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妮也加入了米拉这一边。“在《污名》（Stigma）里，戈夫曼将个人身份同国家监控联系在了一起。在他那个时候，人们关于这类议题的讨论还不流行，但他已经预见到了我们会受到越来越多的监控，不仅如此，我们的个人史、品位、需求及各种想法都会被记录于各类数据库中。”
其他同学听了纷纷点头，他们很欣赏科妮让伯特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做法。其中一个人说道：“一旦你在商店办了张会员卡，这个店可能就比你自己还了解你的每周购物习惯。你在网上就再也不是匿名状态了。我们的这些信息都会被更新到他们的数据库里。”
这已经有点偏离米拉想表达的意思了。这些说法太过琐碎了，而且遗失了她所认为的戈夫曼理论中的重点：他帮助我们去理解那些感觉自身价值被贬低和边缘化的人。她希望小组以及伯特兰，能明白她想表达的这一点。“科妮说得对。戈夫曼关于污名的研究被忽略了，这不公平。这个研究同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以及实际生活中任何形式的社会排斥和歧视都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对那些因为穿着、长相或身份而感到出格或失序的人来说，社会规范的发展和社会对这些达不到标准的人的歧视是分不开的。”
米拉没有想到别人以为她是在别有用心地嘲讽伯特兰的奇装异服。即便你只是想说明有人因为自己的穿着而受到歧视这一点，伯特兰无疑是这种出格穿搭的完美案例（他真的不该试图将自己宽大的身躯挤进那件小夹克里）。组里的大多数人都觉得米拉话里有话，他们只是努力不笑出声。米拉其实完全没有想要揶揄导师的意思，她只是想表达自己对于失调和失序的感觉和看法。阵阵窸窣的笑声让她纳闷了一会儿（“难道我说了什么蠢话吗？”），然后，伴随着一阵尴尬，她才意识到自己刚刚说的那番话是多么容易被误会。她只好接着说点补救的话，好让这个话题显得不那么具有私人针对性，回到那个更加公共的议题上去。“关于印象管理，戈夫曼提到了有关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这一基本内容。因为每个人每天都要和许多陌生人互动，所以不得不重视第一印象。我们早已不再生活于那种彼此熟识、团结紧密的共同体中了。每个人都是陌生人，且必须要在会面的几分钟或者几秒钟之内就对别人得出一个初步的判断。难道面试的过程不就是要双方在仅仅半个多小时里对即将共事多年的人相互评估吗？你要是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其实真的很奇怪。”
科妮很快在里面补充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戈夫曼的理论观察适用于那种表象比实体更重要的世界。难道后现代主义者不是接受了他的观点，并用知觉取代了实体吗？”科妮对此解释说，在这个观点下，表象与现实之间不再存在对立与区分，也就是说除了表象之外，一切都不复存在，这种说法下所谓“在你投射的外表下还存在一个真实的你”这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伯特兰身体不自觉地向科妮的方向前倾，说：“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赋予了我们极大的自由，让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你也认为我们应该大言不惭地接纳戈夫曼所认同的呈现论，因为你觉得这很有意思？”
这回换成米拉回应了：“戈夫曼的理论不仅仅说明社会让我们通过为他人着想来收获良好的自我感觉。”她说戈夫曼想警示我们的是，身份与自我和社会紧密相连并被社会建构，以及社会出于控制的目的如何侵犯这些自我。
伯特兰嘲笑说：“戈夫曼并没有提出任何社会控制的概念。我们或许认为自己拥有自由，但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我们每时每刻都被规训着。福柯指出，不是收容所或者监狱在对我们进行规训。而是我们—我们自己在对自己进行规训。”
显然伯特兰觉得对戈夫曼讨论得够多了，于是他又滔滔不绝地开始谈论米歇尔·福柯。他的态度从一种目空一切的厌倦转变成了一种非常独特而骇人的狂热。他对大家说，现代世界看起来充满了自由与选择—性解放、自我治疗以及极端的个人主义—但事实不是这样。伯特兰本人并不觉得现代社会足够自由，他相信大多数同学一定也有相同的感受。“但是我们能只做我们想做的事吗？为什么处于这种显而易见的自由之中，我们却不能体会到自由？为什么大量的选择实际上让人们感到越来越压抑？会不会是当代生活中的个人自由正以某种方式被压抑着？有没有可能我们正在被迫以某种方式行事而浑然不知？”
伯特兰在说这番话时试图同每个人轮流进行眼神交流，他斜倚着桌子，身体前倾，语速非常快。他接着说了下去，让人怀疑他需不需要换气。“我们必须从拆分这个问题开始—‘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吗？’：什么是‘我’，以及什么是‘想’？这些看起来都是非常简单和精确的事实，实则不然。福柯关心的是权力（power）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做某些事而不是另一些事，为什么他们要服从于某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以及为什么他们在某些时刻表现出这种样子，而在另一些时刻表现出另一种样子？”
说到这，他突然跳了起来，在房间角落里的白板上写起了字，让同学们把这句话记下来。米拉越过他的肩膀，只见他以非常潦草的字迹写道：
性与身体
如何解释许多社会对外表的痴迷？
几个学生似乎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性”字吓了一跳。米拉应该不是在场唯一一个听说过伯特兰接受调查的传言的人。现场气氛一度十分紧张，他到底要给大家讲些什么呢？起初伯特兰表现得还颇为谨慎。他对大家说，所有人（尤其是女人）每天都在接受各种建议和指导信息的狂轰滥炸，这些信息意在指导他们成为某种人—如何变瘦、如何节食、如何看起来拥有良好的状态、如何拥有无瑕的肌肤、如何找到男人、如何变漂亮。
“福柯则提醒我们，人是精神和躯体的统一体。在躯体的内部和周边发生的事情同影响精神的事情一样，都是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权力对两者的改变都发挥着作用。好吧，这听起来可能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但是福柯认为当代社会权力运作的核心方式就是将我们当作个体来管理我们的身体。没人强迫你去遵循这些变美的建议，然而，这确乎已经成为数百万人的困扰了。”
米拉觉得他说得平平无奇，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她在上大学之前的社会学课上就听老师讲过这些。接着，伯特兰开始讨论性了。
“性是权力运作如何让个体自我管理他们身体的最好的一个例子。福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提出，在十九世纪，人们对性的态度显然更加保守，却谈论了更多有关性的话题。事实上，当时的人们痴迷于此，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性的医学论文。还有一些专门写给家长的小册子，教他们如何控制孩子的性行为，包括抓到孩子自慰后的建议。”
然后他短暂停顿，观察了一下大家的反应。事实上，全场只有米拉旁边的那个同学在她耳边悄悄地调侃了一句：“你觉不觉得他才是那个痴迷于性的人？”
伯特兰继续说了下去，仿佛大家的举动为他注入了自信。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事实就是这样的，欧洲的性道德会控制性的某些方面，甚至会控制某些社会成员，尤其是女人和工人阶层的性，但是，“它并不是要笼统的‘镇压’—而是利用性科学（scientia sexualis）对性进行培养和指导。只有‘过剩的’或者无用的欲望需要接受谴责—比如自慰。一系列关于性的话语和与性相关的技术被生产了出来。它们共同构成了福柯所说的生命权力（bio-power），通过将人们物质的、生物性的躯体作为‘身体’加以约束和管理”。
伯特兰告诉大家，福柯认为欧洲人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性解放同他们的前辈在十九世纪所做的事情并无什么差别。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许多社会都热衷于谈论性：数以千计的杂志文章和电视节目纷纷讨论什么是好的性，什么是坏的性，以及如何拥有前者并主动减少后者。福柯指出这并不是自由的标志。我们对性谈论得越多，实际上就越是在努力地重新生产一种主流的图式，这个图式会告诉我们，我们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谈起话来应该是什么样子，行动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思考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人们认为在十九世纪甚至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性都处于一种被压抑和被过分规矩的状态。而且我们对性的选择也同样受着限制。福柯将约束我们的权力称为“权力—知识的话语”（discourse of power-knowledge），也就是说，我们谈论和归类事物的方式会最终形成我们行动的框架。
根据福柯的观点，性欲并非一口井，它既没有被打开也没有被阻塞，一切都取决于你如何进行平衡或压抑。性在生命权力之内，并由其构建。性要被测量、检查、研究、讨论和剖析。生命权力网络的产物之一就是忏悔室，在忏悔室中，个体得以将其最内在的欲望倾诉给一个客观、有距离感的专业人士。社会为这类情绪官僚创立了一个阶层（包括医生、治疗师、牧师和教师，他们都可以胜任这个角色）。伯特兰在这里则补充了他自己的观点：“二十世纪末期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公共忏悔室于美国起源，并逐渐传播到全世界。你们知道的，一些倒霉鬼会在电视节目里向全世界讲述他们的经历。福柯将这种过度曝光的色情视为极权主义‘生命权力话语’的一部分，在这种话语中，个体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被公开和曝光，并接受一个自封为公民陪审团的群体审判。这也是我正在写的一篇论文的主题。”
伯特兰停了一下，似乎是在等着大家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又或者只是想停下来欣赏一下观众们的窃窃私语，但由于没得到任何回应，他不得不改变策略，转而对大家谈起福柯对性的研究起始于古希腊的性规范，这导致同性恋在后来的社会中不但被接受，甚至还被当作一种理想之爱的形式推广于特权阶层的男性群体中。希腊人没有压抑这部分的性欲，但福柯从中挖掘出了一个更为有趣的故事。男男之爱是青年男子成长的一部分：通常年长的导师会收养一位年轻男子，并向他传播自己的智慧，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涉及性。尽管可以得到宽恕，但当这种爱让一方变得柔弱时，希腊人则毫不犹豫地谴责这种爱。也就是说，希腊人只允许这种爱作为男性气质发展的一部分。
“现如今一些纯男性团体仍将同性恋作为入会或团结仪式的一部分。但重点在于，这里不存在区分‘不正常’个体的严格界线。事实上，这种区分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在欧洲。在古希腊，自由公民有自己的选择避免过度或者过于被动的情况。但无论如何，人们必须要‘正确地爱’。”
组里的一个男同学，帕洛，出人意料地发言了。他语速很慢，似乎在向一个小孩子或者智力低于常人水平的人解释一件很简单的事。“但如果男性公民都互相发生了性关系，那么他们就不正常，他们是同性恋。字面意思就是这样。”
伯特兰宽和地笑道：“福柯强调，性（sex）和性存在（sexuality）是非常不同的概念。与同性发生性关系不会使一个人成为同性恋。就像‘疯癫’一样，这是一个直到维多利亚时代才出现的类别。”
帕洛回应：“福柯这个人对我来说就挺疯狂了。”但是伯特兰没有理会他。他说福柯认为关于性的科学的发展与关于疯癫的科学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于是他又起了一行，在白板上写下了另一个标题和问题：
疯癫
古代人是否对疯癫更加宽容？
显然，不止戈夫曼一个人研究过精神病院。福柯通过研究社会如何区分疯子和正常人来开启他的疯癫研究。就拿一些现在被认为是精神错乱的历史例子来说—第欧根尼①在公共场合手淫，耶稣从人们身上驱除“恶魔”—这些行为在后世会让人得到某种形式的照顾或监护，而在过去则受到了非常不同的对待。难道这只是因为过去的人们更加包容疯狂举动吗？福柯说不是这样的—真实的情况是，现代社会中的机构创造了一门规制行为的科学。在这门科学中，个体被要求成为熟练的专家。伯特兰又飞速地写下了一个题目和两个问题：
权力
谁对谁做了什么，又是谁告诉别人要去做什么？
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被要求做一些事情，
尽管他们没有必要去做？
他补充道：“我是一个成年人，没有人拿枪抵着我的头。为什么我还是会做那些别人让我做的事呢？”场面一度安静得十分尴尬，直到另一个学生，之前已经发过言的科妮，打破了这片沉寂。
“有些社会学家不是也认为规则分很多种吗？”她接着说，人们遵守某些特定的规则—如禁止行窃—是担心会被抓起来。我们遵循其他规则—如依交通灯指示过马路—是为了安全，因为乱穿马路可能会被车撞死。还有其他类型的规则—像是按时按要求纳税—我们之所以遵守它，是因为我们相信，社会和公共服务需要大家来买单。
这一次，伯特兰的脸上泛起了一丝赞赏的神色。
“说得很好，福柯认为在权力研究中有一个巨大的沟壑有待填平。在过往的，比如马克思、韦伯等人的权力研究中，他们都认为权力总是用来强迫人们去做他们不想做或者不应该做的事情。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权力强迫女人扮演着屈从的角色。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权力强迫工人阶级为资本家政客递上选票。而在福柯之前的大多数权力理论，以及之后的许多理论，都认为权力是某种存在于个人之外的东西，是一层笼罩在我们头上的有形实体，它就像一个恶霸或者一位独裁专制的父亲，指引我们去做那些我们本不会做的事情。总的来说就是，福柯认为权力并不是让人们做他们不想做的事，相反，它总是通过让人们去做他们确实想做的事来发挥作用。或者换句话来说，他们的需求、他们对权力的反抗、他们的欲望都是权力的一部分。权力的结构更像是一张铺开的网，而不是金字塔。”
米拉在脑海里反复咀嚼伯特兰刚说的话，思考她父亲是否也让她做过那种以为是顺应自己的想法去做的事。信息量实在太大了，米拉脑子里一片混乱，环顾周围，其他人应该也有差不多的感受。尽管伯特兰非常乐意大谈特谈福柯的理论，但他注意到，一下子说太多了，同学们根本没法吸收，于是他停下来讲了一个例子。他让同学们回忆回忆他们在刚开始讨论这个话题时，谈到的那些杂志和电视节目，它们会告诉人们如何成就自己的理想，并为他们提供建议来获取这些为大家渴望的东西—拥有完美的身材、事业等。这个产业会问：你想要什么，以及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福柯会说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的欲望，性欲—都是由权力的话语—知识，所建构的。权力并不是一群人占有而另一群人所没有的资源。这也意味着“它不可能被夺取、粉碎、推翻、冲击或者击溃，因为权力不存在于某个上锁的保险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