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几乎从来没对室友提起过她的家人，她们也很好奇安娜与家里人的关系。或许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她的这次“意外”有关—或许她是因为她的父母才这么做的。米拉或许是有些冷感，但她也不想伤害任何人，现在她感觉自己正走进一片雷区。她对接下来要发生的这番对话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如果安娜有个三长两短，事情不受控制了，她该怎么办呢？事情很可能会失控吧？她们昨天不就已经……而且安娜现在的情绪还是十分激动。安娜的医生又会怎么看待自己一会儿要对安娜说的话？会责备她提起这一切吗？如果安娜情绪恶化了，是不是她的错呢？而现在的情况是：安娜似乎就要在她眼前崩溃了—好像身上某处很痛。
米拉环顾周围，试图寻求一些帮助，但是附近没有医生，只有两个护士一直在忙着照顾那个靠在床头的女人。除了单刀直入，似乎没有别的好办法了，米拉能想到的就是让安娜说出现在的感受。
“我真的很抱歉，安娜。让你这么难过，我真不是有意的。我想说的是，父母赋予孩子的角色有时会与孩子日后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并不相符。当孩子想要扮演能决定自己未来的成年人的角色的时候，父母还是坚持把孩子当成小孩来看待。他们不愿意将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带回家，是因为他们想尽量避免同时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
“我甚至不敢想象带任何朋友回家，更别提什么男朋友了。你说的这些确实与我和我爸妈之间的关系很吻合，但是他们想让我扮演的角色和你们见到的我完全不一样。我曾经是个完全不同的人！”
米拉听到她用了“曾经”这个字眼：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安娜已经放弃挣扎，决定接受父母赋予她的任何角色了吗？难道她认为她只能选择一个角色，永远也不能摆脱父母的影响吗？米拉对这些误解有着自己的一套想法。
“我们每个人背负着很多角色，像是女儿、姐妹、女朋友、室友。戈夫曼提出的问题是，在这每个角色中，我们到底都是一个人，只是碰巧在不同的人面前表现得不同，还是我们在每个角色中其实都是不同的人？我认为我们其实是不同的人。我恰恰就是这样感觉的，”米拉淡淡地说，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如果有人跟你说事情不是这样运行的，我肯定不会相信他们。在现代社会中多元的角色并不少见—真的有多种人格寄居在同一副躯壳里。”
米拉停顿了一下，看看安娜想不想说点什么关于精神疾病的内容，然后她很快继续谈起了“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
“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不得不同时扮演两种矛盾的角色。如果两个角色能彼此互不干扰，那还算好。但如果不能，那你就要去决定自己到底要扮演哪种角色：你就要‘背叛’其中一个来证明，他们所了解的那个你并不是真正的你。”
听到这里，眼泪从安娜的脸颊上滑落，她也顾不上擦掉眼泪了，泪珠顺着她的鼻子慢慢滑落到嘴角。米拉甚至能清晰地看到大颗的泪珠从她的两颊垂下、打湿了枕头。当泪痕滑落到脖子上时，安娜清了清嗓子，说：“我总是试着让我的角色彼此分离。但在没有形成稳定人格的情况下，这样做简直是疯了，不是吗？如果你逼着自己一分为二，那肯定会疯掉的。”
“我不知道，也许你可以将自己看作一幢有着很多房间可供人参观的房子，这样就不会疯掉了。你的父母看到一个房间，朋友们看到另一个房间。极少有人能看到房子里的所有房间。”
这也是“弗兰肯斯坦”里的内容，这回安娜不介意多说两句。
“你肯定不会想看我这幢房子里的所有房间的，米拉。有些房间特别阴暗，堆满了可怕的垃圾，连我都不想多看一眼。”
这难道不是可以继续聊下去的信号吗？安娜不肯给她眼神交流，米拉的直觉判断几乎起不到作用，只能搏一搏了。米拉知道自己在冒巨大的风险，她也知道这是在要求安娜比她自己一直以来表现得更加诚实。米拉感觉自己像是在没有系安全带，也没有安全网的情况下，踩在一根高得让人心生畏惧的钢丝上。她知道自己并没有权利呼吸屋外的新鲜空气，假装自己是个睿智的成年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不相信友谊，也就是说，安娜，你这样想是因为你觉得如果我们看到了别的房间，就不愿意和你做朋友了？”
“是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中的其他人可能也掩藏了什么？你为什么不冒个小风险，你可以继续锁住别的房间，但让我参观其中的一个，看看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继续做朋友呢？”
安娜毫无征兆地说起话来，直勾勾地盯着对面一堵白墙，墙上只装饰了一张宣传医院卫生的旧海报。
“我讨厌学校。但大学不太一样，因为别人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之前在学校里一直很孤单，我的父母和别人的不一样。他们都是虔诚的教徒，是同一个教派的成员。我们这个教派没有自己的独立学校，所以所有的小孩必须和其他人一起上学，但是因为各种教派的教规，总是特别出挑。教规不仅在着装方面有着严格的要求，甚至事无巨细地安排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个微小举动。我在还很小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什么，但到了十来岁，每个人都会发现我和其他人不一样，然后找我的麻烦。”
米拉相信她们之间的共同点，比安娜想象的更多。为了遏制住自己想把一切说出来的冲动，米拉将要说的内容转向了社会学。她对安娜讲述人们是如何被迫通过印象管理来应付日常生活的，又提到戈夫曼试图以此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那些当人们不能实现印象管理时会发生的事情上。
“你父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就强迫你也来适应这个角色。你得到的待遇和那些外貌或者种族背景与众不同的小孩一样。任何让你看起来不一样的标志都会成为你在学校被霸凌的原因。”
安娜又澄清了一遍，以防米拉不理解她说的话。在学校里，她看到有些孩子会因为长得太高、太矮、太瘦，或者戴眼镜、太丑、太笨、太聪明、反应太慢等各种成长时要经历的“意外”被人找麻烦。她甚至见过因为穿错袜子而被欺负的孩子。她看到很多孩子被欺负、被羞辱、被推搡、被辱骂、被殴打，被赶来赶去、出尽洋相，但没有什么情况像她这样糟糕，至少其他人还有一些喘息的机会。在别的情况下，总有些孩子能适应（强壮的孩子能打回去，“书呆子”总能讲出有趣的笑话），但对安娜来说这一切都不可能，因为她的父母根本不给她任何回旋的余地。这让她完全成了学校里的“弃儿”。
米拉有点理解了。在成长过程中，安娜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得到自己所期待的身份，而且“受损的身份”（spoiled identity）使得她，正如戈夫曼所说的，“丢脸”（discredit）了。而且对于安娜来说，她没有机会通过更加合群来管理受损的身份，因为她的父母不会给她这样做的机会。所以这些孩子便不可能给她一个不同但至少可以接受的身份，因为在大家眼中她根本不像同学，而是一个十分怪异的存在。所以她一直丢脸，承受污名。
虽然感觉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但那天早上米拉在“弗兰肯斯坦”上读到的关于污名（stigma）的内容现在看来非常应景。她想到自己，因为父亲的原因，也不得不承受污名，她说服自己，这是抵御这场道德审判的最佳方式。其他人对父亲的谴责或多或少都无异于让她蒙上污名，戈夫曼在作品中则展示了这种行为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我觉得这是因为人们不理解污名的含义，所以大家根本不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戈夫曼说，由于不能实现管理别人对自己印象而深陷困境中的人们往往会受到污名的侵扰。当学校出台关于霸凌的相关政策时，他们总是将污名当成一种既定事实来处理。所以他们考虑的要么是让那些已经被污名化的人改变自己背负污名的生活，要么对那些正在承受污名的人下手。人们总是鼓励受害者更宽容一点，或者让受害者正视‘他们的问题’；而对于那些霸凌者，只是劝他们友善一些。无论是在哪种情形中，污名都是作为一种实在、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存在的。你很胖，所以你就要承受一项污名；你有某种缺陷，所以你也要承受一项污名。但是戈夫曼教育我们，污名化行为是一种选择。如果人们发现需要自身付出代价，或许他们就不会这样做了。”
安娜还是没有看她。米拉拼命地想要说些什么让安娜好受一点，但她已经是四面楚歌。
“虽然我没有过和你相同的经历，但是我真的很努力地想要去了解你。我理解，当你知道自己的某些事情可能会被别人当作一种污名时，想要拼命掩藏的感觉。戈夫曼说，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处理方式，叫作‘冒充’（passing）。就像过去很多黑人刚到美国时做的那样，他们把自己的皮肤弄得浅一些，假装成白人。但是在他们把自己伪装成白人时，他们已经成了种族隔离体制的一部分。”
她强迫自己重新像一个社会学家一样思考。是的，米拉身体里的社会学家说道，污名来自社会本身，在一个遍地都是完美人类的社会中，仍然能找到一些东西来创造污名。“弗兰肯斯坦”中提到，戈夫曼同意涂尔干的一个说法，即社会在某个层面上需要犯罪活动，如果社会不存在这种活动，社会便会自己创造出罪犯来。社会会将原本正常的边界下调，重新定义所有行为，从而让原本可以接受的行为变成犯罪行为。然后米拉又想到了自己的处境：她的父亲、审判和报纸。安娜在说些什么，但是米拉的脑袋已经累得“宕机”了。在米拉看来，如果犯罪是由重新划定边界所导致的，那应该是正常的，如此一来她最终可能会找到一条理想的途径，重新审视父亲的行为。若想在社会中定义何为正常，必然要定义何者为不正常，并对其施加污名。也就是说，不仅她自己正在蒙受污名，父亲很可能也深受污名之苦。
安娜对米拉讲述过去：有些小孩坐在她的位子上，然后走到她面前，死死地盯着她。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来嘲笑她，只会一直盯着她看，仿佛她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怪物。“你简直不能想象，他们觉得我身上穿的宗教服装看起来是多么奇怪。这对他们来说新奇得不得了。”
米拉也知道自己很肤浅，但确实松了一口气。因为安娜说的话恰恰证明了她对报纸以及报纸上对父亲的案子翻来覆去的报道的看法是正确的。她觉得安娜说的话证明了在某种程度上污名和犯罪是一样的。人们震慑于犯罪的恐怖，想要遏制住它，便将其同社会上他们自认为正常或符合法律的部分隔离起来。然而，人们常常也对安娜描述的那种污名和父亲所犯下的那种罪行有一种病态的迷恋。报纸对父亲的报道无异于马戏团里展示人类异常身体部位的“畸形秀”。在过去，我们将那些身体部位异常的人们称为“变态”，而现在则为那些在其他方面被我们认为不正常的人们蒙上污名。坚持“正常”的部分原因或许让人着迷，但也包括对于“不正常”的事物所感到的恐惧，米拉想。
米拉后知后觉地发现，安娜此刻正盯着她等待回应，但她刚才太专注于自己的事，以至于现在不知所措。米拉想到刚才安娜似乎谈到有些孩子因为肥胖而被欺负，她终于有话可说。米拉认为戈夫曼关于污名的研究正好提醒了我们，所谓日常生活中的规范是如何构建的，也告诉了我们这种“规范”缘何与社会中个体的实际平均水平并不关联。也就是说，在很多社会中，体重是一种衡量正常的工具，但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比这个“正常”标准更重或者更轻。“弗兰肯斯坦”写道，随着“瘦”成为标准，减肥产品的广泛普及，肥胖症的发病率和体重超标的人数都在上升。或者可能恰好相反，米拉怀疑：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超重，人们才开始迷恋瘦？米拉告诉安娜，就她的观察，当社会学家在提到“规范”这个词时，几乎不是指那种在实际生活中适用于大多数人的东西。
“还记得我们前面说过，人们对于生活的感觉塑造了正常的表象吗？戈夫曼认为这种感觉是现代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特征，或许，对某些人施加污名，将他们划拨为不正常，终归是帮助我们确认自己是正常的一种方式。你懂的，他们经常说霸凌者是一群非常缺乏安全感的家伙，没准这是真的。”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潜在的霸凌者吗？”安娜问道。
就在刚才安娜侃侃而谈时，米拉的思绪已经游离了，所以她这番话又给自己惹上了麻烦。米拉现在累得不行，或许是因为她还不习惯真正付出努力去好好聆听他人。米拉觉得安娜的意思应该不是想表明她刚说的那番话太过麻木不仁，但现在事态确实变得更糟了。她只好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为制造污名负责，那么我们就都可以决定去做点什么。如果甄别正常的规则是在个体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被强化的，那么我们也就有能力在行动中改变它。学校不能总做甩手掌柜，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们完全可以在霸凌发生之前就采取预防措施。戈夫曼认为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所有的权力与不平等关系。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米拉坚定地说。
“我觉得学校的反霸凌政策根本没有用，因为学校总是欺瞒和掩盖孩子们的不当行为，以维持学校在行为规范方面的良好形象：所有人都彬彬有礼，每个人都懂得对共同体承担责任，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汲取学校教给他们的知识。应对校园霸凌，迫使学校改变了对于‘正常’的定义。”
米拉以为自己将社会学知识应用到了日常生活中，安娜却不这么认为，她觉得米拉只是在将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进行意义最小化—明明是米拉哄骗她说出这一切，尽管这种痛苦无异于揭开自己的伤疤，但她还是这样做了。但想到米拉方才说的，受害者也可能成为施暴者，而且发生在安娜身上的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一直就掌握在她自己手中。所以即便是现在，安娜还是设法遏制住了自己的脾气和常识。
“但是或许学校根本承担不起实施别的措施的后果。如果他们承认了事实，家长绝对不会让他们好过，政府甚至可能会派人关停学校。”
“是的，但是学校确实控制住了一些行为，不是吗？他们确实试图保证了在一部分时间里，学生的行为都是他们应该做的。霸凌行为总是在下课后悄悄发生，所以学生选择视而不见。但一个连苍蝇都不忍心伤害的孩子如果说了一些在别人看来可能挑战老师权威的话，就肯定要受到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