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说，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的区别就在于人类能够对自己进行冷静客观的判断。然而，如果缺乏这种思维方式，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实上，你只需要通过社交来进行这种客观思考。只有这样思考才会让你得到上述认识：将自己视为某种客体。这是因为在社会交往中，其他人会将你当作一个客体来看待。米拉很难找到词语恰当地表述这个意思，但是多尼已经决定要对她表露出一种不耐烦且居高临下的态度了。
“但是这位小朋友，你要知道，人们对待彼此的态度从来就不客观。我们大多数人都戴着有色眼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并沉溺其中，很容易就宽解自己的罪过，但对待其他人，我们就摆出一副‘理中客’的样子，仿佛别人是没有感情的物件。就像那些法庭伪君子，你憎恶他们不就是因为他们对爸爸表现出的那种恶毒和报复的模样。”
“米德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公平对待他人。我可能没解释明白。他的意思是说，其他人在看待我们时并没有将我们视为他们的一部分，而是视为某种‘他者’。因为他们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待自己。”
“其实你一直都在这样做啊：你会提醒自己，作为儿子，该给妈妈打电话；作为哥哥，该去看望住在同一城市的妹妹。还有在谈生意的时候，等等。当然，不是说你在上述情况都只采用了同一种看待自己的方法。你有时将自己视作一个尽职尽责的儿子或者哥哥，同时你会在其他情况下将自己视为一个有野心的商人。”
“也许吧。也许未来某天会是这样，”多尼说道，“现在，先吃饭。”在服务员离开之后，米拉对多尼说，米德认为既然我们与不同的人有着如此多不同的社会关系，那么我们在不同的人眼中也留下了多种多样而非单一的印象。
“所以，我大学里的新朋友看我是一个样子，你和妈妈看我又是另一个样子。当然，我和朋友们待在一起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是一个骗子，因为我有太多事情瞒着他们，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人看待自己的视角可能同另一个人不同。这不是我们自己有意识的伪装或者表里不一，也不是刻意地操纵自己，我们就是这样和其他人打交道的。”
这一瞬间，米拉感到沉重。因为米德的思想也可以用在她父亲身上：他对米拉来说可能是个浪漫的反叛者，但对多尼来说则不然。她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呢？她喷薄而出的情感似乎妨碍了她接下来的陈述。她努力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向多尼解释为什么爸爸是一个浪漫的人，而不是一个最终可能被证明犯了错的普通人上。多尼的眼神穿过她的肩膀，若有所思，某种程度上米拉并不希望从他那里听到什么伤人的话。
多尼说：“我理解你的意思。有时候你会给人某种感觉，让别人对你产生某种印象。在商业事务中这样做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你总是有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事情。”
“是的，你在各种关系中表露的这个态度就取决于它本身是个什么样的关系。这是米德的看法。我们并不是想要欺骗任何人。只是随着情境的改变，我们的表现自然而然会发生变化。”
多尼把正在为其他人领位的服务员招呼过来，指了指餐桌上已经空了的水壶。服务员点了点头，不一会儿拿来了一个装满水的新水壶，并问他们还有没有别的需要。这就是一种互动，米拉想：我可以利用这个例子。
“这也是米德想表达的：当你发现一个手势得到了什么回应时，你就会知道它代表着什么意思。你指了指这个水壶，然后我们就得到了更多的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指水壶这个动作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意思。如果你在商店里指一个水壶，意思可能是要买它。如果在悬疑片里这样做，可能是想说‘不要喝这个，里面有毒’。也就是说，随着情境改变的不只是我们给别人的印象，动作和姿势的含义也会发生变化。”
米拉的状态回到了正轨：“米德指出，我们对别人发出的信号的理解是被分类好的。我们向某人做一个手势，他们就会思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搞清楚你借着手势想表达的意思，然后根据他们的理解对此做出回应。
“他们并非直接对你发出的符号进行反应，而是基于他们对符号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理论叫作符号互动论。我们与他人互动的方式取决于我们如何思考和理解其他人行动的含义—被符号化过的含义。”
“米拉，打住一下，”她的哥哥连忙叫停，身体向后仰了仰。“上一分钟你还在说着水壶的事，这会儿就说我们的所有行为都是这样了。”
“但这话并没有错啊。当米德在提及向别人比手势，或者对他们做其他信号时，其实指代了我们向别人表达意思的所有方式。包括招手、说话或者拥抱，总之，什么都一样。”
“所以说—只有当对方回应你发出的信号时，你才会知道这个信号究竟意味着什么？”多尼终于透露出一丝丝兴趣了，“但就算服务员没有帮我把水壶里的水填满，我的想法也是拜托他这样去做。当我指这个水壶的时候我就是这个意思呀。”
“米德会说这就是我们需要特别理解的互动了：你内心所想的并不一定直接意味着你发出的信号的含义。其中注定要涉及其他人的想法。所以当服务员看到你发出‘指’的这个动作，他就会开始思考：‘10号桌想要加水了，但那个桌子不是我负责的，应该找负责这个桌的人去接水。’你没有让他去这样想；这也不是你本来的意思，但是你的动作就是这样影响别人去思考并发生互动的。这也是为什么你最终并没有等到水。”
“是的，但他知道我想要什么，只不过他觉得这不是他分内的事。”
“没错—所以你的姿势最终意味着：并没有水送过来。你看，如果你接着去投诉这个服务员说他假装没看到你，那也并不是他希望你去做的事（他本应去把另一个服务员叫来）。但是你刚说的那一点没错，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你指了指水壶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这是因为我们共享的相同语境让这些信号产生意义，不单单是动作，每天人们说的、做的，都是同样的道理。”
米德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够共享语境，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学会了接受来自各方的态度。米拉此前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和人们交流，通过别人的视角观察自己。成长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从与别人的互动中不断学习如何客观地看待自己。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兴许会花上很长的时间，因为我们必须要持续不断地识别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对我们的态度，但最终只能顾及实际见过的几个人。当我们见到他们时，我们就会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去思考他们是如何看待我们的。
“你知道：老师觉得我是个内向的孩子；妈妈觉得我是个乖巧的好女孩；我哥哥觉得我是个天真的小傻子。米德告诉我们要去筛选这些个体赋予的印象，通过将它们组成一个更大的图式来帮助我们理解人们看待我们的方式。他将这个更大的图式称为‘概化他人’（Generalised Others）。他讲了一个例子。还记得我刚说的他认为正是客观看待我们自身的能力将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社会吗？那么他这个‘概化他人’的例子便是说明了人与狗的区别。如果两个狗在争抢一块骨头，那么它们不会在意别的狗是怎么看待它们的。但如果两个人就某物的归属权发生争执，他们所做的通常就是‘概化他人’。所以当他们在争取将某物归他们所有时，实则是在争取让其他人都将该物视为他们所有。”
“但是话说回来，米拉。你对爸爸的看法怕和你‘概化他人’的观点对不上吧？”
“是的，我正要说到这一点呢。米德当然也想到这一点了。知道‘概化他人’对我们的期待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迎合这些期待。这也是我一直想要解释的。你对于现在人们对爸爸的一般期待的理解也许没有错，但是爸爸他选择去与这些期待抗争。他选择去坚守自己个人主义的一面，这也是我觉得浪漫的地方—他与社会抗争。”
米拉说，米德将这种可能性纳入了他对于成长过程和学习客观认识自己的过程中。他为反叛者、不安于现状的人和局外人创造了空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慢慢认识到每个人都会对我们有所要求，但有些人选择不去迎合这些要求。米德经常会用一个孩子们学习组队一起玩游戏的例子来证明这个观点：我们知道自己被要求做出一些特定的动作，比如接球，但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我们是否乐意配合。而践行这种自由意志的人和那种以其他人的视角力求客观看待自己的人是不同的，后者是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于社会互动里逐渐习得的。这是一种自发且颇需创造力的过程，你很难直接观察到它，只能在人们被要求执行一些行动时偶然瞥见其涵义。
“这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谈到的互动，其实这是一个三步走的过程。在游戏里，孩子们知道他们要当好一个捕球手。但随着收到的反馈越来越多，他们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位置。这取决于其他人对他们的看法—不擅长或者不愿玩游戏的孩子就会被欺负甚至被霸凌，我们的爸爸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被中伤。”
“在我印象里你好像什么团队比赛都不擅长，是吧，米拉？”多尼戏谑道。
“是啊，我没少让爸爸难堪，但好在你还蛮擅长的，所以总体还行—你满足了他的期待。你看，在米德的理论中为选择和自我表达留下了一席之地。我们学着如何适应环境—连接社会希望我们去连接的点—但并非必须。”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当一个人决定自己是否要屈从于诱惑时，他才会意识到自己真正是谁。你可能比我想象得更聪明，米拉。”
“那我真是受宠若惊呢。事实上我对自己也蛮惊讶的。我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印象和现在人们看待我的样子真的不太一样。当然，有些期待是我刻意不去迎合的。但我看不出假装比我现在更笨有什么好处。我一直以为，如果我总是一本正经地摆大道理根本交不到任何朋友，但是我在这里的朋友们都特别喜欢听我介绍这些理论给他们听。我也意识到，如果我继续装傻，可能就会错过一些学习的机会，但我发自内心地想学点东西。就像人们总说的：你知道的越多，就会越想多学习。”
米拉从多尼的奸笑中明白，不应该把刚刚的表扬当真。
“我敢打包票，你选择相信这个理论是因为那个没接到球的孩子的例子在你脑中挥之不去。你把自己代入进去了，不是吗？你还是组队时不会被选中的可怜鬼。但现在你觉得自己很浪漫，像爸爸一样。这就是一种伪装。你觉得自己很独特，所以激动无比，你想象自己是一个勇敢站在人群的对立面的个体，而不是一个‘小透明’！”
“我最开始觉得，如果我想融入新的朋友圈子，他们会希望我成为你所说的那种人，但在事实上，我结交朋友之后，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同样是这‘三步走’的过程，夹在中间的就是我的自由意志了：我是选择顺从还是不顺从。这是那个隐秘、自发的自我做出的决定。当人们认清了自己的决定，也就认清了他们到底是谁。”
多尼玩味地一笑，找到了她的薄弱环节。“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说道，“我是说你不浪漫，你知道的：你一直努力避免自己受到关注、太过鹤立鸡群，努力假装自己不是爸爸的女儿。你明明拼了命地想要变得合群。”他从米拉的表情中看出，这句话直击要害，但他打算继续“补刀”，就像以前的很多很多次一样，展示出自己的上帝视角和优越感。他不管不顾地说了下去，语气也变得愈发粗暴：
“成熟点，米拉。只有小姑娘才会把她们的爸爸当成英雄供奉起来。即使他做了错误的决定把事情搞砸了，也不代表他就是个浪漫的反叛者。你想借理论说明，是社会决定了他行动的意义—你只有意识到人们会如何反馈，才能知道信号到底发出了什么意义，但记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别人怎么想了。你觉得他是个英雄也好，我觉得他只是个普通商人也罢，这根本无所谓，社会已经做出自己的判断了，它认定爸爸就是个罪犯。”
“但我有所谓，因为我知道他不是个坏人—争取自己权利的个体是高尚的，一味迎合人们的期待是低劣的。”
“你也不听听你说的话，你怎么能还这么幼稚呢？他只是为了赚钱而已。”
“也为了我们。”
他对这突如其来的插话不以为意。“这里面并不存在什么高尚道德。对你来说，把他想象成一个能顶得住公众和舆论声讨的英雄或者浪漫楷模，只不过是一个再方便不过的幻想罢了。”
“那么你觉得他有错咯？”
“不，无功无过。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再正常不过了。”多尼所说的“这种人”指的正是这些瘫坐在皮沙发上面的俱乐部成员们。“你的理论没将什么是好或什么是坏考虑进去，不是吗？爸爸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做生意不需要掺杂什么道德因素。爸爸所做的无非就是期望中的事。我可以给你一大堆例子，让你明白这些年来别人也这样做生意。你刚刚说这是爸爸那个隐秘、自发的自我，在拒绝屈从或者不迎合期待之下做出的事情。但事实上，他就是在迎合期待啊，这就是他那个世界对他的期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对他的期待。”说着，多尼再次用手指扫过这屋里其他的人。
米拉想起“弗兰肯斯坦”中提到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将“符号互动论”这一术语加入了人们互动时所创建的信息的计算和推广中。当我们理解他人行动（或为他人的行动赋意）时，我们就换位思考，再去行动。按照布鲁默的理解，互动的意义生发是一个过程。它在交互的过程中形成，本质上是流动的。
他指出，创造意义的过程可能是开放式的。也就是说，她不仅不能单方面地决定父亲行动的意义，甚至不能完全坚持自己的某一个观点。多尼刚刚就给了她一种对于爸爸角色的全新理解，是的，这比她之前所认定的，爸爸是一个浪漫反叛者的孩子气论断更有说服力。但她不会因此沾沾自喜—就像多尼现在看起来的那样—因为她还是被这件事是对是错所困扰着。一直都是这样—这个对与错的问题造成了她和妈妈之间的隔阂，也迫使她改头换面。
如果她接受了父亲只是在他认为正常的方向顺势而为的说法，米拉担心他的行为很可能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不妨看看现在这些评论的风向，她如何去抱怨这一切是不公正的呢？突然，她又想起了布鲁默的另一句话，此时听起来尤其应景，多尼可能又会以一种讽刺的语气攻击她：一个人“也许将某事做得很糟糕，但他（她）不得不去这样做”。也许她应该将靠这些思考得出的结论纳入对人们的判断之中？这个念头在那天晚上一直纠缠着她，搅得她心如乱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