费心自己做衣服了。他们可以好好种地，生产足够用的食物，剩下的拿去卖掉，卖来的钱用来买衣服和他们需要的其他任何东西。大家都很清楚，这种专门化和市场化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买卖商品。”
“但这不是也需要合作吗？”米拉反问。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解释新型工业国家的内涵不止于个体在制衣或其他方面的专门化。裁缝也不是近几百年才出现的，其历史要更长一些。工业化的意义在于，工厂里有各种从事不同分工的人聚在一起，生产纺织品一类的商品。市场需要合作。有时你必须相信其他人会为你未来的生活提供所需物品，有时候人们交货的时候，不能即时收到货款。他们必须相信和他们打交道的人。涂尔干认为，对于那些精于计算成本和收益的人来说，专门化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和挑战。这意味着他们要将自己的未来交到其他人手中，而不再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要相信专门化、相信其他人会选择合作（这种合作是通过考量自身利益而实现的），这一切能行得通吗？米拉解释道，涂尔干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相反，他认为这恰恰证明了不存在按照自己利益行动的孤立个体。专门化的分工并不是孤立个体的产物，而是由那些已经习惯一种无私的思维方式的人们所创造的。变幻莫测的工业社会中的信任与合作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人们在此前已经感受到了与他人的一种连结。换言之，用涂尔干的话来说，他们生成了社会。他指涉的是，人们相信自己属于某个思维模式相似的群体，在这个群体里大家共享某些感受和信仰。自私的个人行为—比如表现得似乎不与其他任何人产生关系，凡事都顺着“自己”的想法来之类的—会破坏社会，因为这会打破人与人彼此连结的纽带。
“那照你这么说，在劳动分工出现之前，自私自利的个体是不存在的咯？”阿伦问。
“是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吧，大概，”米拉有点儿犹豫，“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重要理论的开端，社会学认为，社会是解释变化发生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你仔细想想劳动分工，就会意识到，社会对于信任与合作来说是必要的，没有它就不会有现代工业化社会！”
社会学解释了当下这种人情淡薄的生活方式的来源。传统的乡村中，环境十分闭塞，人们对彼此了如指掌。我们现在习惯了在生活中与人保持一臂之远的舒适距离，但这正是因为在某种层面上，我们仍然是一个共同体，属于某种我们承认比自身更为重要的东西。
“那么除了专门化和合作之外，社会还做了什么呢？”阿伦追问。
米拉熟练地回答：“社会影响着我们的感觉。”她边说边想：“至少我现在感觉有点压抑”。此刻她确实不再因为怕被嘲笑而感到焦虑了，但是话说出口的一瞬间，还是怕被怼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