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拉想到这里,又听司机闲扯了几句有关峰会和那些大人物的无关痛痒的话,她决定加入让世界看起来正常的普遍共谋之中。不知道为什么,当他们遇到防暴警察时,这种质疑正常状态的门槛倏地降低了,但米拉认为,在大多数时间里,她和所有习惯了伪装的人一样快乐。每当你邂逅什么人的时候,这种事情都在发生:你们彼此合谋,营造出一种具有可靠的共享知识库存的假象。此刻,米拉只感觉到一阵晕眩。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社会,只不过人们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让彼此相信社会是真实存在的?
“弗兰肯斯坦”中的这一章讲到,加芬克尔认为社会学家应该去研究人们为创造名为“社会”的幻觉所做的工作,即人们创造社会秩序的表象的方法。社会学家绝不应该将人们对自身行动和思想的言论当作资源,在这些资源中建立解释,从而告诉人们关于社会的结论。当所有社会学家发现研究人们谈论的只是“对话”本身而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对话内容时,都会意识到这一点。正是交谈赋予了我们秩序感,且这应当是社会学取材的唯一途径。
加芬克尔认为,没有必要将这种交流一般化。生产对话的在地情境总是独特的,意义总是别具争议的。但人们总是会假装意义不会被想当然的规则确定。对于这些实践,人们既可以形容得十分模糊,也可以非常具体,且通常与一个特定的例子相关。似乎我们对于每天都在进行的“社会学的实践推理”并无固定的准则,结果我们会发现自己很难讲出什么既普遍又有趣的推理方法。这些规则都与加芬克尔所谓的“在地生产”(local production)息息相关。
社会学能够研究的唯一主题就是人们如何实践他们自己的日常的“社会学”,也就是人们为了使得一切运转,为做好各类事情创造意义的各种努力。所以,在“弗兰肯斯坦”中就提出了这种问题:那么,大学教授给你的这种社会学又有什么区别呢?难道不是同一回事吗:只是“谈”更多的“话”?如此一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社会学家的圈子不断缩小,而且周而复始地研究自己的谈话,却只有越来越少的人愿意花时间了解他们到底研究出了什么。
当然,米拉并不知道这些,如果她当时读了完整章节,这些内容一定会将她对社会学的疑虑重新带上水面。事实上,她还在纠结于社会到底是不是一个幻觉。如果社会只是一个幻觉,那么试图将社会变得更加美好这一期望本身就是虚妄,但米拉在看到那些流浪汉被塞进货车的那一瞬间就知道了,她真心希望能让这一切变得更好。
米拉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张照片,那大概是她很早以前看到的:一个女性抗议者把一朵鲜花插在士兵的枪管里。抗议者被人群挤到了士兵队伍旁,士兵的枪已经瞄准了这个女人的喉咙。米拉认为,女人通过这个手势,正试图向世界说明,我们能够意识到的由这名士兵的在场所暗示的现实(抗议者是国家的敌人?)的定义是多么荒诞不经。鲜花则是另一种现实的象征,但在这幅画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士兵那张冷酷的脸。他死死地盯着女人额头中间的某一个点,而不是她的眼睛,在他的眼中你不能捕捉到丝毫关于他所理解的现实分崩离析的信号。他就是一个士兵,为了保家卫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随后,米拉又想到了一些电视节目,在这些节目里,一些类似的场面被当成娱乐节目。在某个节目中,人们将自己伪装成蔬菜,将自己摆到市场上的某个摊位里。这一举动毫无疑问没有什么政治或者社会目的,只是为了制造某种惹人发笑的荒诞感,尤其是当人们在一排排水果和蔬菜之间发现了人的头和四肢。不管这听起来有多傻,这与女人往士兵的枪管里插鲜花的照片阐述的道理相同:它昭示了人们为了保持他们对现实的定义愿意付出多少努力。
米拉本需要阅读“弗兰肯斯坦”中剩下的章节,才会知道加芬克尔曾经让他的学生进行一种破坏实验,该实验验证了同样的过程。他想让他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为了维护那种表面的正常而保持合谋,那么任何事物(或者任何我们能够理解的事物)都将不复存在了。加芬克尔让他的学生抽一个时间随便选一个地方,让自己不再参与到创造正常的任务之中去,然后观察此举使得周围的每个人变得多恼火。
对于加芬克尔和学生来说,这个实验就这样收尾了,但米拉想知道,如果利用这种抵抗行为,让人们从某种自满情绪中挣脱出来,能否让社会变得更好。米拉决定将这一思维实验付诸实践。毕竟,她从上车以来就一直为了那个认错人的出租车司机保持着一种正常状态。好吧,是时候让他发觉事情不太正常了。“咱们这个城市里之前有开过峰会吗?”
“是的,开过很多次。”
“之前有人游行吗?”
“没有,这里可不像其他地方一样。”
“这样说来,为什么需要这些防暴警察和其他准备呢?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领导人需要抗议者。他们感觉自己被忽视了。防暴警察就像是一种挑衅:来呀示威者,可别落下了。你知道,就像旅游指南说:‘来玩呀,你看这些高压水枪多可爱;这些催泪瓦斯会让你痛不欲生。’我们的领导人根本不想在其他国家领导人前露面,他们可以靠这些头条新闻上暴力抗议的报道。他们巴不得人们明天来这里游行示威,最好闹得头破血流,这样其他的人就可以不用露面了。”
米拉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不确定,但她饶有兴致地观察着出租车司机的面部表情,他看起来就像是后排那个漂亮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风轻云淡地袒露自己是个有心灵感应的异能者,又或者是她已经掌握了爬行类外星人已经潜入政府并且正在接管世界的证据。米拉知道他会怎么做,毕竟她自己也会这么做:将这些话当作路障,变道避开就好了。
“您是要在哪儿下车来着?”
这就对了,米拉暗自点头,只要能够保持礼貌,人们会尽快转移话题,以保证我们能够以最快速度忽略那些威胁正常幻觉的因素。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真实”赖以维系的因素—它取决于我们的创造。但米拉几乎没有时间去反思自己的断裂实验何以轻而易举地取得成功。出租车司机再次询问米拉的目的地,米拉知道他们现在肯定是在她住的城市里,然而他们开车经过的街道她都不熟悉。到最后米拉也不确定自己说的地址对不对了。
米拉平时接收的邮件多是从大学里直接寄来的,也就是说她没有理由去查看自己的地址。地址的大部分她都记得,但唯独想不起街道的名字。她对司机说了她能想起来的部分,又编造了想不起来的部分,这样听起来更可信。如果她编错了,他会猜到正确的地址吗?他可能以为只是听错了,所以没什么问题。司机点了点头示意听到了,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让她帮忙指方向。
米拉平时只在学校和住所之间两点一线往返,要么只和认路的人一起走。她完全不知道他们现在的位置,应该怎么回家。又过了一个十字路口,他们看到一群清洁工。出租车司机摇下车窗向他们问路,米拉现在几乎可以确定,她说的地址完全不对。他们怎么能为一条完全不存在的路指方向呢?但结果他们做到了,其中一个人还纠正了另一个人,说自己知道一条捷径。信号灯放行后,司机谢过他们,又摇起了车窗。车子向右转向,朝着清洁工还在指着的方向。
米拉一开始以为,街道清洁工真的将含混不清的街道名转化成了真实的地址,但随后她意识到,被指到一个并不存在的地方的可能性比她想象中要高很多。或许只有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人们才能胸有成竹地为一个不准确的地址指明方向。他们只是觉得自己有义务帮忙,感觉自己应该知道,所以他们哪怕不认路,也指出模棱两可或者完全错误的方向。
那种为了使事情具有意义,让它们成为真实的歇斯底里的时刻深切地影响着我们,显然有时会产生一些十分荒唐的结果。每个人都觉得他们有必要让事情真实地存在,但又无法始终保持理性。所以,哪怕你要去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人们还是会给你充分却完全无用的指示。他们想帮上忙,他们想做好人,却把别人送向完全错误的方向。现如今米拉有种强烈的预感,他们已经在走向完全错误的路上了,但马上她就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正穿梭于校园。
出租车缓缓停在两栋高耸的学校建筑前的车道上。这条路光线充足,也很安全。米拉推开车门,笨拙地被绊了一跤,手在空中乱抓,一头栽到了路边。
司机弯下腰,帮忙捡起米拉的皮包。皮包的带子已经断了,他像人们经常会做的那样,拿着断掉的两端—将它们拼在一起,以确定是否有掉落的部分。
“这是鳄鱼皮的吗?”
“是吧,不,我估计是。”
她不确定膝盖是不是破了,但现在不方便查看,等司机走了之后再看吧。至于包呢?应该是人造皮的吧,毕竟是图妮的包包。米拉冷不丁呜咽起来。图妮是那种应对不同场合永远有合适的包的一类人,所以米拉得知要去正式场合吃晚饭时,就向图妮请教,图妮二话没说,很乐意地把这只包借给米拉。这太尴尬了—她先是弄坏了图妮的鞋子,现在又搞坏了图妮的包。想到这儿,米拉快哭了。雪上加霜的是,出租车司机似乎对此喜闻乐见。
“是鳄鱼皮的,”他重复道,然后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看来那些爬行动物要来抓你了。”
呵呵,好的,非常好笑。米拉无奈,但转念一想:确实是个滑稽的场面,所以她也笑了,“我觉得这不是真货—所以只是个鳄鱼卧底罢了。”
他们两个都不禁大笑,他扶着她站了起来。她看起来一定一团糟,但还是恢复了镇静。结账后,司机站在出租车门旁目送她一瘸一拐地穿马路。米拉穿过马路,回头发现他还在看着她。她冲他大声喊:“你刚才在车上听的那首曲子叫什么名字?”
“是伯纳德·赫尔曼①(Bernard Herrmann)写的,但这首曲子没有名字。”她挥了挥手,司机也转过头回到了车上。他刚关上门,米拉听到清脆悠扬的铜管声再次响起。
根据“弗兰肯斯坦”上面所写的,亚伦·克克勒(Aaron Cicourel)大抵是受常人方法论影响的思想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他指出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同时接收着来自五感的信息,感受器被各种方式刺激着(一阵轻风吹过面颊,都会让你产生美妙或者痛苦不堪的情绪)。然而当我们要去谈论这种丰富而多层次的体验,包括它使我们产生的感受时,我们总是受制于语言而不知所措。
克克勒认为这种丰富仅凭语言无法被传达出来。我们的“交流”只能描绘出体验的冰山一角,这也是为什么每当你谈论某件事的时候,它都像是一种创造行为。我们就是在创造一种事实,因为实际上这只是我们的经历的单薄、苍白和简化版本。为了能够将经历转化成语言,为了能够与他人交流,我们不得不去简化。克克勒说在我们创造这些简化版本的经历时,其中会有种潜藏的(也许是与生俱来的)规则。正是这些深层规则让我们能够应付得了意义取决于语境的这一事实。
如果她之前曾读到过这些内容,那么克克勒的观点也许会对米拉产生某种影响。回家半个小时左右,她惬意地窝在自己的床上,正酝酿睡意,思考到底是什么让生活中的事情变得有趣。难道说所有的幽默都与打破事实有关?她像今晚那样连滚带爬地穿过马路,所有对尊严的粉饰(和那段义正词严的政治演讲)都被击碎了。也许这种打破来得反差越大、越猛烈,营造的“笑果”就越好。如果了解克克勒的理论,米拉可能会去思考是不是这些环境让我们掌握了那些帮助我们创造简化版经历的深层规则。不管什么时候,人们发笑就说明有一条规则被打破了:可能是有些人没能成功地运用这些规则,不管是出于偶然(像她摔的那一跤),还是出于刻意(比如笑话里的段子)。
她又想起了出租车司机讲的那个假鳄鱼皮包包的笑话,尽管睡意已经向她袭来,但潜意识里还在回味这件事。她真的把爬行动物要控制地球这个段子作为她实验的一部分了吗,还是她的灵机一动?那他怎么知道她的想法,进而说出那个笑话呢?米拉意识到,司机想表达的是别的意思—他们一起笑得那么开心,尽管是为完全不同的事情。接着,就像所有人常做的那样,米拉默默掩盖了这个现实的裂缝,安安稳稳地入睡了。
1. 常人方法论告诉我们,我们在日常互动中所创造的不仅仅是意义,也包括所有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东西。制度、法律、社会本身,只有人们在各种情况下让它们发挥作用时,它们才有意义。一条法律,除非人们同意并将其付诸执行—配合法官、陪审员、律师甚至还包括违法的人,它才能生效,否则法律只是纸上的涂鸦罢了。
2. 不同于其他许多只关注一些宏大的结构如何驱使人们行事的社会学家,常人方法论关注在每个日常生活情境下让事情发生的机制。他们争论,若不是这样,那些机构组织就不会持续存在了,这也使得很多人错误地理解“政府是这样做的”或者“法律上的这种改变使人们做了那样的事”。常人方法学家认为那些东西绝非独立的权力。相反,你可以将其理解为“陪审团基于法律的意义做了这一决定”。
3. 常人方法学家致力于研究情境的“深层文法”(deep grammar),也就是人们行动所指向的看似永恒、被理所当然接受的事实。舒茨将其称之为“类型化”,即在意义被创造之前就已经被人们接受的最基本的意义和解释。哈罗德·加芬克尔认为正是我们不愿去质疑正常的倾向才使其得以延续。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组织学生们进行了打破这种互动中想当然规则的“破坏实验”—比如破坏游戏规则、在购物时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然而这样做并没有使得情况发生恶化,每个人仍然努力地试图将他们的行为视作理所当然。所以若想让人们相信你一定是正确的,最佳方式就是表现出一副你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正确的样子。
①美国电影配乐作曲家,代表作有《迷魂记》《公民凯恩》和《出租车司机》等。


第八章
在清晨
米拉思索,我们所做的一切,或许都只是在努力假装一切发生的事情是正常的,这样说的话,哪怕大多数人批评你,也没有关系。
随后她又想,所有这一切会不会是因为自己还挣扎扭动在鱼钩之上,努力引导现实使其看来合理。她再一次翻开那本“弗兰肯斯坦”,试图寻找一些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内容来开启自己的探索证明之旅,但她的助教还没安排大家阅读“常人方法论”那一章。她的目光扫过目录页,暗自庆幸不用去读单是标题看起来就冠冕堂皇得骇人的那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