劲松冲她摇了摇手指：“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必须要承认思想是从某个地方介入其中的。刚才那个利益集团理论的论证是双向的。而这也一定同样适用于社会学家。”这样你就能理解为什么社会学家会认为这种观点具有吸引力。这点是很难反驳的，特别是如果这种反驳就包含在我们开始说的那条最初论点中，即没有人能够对权威和真理下定论。但所有这些科学批评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的局限性缺乏安全感。他们认为—不管他们在书中和文章中怎么说—科学确实比社会科学更具真理和客观性。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他们明明从科学的方法和科学产品中获益了，还总想着将科学基本假设的遮羞布扯下来。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难道社会建构主义者从来都不用电灯，也不看电视的吗？
达莉娜夸赞这个角度很聪明。“倘若一个人正在电脑上敲入自己的大部头新作，结果电脑死机了，你觉得他是会给IT专家打电话呢，还是给通灵师打电话？雷蒙德·塔利斯②（Raymond Tallis）就说过，思想家总是言行不一，其行动方式和理论相差甚远。”
米拉不得不承认，劲松关于社会学家缺乏安全感的观点确实切中要害，准确地总结了每次她同贾丝明讨论科学时的感受。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她听到这，感到有些恼火。她鲁莽地说：“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学家保持着一种自卑感是对的—毕竟他们不懂任何科学，或者至少不太懂。也许科学知识是一种更加重要的知识类型。我想这就是劲松道破的事实—这是社会学家自卑的根源。”
然后米拉略带犹豫地说，这或许会对社会学家研究科学的方式有很大的影响，事实甚至可能与你想象的截然相反。既然社会学家对科学本身知之甚少，那么他们就没有资格对真理做出任何判断。如果社会学要讨论的是科学如何产生，首先它必须要避免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个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才能被接受。
米拉认为，对于那些想要书写科学是如何对其内容进行组合选择或遗弃的社会学家来说，认定所有真理主张所依据的事物都不存在，并假装自然地接受这一观点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是在假装自己比科学家懂得更多—不是懂更多的社会学，而是懂更多的科学。正是因为这样，社会学家不得不表现出一副好像并不存在什么需要被衡量的真实世界的样子，也因此不得不成为相对主义者。他们应该关注—也有资格去关注—科学家如何根据他们所遵循的规则提供自己的同意或反对意见。
米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她就一个自己几乎一无所知的问题洋洋洒洒地说了这么多。她连劲松都不如，她的话乍听之下很有道理，其实全是胡说八道。然而，达莉娜听了之后似乎很高兴。
“很好，从论点到结论之间还是有一些东西值得说的。拒绝将自然界当作等式的一部分来行事的观点出现在哈里·科林斯（Harry Collins）的著作中，他将方法论相对主义应用于科学研究。”
劲松对此不以为意：“但这是一种误导。在某种程度上，自然界是这个等式的一部分。无论怎么解释它，或通过何种范式理解它，自然界都独立于人类活动。比如，物理学中的理论说明，可以利用裂变反应来制造核弹。核弹被建造出来，通过测试，然后投入使用。但是如果这些理论一开始就是错的，那么不管当地的物理学文化怎么宣扬它会生效，原子弹也不会成功。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二战的历史将完全被改写。”
米拉觉得，他说的这些与社会学家怎么研究原子弹制造史没有任何关系。你可以去观察科学如何与科学家对其实验所做出的决定联系在一起，或他们如何评判实验的好坏，但你不能说某个理论被否定是因为它是错的。但米拉什么也没说。刚才说的那一大段话就足够多了，她可不想再那么鲁莽，但达莉娜面带微笑地看着她。
“时间快结束啦，”导师说道，“有没有人想总结一下？你读到了哪些权力与知识的内容？”
阿桑普塔将自己笔记里高亮的地方读了出来：“在我们的社会里，知识是被权力塑造的。科学既是这种权力的结果，也是这种权力的原因。”但是，大家闭着眼也能猜到，劲松可不打算将总结陈词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
他对大家说，为了权力而争论则意味着你排除了思想的空间。那些执行强硬计划的人似乎相信，除了他们之外，其他人都是未经思考就得出结论的。思想和精神事件是由“权力代理人派出的猴子燃放的烟花。若是说思想在科学理论中没有发挥作用—即使认为权力发挥了作用—那也简直是疯了”。
让米拉惊讶的是，科妮又参与了进去。“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猴子。但科学话语留下的素材确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无论这种改变是好是坏—你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也就可以选择放弃它。你可以放弃在城市你死我活的竞争，回归乡村住在一个与羊为伴、一百英里内没有汽车的小岛上，但你不能否认内燃机的发明和它造成的污染。”
当他们纷纷收拾起自己的书和笔记本时，米拉重新整理自己刚才因为害怕再发表一次冗长的演讲而放弃的台词。首先，有些坚持强纲领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科学知识是一种文化建构，但它很特别，不仅仅是因为科学所拥有的权威，而且因为知识独立于我们的方式，它既镌刻在社会的结构上，也烙印在物质世界里，其效果不是总能达到我们的预期。
社会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区别在于，一些科学知识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影响，这个时间跨度可能是几百年或几千年。它可以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其持久性与人类是否意识到这种知识无关。这可以说是科学知识的独特性之一，也许会使你偶尔庆幸自己是个社会学家。
后来，在与科妮的交流中，米拉发现她们都从研讨会中学到了一些别的东西。伯特兰在研讨会上总是打击大家，让大家失去了发言的信心，不愿意发言。而达莉娜恰好相反，但团队的活跃度仍然存在问题。回答问题的环境太过随意，造成一两个学生主导交流的情况。科妮和米拉知道，达莉娜试图阻止这种倾向，但不怎么有用。显然，想要做好一个助教，单纯靠好的人品是不够的。科妮说，她可能会向劲松推荐伯特兰的课，那里非常有趣、刺激：也许他会去伯特兰的研讨小组试一试？听着米拉打了个喷嚏。
“我觉得，光是听听那些有关安慰剂疗法的说法就足以让我感冒了。”
1. 信息或知识经济主导社会时，知识很容易受到认可，人们都认同，要从不可靠的陈述中筛选出更好的知识。但在如何做到，甚至是否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上，人们存在许多困惑和分歧。
2. 安慰剂效应表明，一种药物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它的预期，这种影响是真实存在的。但它究竟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关于社会的知识与关于自然的知识是否具有相同的地位？关于社会的知识同样可靠又富有活力吗？它应该看起来像科学知识，并尝试去做自然科学所做的—发展能够预测发现的理论吗？科学本身应该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吗？
3. 这些都是认识论的问题—你如何发现和评估知识，以及你是否应该用一个单一的描述对某个经历或事件盖棺定论。比如，乔姆斯基提出，人类共享构成语言习得习惯的深层语言结构。其中的一个就是“分类学假设”，我们正是通过这个假设将名词同物体的类别联系在一起。这是关于共享认识论的一例。另一方面，相对主义者总是认为对于同一件事情存在多种解释和说明，并认为在其间做选择势必会导致错误。
4. 社会学家通过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弱”和“强”的进路，不同程度地考察了社会力量对于自然科学的影响。这种观点有益之处在于，它解释了为什么某些研究领域比其他研究领域要发达许多—它们在政治上有捷径可走，在社会上更加有利可图。但这确实是从“什么都不可能最终被确切地知道”到“什么都不可能被知道”的一个飞跃。
①英国社会学家，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是科技研究领域发展的重要推动人物。
②英国哲学家、诗人、小说家、文化批评家。
第十一章
在疾病与健康中
米拉裹上晨袍，晃晃悠悠地走出卧室，同已经在厨房里的瑟斯、图妮和贾丝明坐在一起。她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酸痛，头也一跳一跳地疼，她的眼睛浮肿而刺痛，尽管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她还是感觉比前两天好多了。
“早上好呀，小僵尸！亲爱的，答应我千万别照镜子，”图妮说，“这会让你的自信瞬间崩塌的。”
“怎么才能让你好点呀，米拉？”瑟斯问道，“我这里有去痛片、强力去痛片、解充血药还有金花菊成分的三种天然药剂。”
图妮生气了，或者只是佯装嗔怒：“太不公平了吧，我生病的时候你可没给过我这些东西！”
“都是你自己作的，”瑟斯一本正经地说，“而且你疑心病重得很—上周你还怀疑自己得了脑瘤呢。”
图妮笑出了声：“真的，我可是所有症状都符合呢。”
“你怎么有这么多药啊，瑟斯？你是在收集自杀道具，还是准备开药店？”贾丝明头也没抬地问。
迄今为止，米拉已经病了快一个礼拜了，这些女人已经习惯了一会儿大惊小怪，一会儿又去嘲弄她的日常生活。
“你知道生病最糟糕的一点是什么吗，”图妮自问自答，“你会看起来怪怪的。”
“不，最糟糕的一点在于，你不得不停止手头的工作，”贾丝明答道，“而且每个人都会同情你、可怜你。”
“不，在下做不到，贾丝明少校，”米拉笑着说，“我已经落了一堂课了，而且下次还轮到我做课堂展示。因为落了一堂课，我什么展示的内容都没有。我又得靠“弗兰肯斯坦”了。我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同情自己了。”
“我觉得你需要点严厉的爱，”贾丝明淡淡地说，“首先你得去看医生。你猜怎么着，说不定他们会帮你看病呢？”
“在我感觉好起来之前，我哪儿都不想去。”米拉倔强地回答道。
“好主意，等你没病的时候再去看医生好了。”
“我都不知道我是哪儿出的问题。”
“所以，你明白了吧，为什么我们管这些人叫医生……”米拉知道不应该再跟贾丝明犟下去了。
一个小时后，在瑟斯给的小药片的帮助下，米拉的眼睛已经不再浮肿了，但还是像兔子眼睛一样红。她乖乖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温习功课，等着贾丝明过来找她。她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社会是否允许人们做他们最擅长的事？”在米拉看来，“弗兰肯斯坦”里推荐的阅读材料与这个问题毫无干系。这是一本二十世纪三十到七十年代的一位高产作家、功能主义理论的发展者、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书。在老师们的著作中，根据每个人的品位和所写的内容，常常充斥着对其他各路作家的引用和参考，但她丝毫不记得他们有提到过这个人。迄今为止在她的印象里，“弗兰肯斯坦”中唯一提到他的地方就是，他认为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角色可以构成“互补”，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体系。
尽管她的所有讲师都无一例外地忽视了帕森斯，教材却告诉她，这个人曾经是北美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弗兰肯斯坦”用简短的总结说明，他确实对自己评价很高，而且对于社会学有着非凡的抱负。帕森斯希望社会学家像一群医生一样去服务社会：
对于帕森斯来说，社会学是一门非意识形态时代的科学。经济学出现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帮助政府和社会理解新型经济关系。而社会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发达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新型社会关系。帕森斯试图构建一个用于理解社会运作的模型，他结合了前人，如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韦伯等人的著作，并解释了现代社会的特征，例如核心家庭。他还试图解决社会学中一个被称为“结构—行动”的问题。
米拉从几次没完没了的课程讨论中了解到了一些关于结构—行动问题的争论，但她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有一群社会学家，他们认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结构的学科，这些社会结构的特征限制了人们去做某件事，或者强迫他们去做另一件事。还有另一群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学是研究人们所做的或所遇到的事情的意义的学科。如果她愿意多花点心思，就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同时兼顾这两者。她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非要在行动和结构之间做出选择。或许只是因为她还不明白问题所在。于是她翻了一页，开始读了起来。
“行动”指运用手段最终达到目的，曾被理解为经济上的利己行为。行动的概念曾经主导了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常常将人类活动分为理性行动与非理性行动。理性行动是指个体出于经济价值考虑做出的行动，非理性行动是指任何没有以这一目标为目的的行动，特别是那些不符合个人经济利益的行动。然而，经济理性只是理性行为中的一种。在帕森斯看来，所有的行动都是理性的：它们的目的就是建立和确认某种共同的价值观。
对于帕森斯来说，行动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事件。经济理性的观点，同其他许多观点一样，都将每一个行动看作一个独立事件，并依据它的直接后果来评价它。但帕森斯认为，人们不是这样思考的，他们会考虑到未来、过去，考虑到他们自身的位置以及他们的行动会如何影响他人。帕森斯将其称为“行动链”（action chain），即每个行为都是一个序列的一部分，由此将其与参与者所认可的规范和价值体系联系起来。
米拉想到了刚刚朋友们对她的关心—瑟斯有点小题大做，图妮略带以自我为中心的幽默感，以及贾丝明“遇到什么问题都不要怕，微笑着面对它”的态度。那她们所“建立和确认”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她知道朋友们都在表达关心，但是米拉怀疑“弗兰肯斯坦”对此另有判断。米拉好奇，朋友们所展示的价值观是不是她们期望她处理这个情况的方式，以及她们自己在相似的情况下的处理方式。这似乎更有道理。朋友们所建立和确认的价值观是一种关于生活方式的价值观。
米拉认为，贾丝明身上反映出了她所听说过的一些新教道德，比如，最好不要以小伤小痛逃避工作；此外，要明确自己不想生病，彰显自己的道德价值；只要忍住痛苦并坚持下去，无论如何都会开始感觉好受一点：或许这就是上帝在通过减轻她的病状来奖励她正直的行为。瑟斯就像信仰天主教的奥古斯特·孔德，那位影响了涂尔干的思想家，米拉应该相信那些更了解情况的人，只要米拉袒露自己的病情，别人就可以利用镇痛软膏和药剂缓解米拉的症状；但同时，瑟斯对“罪孽深重”的图妮则不会伸出援手。至于图妮，应该是一个互动论者，通过打破对于苦难的同情规则来让米拉了解别人的关心；或者，瑟斯是一个眼里只有自己的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