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妮说：“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没有权力。我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做出自己的决定。”没毛病，米拉想，我可以为自己做出决定，我又不想代表别人做出任何决定。但是伯特兰告诉科妮，她做出的这些决定都是在“权力—知识的话语”和“自我技术”的约束下完成的，这些约束会促使人们在管理自己和自己的身体时发挥积极的作用。
“感觉上好像是我们自己在掌控这一切，但实际上我们都被束缚在一条特定的道路上。福柯想让我们明白，权力是实践的、局部的、网状的、点对点的。它不是一群同质的人—男人、中产阶级、资本家、白人—将权力行使在另一群同质的人—女人、工人阶级和其他人身上。福柯的权力比女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所设想的权力要更强大、更脆弱，女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权力是一种脆弱的东西，它耸立在社会的支配群体上，等待着被粉碎和推翻。”
“那怎么才能做出改变呢？”科妮问道。
“女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福柯对社会的构想太过悲观，因为在福柯的理论中，个人与权力统治的过程联系得非常紧密，以至于人们做什么都没有用，或者做了更糟，他们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只会起到巩固现状的效果。但福柯强烈认为自己的权力理论不应当让人们变得悲观，尤其不应当成为他们拒绝支持政治进步的理由。事实上，他的观点与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截然相反。”
从伯特兰开始这场福柯的即兴演讲到现在，米拉才总算醒悟。可能是他刚刚说的那番话触动了她的某条神经，她心里则产生了一个问题：“你是说，人们没有夺取权力，而是别人拱手让给他们？”
“是的，社会学家总是喜欢遵循马克思等人对权力‘自上而下’的解读，因为这种说法让我们相信，当掌权者—政客、官僚或者其他人—让我们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时，这不是我们的错。而福柯说，这不是事实运作的方式，我们对此感到不舒服。”
“所以，要不是我们为这些人和机构赋予权力，它们就不会拥有权力？他是这个意思吗？”米拉好奇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
帕洛，就是刚刚那个用像对白痴说话的语气对伯特兰说话的学生，也参与了进来，仍然用的是那种居高临下的语气：“听着，如果我说：‘我的老板比我更有权力，所以我必须按照他说的去做。’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现实。有人比我强大，那我就必须要服从他。”
伯特兰异常耐心地对此进行了回答：“福柯会通过这句话告诉你，你刚说的这句话成了权力结构的一部分。你说‘老板很有权力’，但他之所以有权力，是因为我们都同意这句话。”
“那照你这么说，那些不想受到老板控制的人为什么不直接否认老板拥有权力呢？”伯特兰再一次耐心解答，似乎给帕洛提供了别人都没有的特权。
“事实上，福柯关于权力的视角告诉我们，想要摆脱这种境况要比马克思主义者想象得更加困难。按照后者的观点，想要退出某种权力非常简单—如果有人拿枪指着你的头，你可以拎出一杆更大的枪。但如果我们本身就是权力最积极的参与者，这种退出的选择就尤其艰难。权力不是一种外在于我们，笼罩在我们头上的东西。我们没法去攻击它、摧毁它，也无法将其据为己有，就像我们无法攻占巴士底狱，因为这本身就是我们的据点；我们没法控制它，就像蚂蚁没法控制自己的蚂蚁窝。”
帕洛无奈地摇了摇头，好像在向大家说明，每个人应该都看清，伯特兰和福柯之中一定有一个人是白痴，或者两个人都是。伯特兰则对帕洛笑了笑，像是没注意到他的动作一样。他只是又写下了另一个标题和一系列问题：
规训
为什么会有规则？
为什么人们要遵守规则？
为什么人们要做别人要求他们的事？
是什么使得人们在没有其他人要求他们的情况下，
依然按照别人的指示去做事？
“让我试着把这些东西简化一点。你们能理解吧，如果被别人监视，那么人们就会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会有一些社会规则约束着我们，这些我们已经在前面讨论过了。最重要的是，人们会尽量避免让自己难堪。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在私下里也会做出同样的行为。为什么人们在独处的时候不放松放松，或者彻底放飞自我呢？”
这次伯特兰直接自问自答。根据韦伯（和马克思）开创的传统来看，权力是一种让人们去做他们本不会去做的事情的能力。老师让学生留堂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即使没有人站在他们前面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他们也会遵守这些规则。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遵守规则，尽管违背规则被发现的风险微乎其微。
“还有一些社会学家，比如塔尔科特·帕森斯，他会告诉我们，我们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习得了这一点。所谓的社会化就是一种奖惩机制、一套社会制裁系统，我们将其内化并逐渐强化，仿佛这些规则早早就被制定好了一样。而福柯认为，是监控术使得我们表现得好像有人一直在监视着我们一样，但现实中根本就没有这种技术。”
米拉对他所说的一切仍保持着警惕。她在大学之前就已经学到社会化的相关内容了，一直认为这个概念是说得通的。所以她又忍不住插话了：“当然了，随着年龄增长，你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包括控制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婴儿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只知道大哭大叫，即使到了青少年时期偶尔也会这样。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都要学会控制自己。”其他人听完之后纷纷笑了出来。那个之前低声对米拉说伯特兰沉迷于性的女人尖声尖气地说，有些人就是没法控制自己。伯特兰似乎对这一切浑然不觉，而是板着脸继续说了下去。
“这并不是随着年龄增长会自然而然发生的事。孤儿院里的小孩子很快就会安静下来，青少年被无视也不会乱发脾气。看护者需要对这种行为给予关注，赋予孩子权力，孩子才会接着闹腾。如果他们的需求和欲望不能被系统地满足，这些欲望就会迅速缩减—他们得不到关注，又不希望被打败—就会学着控制自己。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不是他们学会了控制：而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使控制脱离了他们的掌控。这些被惯坏的西方小孩最终只能接受控制，而且被控制得死死的。”
米拉可不想错过这个让大家开怀大笑的机会。她建议说，也许所谓的“中庸之道”就介于被溺爱的儿童和孤儿院儿童之间。伯特兰却将她说的话当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来对待。
“但我想表达的重点在于福柯的理论：我们并不是天生就学会控制自己的。这种控制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重点在于，其他人会怎么做。福柯关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在现代社会中规训是如何运作的；二是，什么样的社会会产生这种规训。”伯特兰解释说，这就是福柯研究监狱时的问题意识。他通过他最偏爱的“考古学”方法来研究一个组织发展的问题。
他的《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犯罪学研究，就如他的《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不是研究性一样。这本书讲的是社会如何生产监狱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规则与纪律，也是关于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结构如何与监狱共享一些特征。在创造监狱的过程中，我们所生产的一系列技术几乎在任何机构中都能被发现—像是学校、医院和工作场所。
福柯在书中考察了“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的创造与应用，以及它在规训社会中的地位，所谓规训社会的特征就是创造并产生了规训身体的权力技术。罪犯是由监狱系统生产出来的某种主体，他不仅仅是一个被关在监狱里的人，而是一个由系统创造的以某种方式行事的人。他无法想象其他的行为模式。这些“主体”就由权力—知识的话语生产。罪犯是在惩罚的话语中产生的主体，正如精神病患者是在精神病学话语中产生的主体。在这两者中的主体都是在权力—知识网络定义下，以某种方式行事的人，时过境迁，惩罚的话语也发生了变化。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惩罚是一种壮观的场面，公开绞刑和鞭刑都清晰地表明，惩罚的目的是惩罚身体。自十九世纪开始，惩罚的目的变成了自我的管理和控制。
帕洛又插话进来了：“你说的这个就像涂尔干的压制型法（retributive law）和恢复型法（restitutive law）一样，我们已经都知道，这种区分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在很多前现代的法律案例中，法律的作用都是让某人为自己的罪行赎罪，而不是对他们进行报复或惩罚。”伯特兰对此自有一番解释。
“涂尔干和福柯都不是法律史学家。他们关心的重点是社会，而不是法律和刑法系统。福柯关于十九世纪惩罚最著名的例子直到很久之后才成为现实—在当时只建立了几个例子—但它会向你揭示当时的社会是什么样的。”
接下来伯特兰向大家介绍了英国的哲学家和改革家杰里米·边沁②（Jeremy Bentham），他在十八世纪末期提出了“环形监狱”（panopticon）的概念。这是一项新型监狱建筑的设计计划，其核心内容是，囚犯永远处在监视者的视野之内，这种持续不断的监控是他们实现控制的关键。而十八世纪的监狱显然同我们今天所认为的监狱大不相同。
比如说，罪犯受到的待遇就大相径庭：当时的罪犯可以依据他的社会地位和财富，购买各种特权，像是单间、妓女，甚至自由。酷刑的作用仅有获取信息和表示惩罚。但随着封建主义被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也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大量的人被赶出自己的家园，脱离了传统的责任与忠诚观念，人们不再需要对别人唯命是从。城市中心逐渐扩大，但新无产阶级对其雇主并没有太多的忠诚，他们之间只存在金钱关系。社会精英们对这些不受控制的身体所代表的那种无政府状态的可能性，以及控制他们的成本感到恐惧。
边沁在有限的资源下提出了保证让这些身体能够受到控制的方法，让他们乖乖遵守规则，不要招惹麻烦，尤其是不给统治者招惹麻烦。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上出现了新的结构来应对这种情况，像是常备军、公务员机构和国家警察部队，根据福柯的说法，这些机构都吸收并运用了边沁所提出的规训与监督技术。这些灵感均来源于环形监狱建筑，其基本设计就是一个中心塔，围着一圈环形的牢房。塔里的人们可以看清任何一间牢房里的情况，牢房里的人却看不到塔内，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在边沁的时代，实现这个效果需要很多巧妙的建筑设计，但现在，用视频监控实现这个想法简直易如反掌。
“这些小眼睛会在每一间超市、每一条街道和每一架电梯追踪着你。会有人看这些闭路电视里的内容吗？我们无从得知。一个摄像头和一个全景相机就可以用相对较少的资源对很多人进行控制，正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监控，这种规训才得以实现。福柯认为环形监狱能够使权力自发地运作起来。如果人们认为他们一直受到监视，狱警就不必前去查看。那么到底是谁在行使权力呢？和社交媒体一样，不是狱警，而是犯人自己！”
福柯认为十九世纪的监狱系统出现了诸多创新之处，囚犯都受到了公平的对待，享有同样的服务和设施。后来，监狱里盖起了图书馆和小教堂—这些空间让犯人可以逐渐浸染，成为社会上最温顺有用的存在。我们总是对自己说，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人性化，监狱也进行了改革。但福柯不同意这一点。在过去，监狱在犯人的身体上实施惩罚，这个过程常常伴随着剧烈的疼痛。如今取消了这些痛苦和展示的过程，不代表社会就不会受益于这些惩罚。
社会规训的加强促使监狱也进行了改革。伯特兰指出，环形监狱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对监狱设计的贡献。重要的是它将一种关键性的规训原则引入了社会，而规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个体必须要自己规训自己。规训是一种内在的东西。“环形监狱里的犯人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正在被监视。他们不得不时刻表现得像是被监视着一样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样地，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学着像被人监视着一样去行事，尽管根本没有人在监视我们。这个环形监狱就是全知之眼：它让下面的人处于一种能够被看到，但又什么也发现不了的状态。多数人被少数人监视着，由于他们无法察觉自己何时被监视、何时不被监视，所以他们必须时刻都表现得好像处于不断被监视的状态之下。他们的身体变得温顺，全景矫正制度让他们成为文明的臣民。”
伯特兰接着说，这些文明的臣民每一天都以同样温顺和可预测的方式度过。就像那些在监狱里的囚犯要在特定的地点遵循单调重复的日程安排一样，我们在工作、学习的地方，甚至在业余时间里也重复着我们严格的日程计划。在许多情况下，与其他人的互动机会也十分有限，这点也同囚犯一样。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我们，文明的臣民，执行了这些命令；且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参与：
一种有意识的、永久可见的状态
确保了权力的自主运作
当伯特兰将这句话写在板子上时，先前在研讨会上提到监控的那名同学说话了：“这不就是我刚才在科妮提到戈夫曼时说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尤其是在网上，都可以被组织和政府监控。他们就像环形监狱里的狱警一样，组织在看着你，但是你不能看它。”米拉则想到现在她父亲住的那个地方。那里会和环形监狱有什么相似之处吗？伯特兰继续即兴演讲。
“社会中的权力并不是由武力运作的。是我们在操控着权力，我们‘容忍’了权力。你在社会中的许多领域都能发现规训系统里所包含的原则。有趣的是，学校是利用肢体暴力进行惩戒性惩罚最后的坚固堡垒，许多国家在二十世纪末才彻底取消体罚。也许是认为其他地方无法应用惩戒系统来让孩子们学会规训自己。”
伯特兰告诉他们，福柯认为，如果惩罚本身越来越不重要，而重点在于让人们感到内疚时，自我管理就变得越来越普遍了。他说，压制性的权力意欲对死亡进行控制，而生命权力则是对“活着”进行管理。他的意思是说，专制国家控制着活着的臣民的死亡权。当时的社会是由血主宰的—它包括贵族的血统，也包括绞刑架上死刑犯的血液—但现在，社会是由性，由生命权力主宰的。生命权力管理的是他们的生活，紧密地建构着他们的需求和欲望，并确保他们都能称为系统中小小的管理者。
科妮打断了他：“他是不是误用了‘权力’这个术语呀？权力是行使你对别人的一种权威，你甚至可以用武力威胁他们。但福柯在这里提到的是人们管理自己的生活，以及社会化。这不是一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