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福柯的观点，这些日常实践形成了我们都参与其中的权力—知识节点。伯特兰举了一个例子，在西方社会，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人越来越少，人们却开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用各种方式惩罚自己的身体，而且这一切似乎都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对于福柯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正好可以用来说明在大多数社会理论中缺席的“身体”恰恰是权力关系的中心。这是“自我技术”运作的地方，这些技术构成了我们的日常行为。
那个刚刚一脸居高临下地对伯特兰说话的同学，帕洛，试图再一次挖苦他：“权力无处不在，反抗也无意义。一切都这么可悲。但现在的人们确实比从前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我们又该如何走出‘网络’，或者你所谓的‘话语’或‘权力—知识’呢？”
伯特兰停顿了一下，或许是为了某种戏剧效果，然后回应道：“福柯可能会说，通过另类的性行为可以颠覆这种话语。”研讨组里的大多数人都难以抑制狂笑的冲动。
帕洛笑得合不拢嘴，他说：“好吧好吧，他是这么做的，是吧？但这可能与他的个人偏好有关，而不是为了维护理论的一贯性。”
伯特兰打断了他：“福柯认为，由于生命权力无处不在，重要的抵抗只能发生在转瞬即逝并可移动的地点，因此，可以改变社会的行为更可能发生在世俗的、日常生活的选择中，而非以一种大规模的运动方式。”米拉知道科妮喜欢以环保人士自居，所以她再次加入讨论，米拉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对的，我觉得你说的对。我们对抗那些不可持续的发展时，就是通过这种局部层面的抗争来改变社会的。你不能指望一次性颠覆整个系统。你要小心翼翼地选择战略战术，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获胜的机会。”
伯特兰看起来好像不确定自己是否需要科妮的声援。“个人可以利用权力技术来反抗。由于权力的运作是局部的，反抗也就可以是局部的—事实上，可能唯一有效的反抗就是局部的。”
帕洛又坐不住了。他认为福柯过于关注他自身理论的一贯性而太忽略事实上的证据了。最奇怪的是，证据似乎指向完全相反的方向，他却能如此肯定。“你也说过，我们几乎没有盖过那种环形监狱。而且现代法律中是有压制性的元素的，比如美国的死刑。也不是每个人都被监视着，至少不是一直被监视着。对于有些人，你只能听之任之，直到他们自己觉得尴尬。其他的人，比如学我们这个专业的人，会最大限度地进行自我监督和自我管理。但这不是我们的选择吗？如果我们愿意，完全可以生活在边缘地带，眼不见心也不烦。”
说到这儿，米拉又想起了她之前看到的那些在深更半夜的大街上被赶走的流浪汉。
伯特兰回应道：“别忘记最基本的要点。社会控制并不是说我们是被那些比自身力量强得多的社会力量牵来扯去的木偶。那是戈夫曼等人的想法，福柯告诉我们，这一切不能怪任何人。权力并不是倾轧在人们身上的东西。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传统的权力理论总是将社会分成了有权者和无权者。而福柯的权力概念的理论像一张网，一张将有权者和无权者一起笼罩束缚的网：有权者和无权者一样被权力所束缚，被权力所定义。即便是最有权势的人也同我们一样不能离开这张权力之网。”
***
走出教室时，学生们还在三三两两地窃笑伯特兰和他所说的另类性行为，米拉不知不觉走到了科妮的身边。米拉问道：“刚才讨论的那些你都明白了吗？”
科妮说自己理解了，因为“这个将权力比作一张网的想法让她联想到了互联网”。她说互联网就是通过一个个的节点连在一起的，或许其中的一些节点比别的节点更稳定更强大。但没有一个节点可以在网外进行控制，所有节点都必须遵循一套特定的规则。
那个刚才想在研讨会上谈论监控的同学在一旁，他说道：“你不能踏出权力—或者把它抛弃。这样做就像节点断网了一样。”这个比喻让米拉有点摸不着头脑，但她现在明白了，你永远无法避免拥有对别人的控制权。你大可以假装没有，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做法不但很幼稚，而且诚恳地说，是懦弱的表现。
1. 社会学中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关于权力的研究—其中权力是指让人们以原本不会采取的方式行动的能力。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品质或者资源；拥有让别人做那些你想让他们做的事的能力；或者是去定义别人“需要”的能力。许多关于权力的理论都带有一定的阴谋论或者独裁论的说法。权力总是被描述为自上而下的，那些“知情者”会把事情安排得对自己有利，并迫使弱者以不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式行事。
2. 米歇尔·福柯认为这种说法在很多时间里都无法描述权力的运作方式。权力并不位于某个确切的位置或某群人身上，而是在社会中无处不在。它通过为人们创造能够融入、被定义和约束的身份起作用。他关于性和疯癫的研究告诉我们，为了赋予人类活动以连贯的身份，专业人士制作出用于区分疾病类别的身份，他们用这些类别来规训在其内部和外面的人。
3. 福柯也指出了在社会中传播权力的制度。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监控无处不在，环形监狱让我们时刻要表现得像被监视和审判一样。让人们自发地以一种有序的、遵规蹈矩的方式行事，最终使得效率提高了许多。
4. 所以人们抵抗这种“规训律令”的方法就是打乱这些精心设置的类别。因此，在网上你或许会通过加密或者匿名的方式，或为自己创设多个身份、虚拟化身来躲避监控。
①古希腊哲学家，犬儒学派代表人物。
②十八世纪英国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
第十章
在怀疑中
在之后一周的课上，米拉正好坐在科妮旁边。授课老师迟到了，她俩就互相讲伯特兰的恐怖小故事来打发时间。坐在她们前面的一个学生转过来说，她最开始也被分到了不喜欢的助教那里，后来她就换了一个组。等到上完课她们一起走出教室时，科妮和米拉也决定尝试一下这个办法。
米拉和科妮很幸运地发现，有个叫达莉娜的新老师也开了一门研讨课，而且还有空余的位置。米拉能感觉到那里的氛围完全不一样。在伯特兰的研讨会上，学生们都尽量不和他进行眼神交流，没人想要参与进去。从米拉所观察到的同学们的笔记上来看，也没有人为了参与讨论去进行大量的文献阅读。这个小组的大多数成员唯一的贡献就是在私下里取笑伯特兰。伯特兰则以一种宽容、轻蔑和讥讽的态度对此进行了报复。
米拉能看出达莉娜小组里所有的同学都做了大量而充分的课前准备，因为他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摞密密麻麻的笔记。在研讨会开始之前会有四到五人的动态小组讨论。话题内容与社会学全无关系，但这至少说明，他们不会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假装沉默。过了一会儿，达莉娜用一种巧妙而幽默的方式让大家安静下来，虽然这安静只持续了几分钟。达莉娜问大家，组里有没有人经常使用西医不认可的治疗方法。如果这个问题是伯特兰问的，畏于随后劈天盖地的嘲讽，不会有人敢应声，但达莉娜的小组显然对她十分信任，好几只手“唰唰”地举了起来。
达莉娜点了一名叫莉安的学生回答问题，莉安解释说，她之前服用过一种草药来缓解考前压力，提高记忆力。这种替代疗法在一个以长寿闻名的村庄里已经惠及了好几代人，现在则出售给那些从事高压职业或攻读学位的人。达莉娜问大家有没有人想要评论这件事，米拉随即悄悄地把椅子向外移了移，或许是希望其他同学不要注意到她的存在。
其他同学让莉安解释为什么把钱“浪费”在这种疗法上。“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反对。你们只是选择性地忽略掉了在你们身边有数百年历史的知识罢了。”她淡淡地说道。
一位名叫劲松的学生对她说，如果这种疗法不管用，那他很容易就可以无视掉这种“知识”：“因为那就说明这种知识根本没用。”米拉从其他学生对他发言的反应猜测，劲松应该是这个小组里的发言达人。
莉安回应劲松：“你怎么知道不管用呢？很多人都用过，而且说这种疗法确实有效。这可绝不是迷信。”
“许多人还说太阳是他们的圣人在早上托起来的呢，不然太阳就不会升起。但后来他们就会发现，不管有没有圣人，太阳都会东升西落。没有资料能从科学的角度证明这种疗法是有效的。”
“呵！但也没有资料能从科学的角度上证明这是无效的呀，况且我知道它对我有效。而且，不管你怎么说，成千上万的人都用了这种疗法，他们也觉得管用。”
“安慰剂效应可谓妙哉。”
“安什么？”
米拉好奇莉安会不会生气了（她看上去确实有点不舒服），就在这时，达莉娜又靠回了桌子边，和莉安交换了一下眼神。米拉可以看出来她正在努力减少交流中的火药味，但达莉娜也在试图利用这机会教他们一些东西。她说道：“所谓的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说的是一种治疗方法在临床特性和实际疗效之间的差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美国的医生在吗啡匮乏的条件下，绝望地为伤兵注射了盐水。这盐水居然发挥作用了。有时候人们以为自己吃的是止痛药，感觉疼痛减缓了。这也是为什么你必须要用科学试验来测试药物：为一组人提供药物治疗，为另一组人提供安慰剂，最后一组什么都不提供。然后去观察结果，看看真正接受治疗的人是否比没有接受任何治疗和服用安慰剂的人身上产生的效果更好。”
劲松显然将这个修辞意义上的概念当成一个真的问题来理解了，便继续对莉安发动进攻，但达莉娜看着莉安，鼓励她大胆回击。莉安回应道：“是的，但你怎么解释有很多人用了这个方子，而且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好的这个事实，不管它背后有没有科学依据来支撑。”
达莉娜环顾教室，鼓励剩下的同学也参与进来。米拉突然意识到达莉娜正在微笑地看着她。这足以让米拉明白，想在这个小组里保持被动姿态的人是绝对混不下去的。
“但你也得考虑到我们有那种关注积极的例子而忽略消极例子的倾向啊。”米拉说。
这时，坐在米拉身边的科妮估计下一个就要轮到她了，所以她决定在导师转向她之前就开口。“而且也存在我们在事先就相信某事是真实的情况。比如说，我个人就不相信星座和占星术，但占星术专栏里的话有时候往往准得可怕。”
达莉娜回应说：“是的，这就是弗瑞尔效应（Forer effect）。心理学家B. R.弗瑞尔曾经让他的学生完成一项性格测试。然后他没有去分析他们的答案，而是给了每个人一份‘结果’—其实是一本流行杂志占星术专栏里的一段话。”
说着，看到科妮开始在包里翻钢笔或铅笔，米拉才发现所有人都在记笔记。达莉娜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也没有在白板上潦草地写下要点，但大家都在笔记上写写画画。
达莉娜说，弗瑞尔的学生都认为这些结论都非常准确、很符合他们的情况。这就是“主观验证效应”（subjective validation effect）。当结果对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信仰有好处时，我们就会抛弃那些不合适的，转而投向合适的描述。所以，我们就会去寻找那些支持我们决定的成功治疗案例，而主动忽略那些不成功的案例。这就是为什么临床试验必须被设计为盲法试验—参与试验的人都不知道谁拿到了真正的药。因此，莉安的疗法奏效可能只是因为有些用了这种方法的人第二天就死了，但报告可不会把他们也加进去。整个小组，包括莉安，都一起笑了起来。随后，达莉娜转向那个给了莉安很大压力的劲松同学。她希望他能给大家再讲一讲安慰剂和医学试验的内容，达莉娜尤其想让他总结一下在这次会前布置给他们阅读的一篇关于心理治疗的文章。
劲松说道，现在已经有很多试验证明心理治疗是不起作用的。它不仅不起作用，接受治疗的人的情况可能会比以前还要糟。在那些使用安慰剂的试验小组中，受试者与大学教授而不是治疗师进行了一小时的对话。结果显示，与教授交谈一小时的人比接受真正治疗的那组人表现更好。这让很多非心理治疗师都禁不住沾沾自喜，但这并没有让心理治疗师失去市场。他们认为，这些试验都太过草率，或许根本没有检测出正确的结果。达莉娜说：“你说得对，事实上很多医学干预措施都没有通过双盲实验的证实。有些措施无法通过这些试验，有些通过了，但结果不够清晰稳定。当然莉安不会接受那种会害死很多人的东西。因为她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采取了这种疗法，而且她不认为这里面有人因为该治疗遭遇不幸。但很多时候我们会轻信别人的说法，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它在医学试验上取得了什么成功，而只是因为某个身穿白大褂的人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然后科妮又回到了讨论中。她说继续推广一种在科学上尚未能证明成功的疗法，一定是糟糕无比的科学做法。她这么快就适应了，米拉暗暗地想。科妮补充说：“这个过程足以告诉别人他们在做的是否有效—收获不到任何效果就应该立刻停止。”
一位名叫乌班瓦的女孩马上对此进行了回应：“是的，但那只是因为他们同其他人一样都是人。他们不会因为一篇论文说他们的工作进行得不是很好，就放弃自己的工作和教职，就像政客不会因为经济下行就引咎辞职一样。他们只会去找其他人来承担责任。”
达莉娜还停留在劲松刚说的话题上。她想知道劲松对乌班瓦刚说的观点有什么看法。
“好—按理说情况应该那样发展，但事实常与之背道而驰，”劲松承认，“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学教授发现自己对于社会阶层或性别等主题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会怎么做呢？难道他会辞掉工作，然后立刻开始从事园艺吗？”
“在没有实现所有事情都可以一键操作和‘小白’也能摆弄明白昂贵机器的情况下，这种事情应该是不会发生的。但我认为在社会理论中，你永远无法证明什么东西是错误的。”达莉娜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