劲松忍不住坏笑着说：“莉安真是在痴人说梦。”
“我看你是不会承认任何不是在实验室里创造出来的东西吧。反正我下周有个考试，只要能提高成绩，我什么都愿意试试。”莉安回嘴说。
“你觉得他是不是应该替我去考试呀？”莉安问达莉娜，大家都忍不住笑了，但是劲松找到了下一个靶子。
“不过你对社会理论的说法是对的。图书馆里总能找到一百本书与你刚读到的那一本里的内容截然相反。那你怎么才能说明你的意见比别人的要更好呢？或者说，你怎么知道它是对的？”
“那你说，所谓的真实又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才能真正地知道某件事？”莉安说，“我不是问我们是否只是别人脑中的幻觉，也不是问我怎么知道我从这个房间出去之后它是否还存在。我想问的是，社会学如何证明观点是否正确；抑或是只能通过谁的观点最受欢迎来进行判断？这就是我不喜欢社会学理论的地方。每一个结论似乎都是对的。你总是从一个自己偏爱的理论入手，然后找到更多契合这个理论的例子。没人能真的证明什么，这其中实在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这个说法立刻敲响了米拉脑子里的警钟。这是贾丝明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强调的观点。贾丝明总是想证明，社会学是一门“低等学科”，配不上“正统学科”的名头。她毫不客气地将其称为“引用学”，她说米拉所做的只是引用某本书来说明一件事，然后引用其他的书来反驳这本书，再引用别的书去反驳反驳别的书的那本书。一切要么是关于书，要么是关于书的书，要么是关于书的书的书。有时候作者们似乎陷入了某种殊死搏斗，这种战役一打就是好几年，每个人都会召唤一些已经死去的德国人或者法国人的英灵来支持自己。但没有办法以任何方式解决这些争论—因为你没法证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多亏如此，所有人都能前赴后继地负重前行。对于米拉来说，临床试验似乎不失为检验一些结论，得出最终答案的一种好方法—尽管科学家可能没有拿出端正的态度去重视它们。或许类似这样的进路也适用于社会学呢？
达莉娜说道：“劲松，我想我刚才说的可能有点欠考虑了。如果你问我社会学理论是否像科学理论一样，我会说不是。因为它研究对象的性质—社会中的人—以及我们建立理论所依据的原始数据就已经决定了一切。”
“你是说我们在这个研讨会上读到的人，他们的理论中包含了事实？”劲松不可置信地问。
“数据，不总是事实。我们的原始数据就是所谓‘常识’，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信念。在理想状态下，社会学的出发点应该是人们如何生活—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如何理解他们做了什么，也就是他们的常识。常识是一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知识形式—一系列未说出口的假设、过去的经历、与他人分享的知识—用于指导我们的行为、做出选择以及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思考。这是一种非系统的、非学术性的知识。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而忽略了它。”
达莉娜接着说，社会学与常识之间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它既是社会学的一个起点，也是一个需要被超越的点。社会学经常会显示出，常识，即“人人都知道的东西”其实是错误的。这可能意味着，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事实，或者作为一组客观的事实，它是错误的，但在日常生活中，它不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它在过去曾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东西。社会学之所以不同于哲学、经济学等，就是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常识。达莉娜总结道：“社会学和常识的基本区别在于，常识的描述通常都是正义式常识。我选择一种行为，然后用常识来证明它。而社会学则是提供一种解释，一种客观的解释，它包含了人们经常提出的与他们所做之事互相矛盾的理由。它也试着解释人们做过的许多事情，那些因为人们没有仔细考虑过，所以还没找到理由的事。”
科妮使劲地点了点头：“所以你的意思是，社会学注定与自然科学不同，因为物理和化学根本不涉及人们如何理解他们的经历。自然科学的原材料同人们的经历并不相关，这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会使得它们的目标更清晰，甚至操作起来更容易。”
说到这米拉也忍不住参与了进来。她和贾丝明就这个话题已经排练过无数次了，但是刚刚的讨论让她有了新的想法。“真的是这样吗，科妮？我们刚还在说当科学家们在试验中没有得到正确的结果时，他们要么忽略结果，要么用一些贴近常识或者用得上的知识来解释这些。当他们觉得这些结果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无益时，往往就选择无视，这难道不是在对知识进行自我辩护吗？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科学知识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知识呢？”
达莉娜告诉大家，讨论一定要以一些关于知识的基本假设作为出发点。她还提醒大家，在阅读材料的哪些部分里能找到这些材料。这时，大多数学生都开始快速翻阅自己的笔记。达莉娜说，第一个也最重要的一个假设是，知识是人类的创造物。说一个最基本层面的事实：我们学习解释自己的感官数据—婴儿学会区分形状、声音，等等。有些能力是遗传的，随之在不同的环境中发展。
在其中的一篇阅读材料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认为，儿童天生就有一些理解基本语言规则的能力。在一番筛选查看之后，组员们终于从自己的笔记中找到了乔姆斯基。达莉娜说，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我们生来就伴随着一种由某种假设或学习偏置（learning biases）构成的普遍语法，在这种语法的指导下，我们才能习得语言。这些偏置让我们在习得语言时相对更容易些—比如，不必了解语言的明确规则。达莉娜邀请科妮解释一下其中分类学的假设。科妮愉快地答应了。
“当我的小妹妹指着一匹黑色的马时我说：‘马。’她知道我所指的是一类的事物，而不是单独的那只动物，或者那匹马的某个特殊属性—她不会觉得我是在说所有黑色的动物都是马。”
达莉娜顺着她的例子接着说了下去：“很好。现在，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术语，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用来收集数据的方法，都是人类的创造物。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必须反映或者体现其创造者。比如说，数字0并不一直存在。它直到中世纪早期才在印度数学中存在，之后才在阿拉伯数字中出现。”
“是的，但这也不能说明0在此之前不存在呀，”劲松说，“它不是人们发明出来的。数学是自然的法则，0是被发现的，而非被发明。”
“但问题是发现的东西是什么。也就是说，知识不会像躺在河床里的金块，等待着被淘金者从淤泥中将它筛出来，”导师说道，“我们知道我们寻找的东西具有什么要素，我们该如何寻找它，以及当我们找到它时如何对它进行分类，这一部分是基于我们所知道的或我们认为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在这里我们所谈论的是认识论（epistemology）—即获取和评估知识的方式。也就是你用来评估同一事件的不同解释或者不同方式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尽管不了解知识论但是无疑都具有认识论，就像科妮举例用来解释分类学假设的黑马的例子。”
“自然科学有着绝佳的认识论：实验观察、结果比较、重复实验。”劲松说，“拿这些和社会学比较起来，社会学又有什么呢？人们挖出同样的尸体，用电流对它们进行电击，看它们能否行走。社会学只关心人们想什么而不是人们知道什么。”
达莉娜问小组里的其他成员，就阅读的内容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另一名叫山姆的同学说：“我觉得……嗯，难道社会对理性主义和客观性的普遍态度以及科学是如何适应这种态度上，没有别的看法了吗？”他扫了眼他的笔记，接着说，“有些女性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主张科学要对文化差异具有敏感性，要有环保意识，还要反对性别歧视。难道他们所做的不是在呼吁科学家们放弃坚持所谓的客观性、放弃关于外部世界的物质事实是通过调查收集而来的观点吗？”
另一个学生，阿桑普塔忍不住插了一嘴。“是的，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她说，然后照着她的笔记读道，“他们认为，科学和任何真理一样，都是社会的建构。有一种说法认为，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界限并不比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的界限的社会建构痕迹更少。显然，我们不应该全盘接受科学的权威性，就像我们不应该接受学校老师对文学的评价一样。”
山姆补充道：“就我看到的一些摘录，劲松对社会学的很多批评在其他研究领域也同样存在，包括来自权威的争论、根据期望对发现进行分类、抛弃不想要的结果，等等。”
“是的，但只是因为科学本身做得不好。”劲松回应道。
“这让我感觉，”莉安补充道，“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也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那些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学科，比如医学。科学会问，我们知道什么？认识论会问，我们如何知道？但是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知道什么呢？”
“这样就巧妙地把知识本身塑造成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达莉娜咯咯地笑着，“我们可能都忘了，这才是今天研讨会的重点！我花了好大工夫才讲到这里啊，怎么就让你们带跑题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已经说到这里了。那下面谁来跟我们说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两个视角，弱纲领（weak programme）和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
乌班纳照着笔记开始解释，在弱纲领中，社会在数量上塑造了科学知识。科学家也是人，他们对激励的反应同其他人是一样的。比如，某些科学分支比其他分支进步得更快，是因为它们更时髦、更划算，或者有着更高的回报，总之它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吸引更多的资金和更好的科学家。因此，某些领域的研究工作会比其他领域的进展更快，此外，尽管孤独的天才们可能会坚守在那些不时髦的领域进行研究，但贫乏的资源也会起到限制作用。在一些国家，政府会因为伦理问题、意识形态、道德教化或者宗教原因而限制某些研究的内容。比如，在医学研究中，回报率最高的药物大概就是调整情绪或治疗阳痿的改善生活类药物。这些产品拥有最具消费潜力的消费群体，市场优势会让其非常有利可图。迄今为止，在这些药物产品的研发上投入的精力，要远远超过那些消费者普遍收入低下的抗疟疾类药物。
达莉娜叫停了乌班纳，以便阿桑普塔发言。
“劲松刚才说，当科学家们丢弃他们不想要的结果或者做了其他什么事时，说明这是一门糟糕的科学，但其实这样做还受一些其他因素影响，而绝不仅仅是做得不好这么简单。”说着，阿桑普塔低头看看笔记。
“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可识别的制度与文化的约束和压力。其中，有一种被称为‘抽屉效应’的现象，在其影响下，那些不能为某物提供证明的研究往往不会被发表，因此，研究往往倾向于显示积极的结果，而非那些什么都不显示的结果。没有人愿意花时间读一篇枯燥而且什么结论都没有得出的学术论文。”
“顺便提一句，这个解释在社会学里也是行得通的，”达莉娜说，“科学史会告诉我们，科学往往不止以一种科学的方式进行工作，但它有一条指导原则，即我们正在走向一种形式上更优的科学，所以像上述的这些问题会被视为次要问题或短暂的停滞。大卫·布洛①（David Bloor）曾经说过，我们不应该只去解释知识为什么会出错，而应该去解释它是如何变得‘正确’的。”
达莉娜说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的一部分，并请乌班纳接着为大家解释。她说道，强纲领也可以被称为社会建构主义或建构主义，该观点认为社会在内容上塑造了科学知识，这一观点依赖于“认知相对主义”（epistemic relativism）。
在弱纲领中，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个理性发现的内部过程，这一过程有时会被社会力量引导或扭曲，甚至被阻碍（就像过去的天文学家常常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一样）。强纲领会认为这是一种错误，即目的论（teleology），因为它接受了所谓科学的发展路径与其他形式的知识不同的说法。组里的几个成员都对“认知相对主义”这个概念不太理解，其中科妮具体询问了这个概念的意思以及它与其他内容有何相关。
乌班纳又翻了翻自己的笔记，给大家读了这样一段话：“相对于当地文化，并相对于它发展所依存的社会、亚文化或亚群体。与其认为科学十分紧密地反映了某些潜在的真理，不如将其视为一种具有特殊权威的真理游戏。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所宣称的那种作为启蒙运动一部分的权威性，是通过科学家们建立知识统治而实现的。社会所建构的不仅仅是知识的限制和边界，也包括知识的内容。”
这时劲松插话说，他能理解将科学家、不同科学学派或支持对立理论的人们之间的辩论看作一场真理游戏的观点。科学是一种人类活动，人们本不应该对它感到太过惊奇—尽管这里的人们似乎也无时无刻不为其感到震惊—其实它同别的事情一样，无非都只是筑起高楼、互相诽谤、建立帝国、接收传播、溜须拍马，这些东西在所有最终要为事情盖棺定论的领域中都能看到。
“宗教、政治、艺术，哪个领域都是这样。但后现代主义将科学视为真理游戏，将理性也视为众多话语中的一种，这种观点存在一个小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劲松说，你不能简单地将科学当作一种文化话语，因为现实总会让你失望。如果你同汉朝的皇帝一样相信食玉粉便能长生不老，那么早晚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是错的。“如果你认为不存在什么最终真理，那我们还不如讨论讨论流行风尚和时尚技巧呢！”
“科学家怎么看待这些理论呢？他们了解吗？”米拉问道。
“在那些接受的人中，大多数科学家都部分或者全盘接受弱纲领，”达莉娜回答说，“毕竟，他们在工作中能接触到这些东西。至少可以说，他们对强纲领并不买账。”
“这也是合理的。如果他们认可强纲领，就该卷铺盖回家了，”山姆说道，“这其中又涉及组织利益—他们不接受强纲领，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但或许他们应该放弃然后转行干别的，”劲松紧随其后，“如果你说科学思想是在社会力量的客观作用下发展起来的，那他们确实可以收拾收拾走人，然后等着社会力量发挥作用。你说科学同神秘主义一样没有提供真理，那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个神秘主义者呢？这样你只需要一盏熏香和一块水晶，而不是实验室和图书馆。或者，你甚至可以去做一名科学社会学家，这样连熏香的钱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