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多尼怎么想，米拉很确定相比于前几个月，此刻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更深刻了，甚至比刚走进俱乐部时又有所长进。这会是浪费时间吗？她一直在学习—有时会很痛苦，也会遇到许多挫折和疑虑，但她慢慢地对这个复杂而令人挫败的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
可以负责地说，米拉已经理解布鲁默的理论，即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互动理解为我们为想做的事所花费的时间。如果是这样，互动就不值得我们去研究了。那它就变成了介于影响行动的原因和行动产生的影响中间了无生趣的存在。但事实不是这样的：互动不仅仅是我们照本宣科之所，并且是我们发挥创造脚本的空间，由我们和他人共同写就。
这个理论坚持的一个核心思想是，社会是一个过程，而非一种结构。也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固定的，而是处于流动之中。如果没有过程，像是婚姻或者司法、教育体制之类的一切就都不复存在了。除非人类为它们注入生命，否则所有的社会制度都会消失。符号互动论将社会学领向一种全新的方向：它开创了理解生活中一些容易被忽略但意义重大的小事的先河。出租车徘徊在多尼介绍的那家俱乐部旁略显破败的小巷，米拉开始回想起我们平时常常花上几个小时进行互动的方式，除了那些轻松的时刻，比如在家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当我们面试工作、购物时，当我们为了达成国际和平或者贸易输出进行谈判会晤时。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成为一个处于互动中的人—交流，忽视，一起工作，乃至于反对其他人。在科学领域与之相似的事件可能要属发现分子和原子之后又发现了亚原子：在科学家们探索微观维度之前，他们的知识仅限于他们都能看到的尺度相对较大的东西。符号互动论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出发点，它让我们注意到人类生活中更为微观的尺度，为我们理解世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1. 在G. H.米德看来，长大成人意味着拥有客观思考的能力。也就是结合他人审视自己的目光，以及以通用的标准和判断来审视自己，就像审视一个“客体”一样。米德认为，长大成人的过程就包括我们以他人的期待看待自己。学着用这种方式反思自身和其他人是成为一个完备的社会公民的关键所在。这赋予了人们随着不同的情境做出不同的表现和表现不同自我的能力。人们借此在外部刻画自身。
2. 这样你就能看到别人所看到的，也知道自己想让别人看到的是什么，随之用行动来回应别人的行动的所指—这些行动的象征意味。行为方式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你行动的意义是由别人将你的行动符号化后赋予的。这就是符号互动论。
3. 根据这种观点，在任何情境中都不存在固定的、准确的意义。同每个个体的相遇都创造着新的意义和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有时只有把话大声说出来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即其产生互动而被赋予意义的时刻。
第七章
在夜里
突然，一个声音打断了米拉的思绪。说话的正是出租车司机。
“我认识你，”司机话音刚落，米拉吓得心脏都漏跳了半拍。接下来，他的第二句话更可怕。“你上过电视，就是《早间新闻》里，为失明儿童献歌的女孩吧？”
米拉化险为夷，差点笑出声来，但她马上意识到不得不顺着司机的意思说下去。她担心如果不这么说，一会儿司机就会发现她的真实身份。
米拉没作声，她还没想好要说点什么。她只是一声不吭地盯着车窗外的夜色，这样司机就不能从车内后视镜里看到她的眼睛了。他一刻不停地搭话：“你是不是总能被认出来呀？诶？我是吓到你了吗？”
“没，几乎没被认出来过。”
“肯定是因为你戴着那副眼镜吧？但这可糊弄不了我。你一上车我就认出你来了。我老婆看你的节目，我们家的小孩都特别喜欢你，我老婆还总说我看你的节目是因为你长得漂亮。”
米拉不知道他到底把自己跟谁弄混了。若不是她害怕司机得知自己弄错了，进而认清她的真实身份，她的虚荣心一定会促使她打听电视明星到底漂不漂亮。但事到如今，再跟他说其实他认错人有点太冒险了。除了继续假装成那个素未谋面的电视明星之外，米拉别无选择。
她不得不开始回答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并编造自己在节目中的经历。她说节目里的孩子们都特别可爱，又承认当那个小女孩在手术之后重见光明时她是真的哭了。米拉补充了不少额外的信息，这似乎满足了司机大哥的兴趣。米拉甚至有点享受假扮电视明星这件事了。她猜测，这场对话或许对这个司机来说非同寻常。他似乎很乐意接受一个出现在电视节目里的乘客侃侃而谈自己的生活这一事实。米拉感到怪异的对话在司机看来很正常。但在接下来的对话里，她又假装让他觉得这一切合乎情理。
过了一会儿，出租车司机的话渐渐变少了，他似乎失去了对米拉的兴趣。“都是装出来的。”她想。
米拉努力说服自己，决定着人们行动意义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你所坚持的意义仅仅在于你所坚持的意义—其本身很可能只是一个随机的选择。有时这一切的起因是你在某时、向谁询问某人是不是罪犯、是不是坏人这些问题。但在下一分钟或者下一年，可能又会出现另一个不同的解释。有时候人们只是假装不愿相信其他可能的存在，表现出好像一切都已经盖棺定论的样子。
这种思路在米拉看来不得不说是一种安慰，因为这能够迅速消解公众谴责的浪潮对她所造成的伤害。但随之将她领向了一个奇怪的方向。她告诉自己，我们对别人做的、说的一切都没有意义，无论如何，只是假装有意义罢了。我们只是假装理解，实际上谁也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假装喜欢你的哥哥，假装自己很蠢，假装是个社会学家，但到头来也没有什么用。
多尼不是一直说，爸爸做的事情很正常吗？米拉质问自己，是不是对于我们做过的任何事，只要伪装出一副正常的样子就行？做了什么并不重要，你只要说服自己、说服别人这是正常的，就可以了。虽然我们从不承认，但事实上我们只是聚在一起，假装对某件事达成了一致意见，比如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某种程度上来说多尼是对的，现如今社会上对父亲的谴责声甚嚣尘上，但实际上多是表演，这是正常生活中一部分必要的伪装。公众舆论的旋涡只是一种用于修补所谓正常表象的权宜之计：使得社会上仿佛真的存在什么正常的行为模式，来对抗她父亲所做的、应被审判的“恶行”。
“弗兰肯斯坦”向米拉介绍了一类致力于发展上述思想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被称为“常人方法论”。米拉没有通读这一章—和同学们一样，只挑着读了需要用来写作业的部分—她并没有打算好好读完它。“弗兰肯斯坦”会告诉她，常人方法论中讲到，我们不得不尽力让事情看起来真实且正常。那些事实的出现可不简单。我们并非只是遇见并去识别事实。相反，事实要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实现。真实和正常就像我们必须齐心协力要去完成的某种任务。
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就是“弗兰肯斯坦”中提到的社会学家之一。舒茨受到了符号互动论的影响。他在推论中指出，我们都必须坚守住意义，还要坚持不懈，否则意义就不复存在了。符号互动论说过，人们总是在不断地为生活赋予意义，但现在舒茨说，我们应该去研究生活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人们是如何做到的。他还说，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意义，不仅仅是社会学家到处宣扬的结果，而是因为每个人都这么做。他们必须这样做，不然根本就没什么生活可言。在舒茨看来，人们一直都承担着社会学家的工作而浑然不知，只不过人们从不去讨论它，且一直视之为理所当然。所以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应该同我们几乎从未质疑过的平常事实一样被研究。
出租车在几处红绿灯前停了下来。现在司机彻底没有问题好问，米拉又可以随心所欲地看窗外的风景了。一男一女正沿着十字路口朝着他们走过来。女人走在男人前面，走得很快，但还不至于跑，而是比其他行人走得更快一点。他们是一起的，显然—因为男人一直在盯着女人。米拉起疑，这个女人是在躲他吗？或者她是自己一个人独行，而这个男人想骚扰她？但是她为什么自己走呢？她是性工作者吗？也许男人对女人说了些什么，她放慢脚步，转过身去，还向后退了两步。她看起来在冲他喊叫。米拉听不清她到底喊了些什么，但是她的身体表现出怒不可遏的姿势—米拉猜测她一定是处于害怕或者愤怒状态。她似乎拿着什么东西（是钱吗？），马上把手里的东西丢向了男人。
这时灯变绿了，车子启动缓缓驶过这一对男女，这下他们离米拉更近了。现在米拉可以顺着车后窗看清他们。不—刚才那个女人手里拿的不是钱，因为当那个男人转身过去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旋转着从他身边飘过。现在女人站在原地开始哭泣，用手一边绾着自己的头发，一边哭喊，只不过不再是对着那个男人，而是对着夜里萧瑟冷清的风。男人走到她面前，给了她一记耳光，至少米拉是这样觉得的，但随着出租车疾驰而去，两个人的影子越来越小。她好像看到男人把两只手放在女人身上，他是想勒死她吗？“你看到了吗？那个男的好像在打那个女的？”米拉十分惊慌地问司机。她完全不知道现在该做什么。
“是呀，我当然看到了。”
“我们能停下来帮帮她吗？”
“怎么帮？就是两口子吵架，他们肯定会和好的。每天晚上都有这种事发生。”
米拉开始怀疑刚才所见。毕竟，夜色已经很深了，她又特别疲惫。也许根本没有什么暴力事件，也许男人只是把手放在女人脸上，抚着她的头，让她冷静下来呢？不管怎么说，如果司机不打算停车帮那个女人，她一个人又能怎么办呢？她什么都做不了。
“晚上在这附近开车，糟糕的事多了去了，”他开口说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上个月我看到俩年轻女人就在马路中间掐架。旁边一个人都没有，好吧，准确地说是一个行人都没有。然后她们俩一个人抓住另一个人的头就往地上撞，不停地撞哇。被打的那个看上去毫无还手之力。可能已经没有意识了，或者不想还手。看俩女人做这种事已经够怪的了，更怪的是旁边车来车往，都远远地避开了她俩那条路。就像施工封路了一样。人们经过的时候连看都不看她们一眼。其实每个人都在看热闹，但路过的时候都假装没看见。”
“没有人停车帮帮忙吗？”
“没人停啊。可能我们都觉得别的司机会帮忙吧，叫叫警察之类的。我跟我上面管事的人说了一声，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什么都没做。我跟他们说有两个女人在路上打架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挺有意思的。这样做可能不太好，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这样错着开过去了。”
米拉很确定，出租车司机描述的这场斗殴绝不可能发生在白天。那个打人的女人，就像她刚刚亲眼看见的那对在吵架的夫妇一样，绝不会在白天做出相同的事来。大概夜晚没有规矩，或者规矩变少、变得不同。人们便自觉地将打斗中的那两个女人融入自己所理解的现实，将她们看作马路上的障碍。没人停车，甚至没人多看她们一眼。人们像对待路障一样对待她们！但如果人们不竭力为夜晚营造正常的表象，就更容易发现所谓的真实在白天是如何得到更彻底、更成功的粉饰。构造真实的漏洞在夜晚更容易被发现，因为人们不愿再努力去修补漏洞了。
将暴力事件视为路障，这种做法让米拉联想起社会学试图揭露人们用于理解他们经历的那些常识。“弗兰肯斯坦”告诉她，舒茨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已经注意到了，人们甚至在开始整理自己的经历之前就使用了“类型化”（typification）的手段。比如说，如果你主动将打架的女人视为路障，你就会变道，就是这样。在舒茨看来，正是这些类型化的手段使得世界对我们产生了意义—用于所有实践的目的，事实上，它们组成了我们的世界。
对于米拉，较她的想象而言，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更加恐怖和不讲道理的地方，而她刚刚在街上瞥见的那一幕丝毫不能减缓她焦虑的情绪。接着，她看到几个流浪汉被一些手执警棍的人塞进了一辆普通货车的后备厢。又过了几个街区，似乎并非出于什么重要的原因，有几条路被封锁了，在一条小巷子的尽头，她目睹了一件她起先根本无法理解的事。防暴警察用十几辆汽车组成了一个长队，没怎么开灯，但车子显然已经发动。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站在车旁。一眼望去，车上还有很多人在原地待命。“你看到了吗？”米拉问。
“明天好像有个能源峰会要在这里开，叫什么‘水资源会议’。反正会来一堆大人物，提前戒严很正常。”
清除路上的闲杂人等，铺天盖地的警力戒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正常的，这是为了保护来访的重要人物免受游行示威者和恐怖分子的影响必须做好的预防措施。有那么一瞬间，米拉从容地接受了这一切，安心地进入了“类型化”的程序，甚至感觉自己最开始对防暴警察过于大惊小怪。但过了一会儿，经过一番努力，她成功地运用智力活动达到了“打脸”的警醒效果。像那样把人塞进货车里有什么正常的—他们会对那些人做什么？我们又为什么要把数以百计的警察在街上这件事当作正常的？如果你不去思考，一切看起来还算正常；但这就是症结所在，米拉想。这些事不仅仅藏匿于黑夜中。如果人们愿意去了解，他们明天就会了解到防暴警察所做的一切（不过，不会有人知道那些流浪汉是怎么被转移的），但他们不会去想这些，所以事情就显得很正常。
“常人方法论”这一章也提到了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他告诉我们，我们所拥有的知识不像舒茨想象的那么可靠。事实上，不管我们去不去主动思考，都不存在任何时候都完全合理的事物。使社会成为可能的，与其说是我们的共识，不如说是我们不愿质疑事物的常态。大多数时间里我们不必猜测别人在想什么，甚至不必理解彼此。事实上，我们总是假设所有事情都是正常的，我们一贯坚持的那种普通的、平凡的理解事物发生的方式会如常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