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疲惫不堪的米拉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麻木。米拉知道，安娜可能以为自己是在贬低发生在她身上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但不管怎么说，米拉并不认为她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医院与戈夫曼描述的医院完全一样。在这里，医院在控制个体上付出的努力相当随意，而且总是出于对安娜生命安全的最佳考虑。这一切似乎更像是一种善意的忽视，而不是一种自发的退化。但“弗兰肯斯坦”中提到戈夫曼列举过诸多关于“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s）的例子，在这些机构中，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控制—如军事训练营、海军舰艇、寄宿学校和监狱—米拉对安娜介绍了戈夫曼对它们的描述。
她又提到其他很多机构都与全控机构有着部分相同的组成要素，比如全日制学校、一些工作场所还有一些政党。但在真正的全控机构中，工作、娱乐和休息浑然一体。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别人的密切陪伴下进行，每个人都被一视同仁地对待，被要求一起做相同的事情，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处在同一个权威之下，每件事都要按照权威严格执行，无论做什么都有着数不清的规则。这时，安娜打断了她。
“我家里就有很多规则。事实上就跟你说的那种全控机构差不多。我在家里从来没有过半点隐私。我没有自己的空间，也没有一件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因为信仰，爸妈总是非常严格地控制我，保证我每时每刻都思考着正确的事。如果我表现出一丝一毫忤逆的意思，他们就会把我所剩的最后一丝自由和私人空间也夺走。之前有一次……”
安娜此刻完全被挫败感击溃了，甚至痛苦得说不出话来。她深吸了口气，最后一次试图让朋友了解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
“有一次他们发现了一本我正在读的闲书。除了课本之外，我是不能带任何书回家的，只要提到这些，他们就破口大骂，说这些书都是垃圾。反正就是有一天，他们在我的床下发现了这本书。那是我的第一本言情小说，我简直爱惨了它，因为这本书太新鲜了，和我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都不一样。他们发现了之后，逼我在他们面前撕掉这本书，接着又要我在教会上自我批评，所有人都歇斯底里地冲我大喊大叫。实在是太可怕了：他们都看着我—我父母，还有别的小孩—感觉在他们看来我根本不配活着。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人跟我说话。”
安娜的声音逐渐喑哑起来，当她说出“撕掉这本书”时，米拉才真的设身处地地明白了安娜的处境。至少在那一瞬间，她终于将自己从她的思绪中抽离了出来。米拉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但动作和表情都发生了变化。她把手搭在安娜的肩上，轻轻地安抚她，示意她接着说，尽管不发一言，安娜能感觉到米拉对她的情绪有了一丝共鸣，喉头不能控制地溢出苦涩之声。
她对米拉倾诉说自己是多么想要逃离像监狱一样的教会，逃离父母。米拉想起戈夫曼曾经说的“在那些没有人违法的机构中，你会发现一种监狱”，但她只是按住安娜的肩膀，点点头鼓励她。然后安娜告诉米拉，长成了青少年后，父母仍然拒绝为她改变这些规则。她还是没有任何隐私，在浴室里也没有，他们甚至不允许她在早上上学之前匆忙地在镜子里检查一下自己的仪容仪表。安娜说到这里，已经停不下来了。
“在学校，我总是挨欺负，但每天总会有那么一分钟，也许还不到一分钟，我感觉自己变成了另一个安娜，不是这个谨守规则的安娜。但当我回到家里，那种感觉就没有栖身之所了。慢慢地，我感觉自己要疯掉了。”
米拉想起了“弗兰肯斯坦”里提到戈夫曼认为精神病院也有同样的影响力。病人会发现“自己突然之间获得的‘病人’身份的符号意义与其先前的自我概念有着戏剧性的反差”。安娜似乎还有更多的话想说。
“我被他们的那种思维方式洗脑，甚至已经习惯了那种生活方式，以至于在离开他们之后我一时无法适应崭新的生活。我不习惯用自己的梳子和镜子，还是会在外出的时候借用商店橱窗和车上的镜子整理仪表。有时候会觉得无所适从，因为一下子没有什么规矩来束缚我了—一下子有太多选择了—忽然之间我不知道安娜想要什么，或者说不知道安娜是谁了。”
这听起来很像“弗兰肯斯坦”里提到的“机构化”（institutionalization），事实上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种变化。他们在无法逃离也不能拒绝的情况下习得了规则。官方制定规则的理由是，它们的存在会让机构运行得更加顺畅，然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规则是一个机构的核心和灵魂所在。了解规则并且学会遵守规则，是人们在任何机构中能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的重要一步。如果你将这一步做得太彻底了，就会被“机构化”，从而很难在机构以外的地方生存。米拉好奇这种情况有多普遍，以及她父亲是不是也会受此影响。她必须再次确认，哪怕要冒着让朋友沮丧的风险（但针对这个问题，谁又会比安娜更有发言权呢？）。于是她开口问道：
“我听说有一些服刑很久的罪犯在被释放后会故意再次犯罪，好让自己重新回到监狱。他们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制度赋予他们的意义和结构了，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在没有意义和结构的条件下生活下去是非常困难的。你觉得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人们要在一个机构里待多久才会变成那样呢？”
安娜瞪大眼睛，半晌过后，她坚定地说道：
“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再回去了。我绝对不会再和我的父母见面，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们。事实上，教会也不会允许他们联系我的。我本来应当嫁给教友会里的另一个成员，但是我拒绝了。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拒绝的。我这个举动在他们眼里已经不配为人了，在我父母眼里也是一样。如果教友会发现他们偷偷联系我，那么他们也会被赶出去。”
“你是怎么成功拒绝的，安娜？我是说你受了这么久的虐待，怎么重新找回自己的力量？”
“有一段时间我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我不是有意的，但表现得有点异常，有个老师发现了之后马上叫来管事的人帮我联系了医生。他们把我送到医院待了一段时间—不是综合医院，而是那种专门治疗我这种毛病的医院。我确实想在那里逃避一些问题，但是那段时间里我崩溃了。有一半的时间我一直跟他们说我想回家。当时我一定给医生和护士们惹了不少麻烦，但是好在有药物。我不愿意跟别人说起这件事，因为，嗯……谁都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精神出过问题。不管怎么说，去接受精神治疗确实是我逃离这一切的方法。”
安娜说完，不可思议地笑了出来。笑声很平常，没有丝毫疯狂的迹象。她只是很享受她刚刚给米拉讲述的一切经历中的讽刺之处。米拉没有发现任何笑点，只是在想，她是否怂恿了安娜去冒她自己都不愿冒的险。安娜向自己坦诚秘密，自己却没有给予恰当和合适的关注，实在太缺乏同理心和直觉，这样辜负了安娜。
米拉还没有准备好应付成年人的生活，发自内心地想要逃避这个真实的、令人悲伤的世界—在这里，你的朋友们有着不幸的遭遇，你的父亲很可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安娜紧紧地挽着米拉的手臂说：“据我所知，我是唯一一个要发疯才能上得了大学的人。其他人只要通过考试就行。”
这回米拉听懂了她的笑话，她接道：“但是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安娜？”
“我估计我只是不小心遗失了幽默感。”米拉担心地看着她。“不仅如此，我又一次遗失了我的‘安娜感’。”
“但是现在一切都回来了。”
“是呀，回来了。”
1. 社会生活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由他人对我们产生的印象。欧文·戈夫曼对此进行了研究，将人们对此的维持方式称为“印象管理”。他使用了剧场的类比，在剧场里人们在前台表演自己的角色，并在后台进行准备。人们在自己的前台都下了不少功夫，在后台精心准备自我呈现。然后人们便开始了表演—他们传递出各种信号，做出各种行动，表现得仿佛这就是他们自己一样。
2. 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无法如愿呈现自己，或者这种呈现被系统地打断了。戈夫曼将其称为“全控机构”，在这里，囚徒们的性格完全根据机构的需要来定义。这里的人们被完全地暴露在权力和机构的凝视之下—这也是为何他们往往会特别沉迷于保护他们所拥有的、那些微不足道的隐私和自由。
3. 囚徒往往会受到机构挥之不去的影响。他们可能会采纳机构的观点和价值判断，最终会更倾向于依赖准确性和可预测性，从而选择在机构内部而非机构外生存下去。这个过程就叫作机构化。
4. 污名是另一种人们无法控制的贬损自我的情况。当某个人的部分特征不足以让他们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成员时，人们往往用污名来标记这种情况。污名常被用在那些有着身体残疾、精神问题，以及具有一些种族特征和其他“残缺特征”的人身上，他们在自己眼中的自我与从带有敌意的人们眼中读到的自我中间，体验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第九章
在控制下
几天过后，安娜回家了。生活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速度恢复了平静，但是米拉仍然对此心怀感激。她意识到，与其说是倾听安娜讲述她可怕的父母和被霸凌的经历让她心烦意乱，不如说整件事更使她在无形之中增添了一份责任感。她并不介意倾听安娜的过往，她在意的是不知何时，自己被期待着像个成年人一样表现了。她要尽可能理性地做出回应，并对自己的言行所产生的影响负责。
似乎成长有时也意味着要控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当你哄骗别人说出他们本不会说出的话时，你不能假装自己没有能力负责并承担结果。你既然控制了他们的一部分生活，就必须要对他们负责到底。不仅仅是和安娜在一起的那一天：在米拉的心灵深处，还有别的事情也触碰到了她最敏感的那根神经。那天夜里，看到街上的女人正在被袭击，她为什么不要求司机马上停车？这是成年人应该有的反应吗？还有她的父亲：一个成年人会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做何反应？
现在米拉发现了，她有权利或者说有责任做出那些实际上可能会影响他人，甚至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的决定，她之前对此缺乏信念。她迟早会明白，她对于控制别人的部分人生责无旁贷。必须长大，必须参与其中，承担起自己那份控制的责任，这一次，她在社会学的课堂上明白了这一点。
为了配合社会学理论课，米拉需要参加一个研讨小组，学校要求学生利用这个小组进行讨论，让助教了解学生对课上的所学知识和对教材阅读的理解程度。研讨小组的指导助教大多数都是研究生，他们会耐心引导或者激发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这样导师就可以对此进行评价了。有些导师会循循善诱而不是刺激学生，但米拉的导师显然不是。
导师名字公开后，米拉发现她的导师是伯特兰，他以极具煽动性和古怪的风格而出名。一半的学生都听说他总是喜欢打扮得像个出挑的斗牛士，虽然没有斗牛士的身材。其他人则觉得他有点可怕，一个同学甚至告诉她，先前他似乎因为某项罪名而接受了调查，估计是与性有关。抛开这些流言蜚语不谈，米拉知道伯特兰刚刚凭借关于法国思想家福柯（Foucault）的研究拿到博士学位，因此不管他们课上在讨论什么，最后都会绕回福柯身上。但在这周关于戈夫曼的研讨会上，伯特兰真的放飞自我了。
伯特兰本应该从小组表现中了解大家对戈夫曼的印象管理思想的掌握程度。不出所料，大多数学生都没有做什么准备，或许是因为感觉伯特兰很粗俗，所以只想在整个研讨过程中保持沉默。只有一个非常严肃又积极的女孩科妮，像往常一样揽下了回答导师提问的重任。
米拉有时觉得实在对不住她，也会参与进去，但是科妮这次则单枪匹马地挑战了伯特兰：“当我采用所有这些不同的角色、不同的面具时，哪一个才是真的我？”
伯特兰打了个哈欠。他就是控制不住这种表现欲，尤其是当他发现大家的想法都非常幼稚、无聊时，这种欲望尤其强烈，通常他对这类发言的回复也是相当恶毒。
“这还用说吗，你是你所思考的、所讲的，以及最重要的，你所做的一切的结合体。戈夫曼的这些玩意就很琐碎—只是那些缺少人生经历的小年轻的文字游戏罢了。实质内容一概没有，只有满口的我、我、我。”
伯特兰居高临下地向四下睥睨研讨会众人，米拉惊讶于同学们受到这种对待，却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说点儿什么。她认为戈夫曼在其研究中谈论过一些严肃的议题，比如那些受到侮辱与伤害的人们。伯特兰毒辣的评论让她想起了自己与安娜共情失败所触发的困惑与羞愧。就这样轻视戈夫曼的理论，只会让事态变得更加糟糕，所以，就算料到伯特兰会对她恶言相向，她还是要为自己发声。
“戈夫曼的理论不只是印象管理吧。他将这个概念置于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机构或者社会期待的权力语境中。他的《收容所》（Asylums）一书细致地考察了当时精神病院利用种种规章制度一步步地将人塑造成一个囚犯。”
她还没说完，伯特兰就以一种掩饰不住的讽刺语气截停了她。
“是啊，我们知道，‘见微知著’，真了不起啊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完全可以说戈夫曼强调的自我意识恰恰指向了福柯的全景敞视理论。我们表现出仿佛有人在监视着我们的样子，但实际上没有。我们想象外部存在一系列对我们的评价，有人观察着我们并为我们的行动打分。但是福柯对这一切的解释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