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非裔女性主义者在写书时沿袭了黑人女性活动家们在反对种族主义、阶级歧视和性别歧视上的悠久传统。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出生于美国的一个农奴家庭。她在1851年的一次妇女权利大会上发表了题为“难道我不是女人吗？”的著名演讲。根据白人男性对女性气质的构想，他们从未将她视为女人来对待。她说，从来没有人，为她开门或将她置于第一位，她在田地里工作，努力又勤奋，比任何男人都强。她亲眼证实了不同形式的压迫如何交织在一起，共同剥夺了黑人女性的人性，贬低了她们身为女人的身份。
图妮敲了敲米拉的门，把头探了进来问：“你今晚打算穿什么呀？”她的语气仿佛探访一个身患绝症的亲戚。尽管她们才认识了几个星期而已，米拉深知，无论她现在从自己的衣橱里扯出来哪件衣服，图妮都会迅速把刚才说的话改成“你这穿的是什么鬼？”。米拉比划了一下，表示她此时身上穿的牛仔裤和T恤就足够了。图妮安静地翻了一个白眼。
“我只能猜想因为你是个女性主义者，所以就不在意这些了。社会学家都是女性主义者，对吧，米拉？”
“是的，我们都是一群不在乎外表的书呆子。”
图妮笑着补充道：“你又不化妆，还戴着这么难看的眼镜，留着这么好笑的发型，完全不知道怎么搭配衣服。但是宝贝，你稍微打扮一下一定可以闪瞎所有人的眼。”每次米拉听到有人想要说她的脸很眼熟时，她都会拼尽全力地迅速转移话题。
“那，你的意思是那些每天不花上几个小时在镜子前的人都是女权咯？”米拉戏谑。图妮则一本正经地回应：
“女性主义者不赞成在外表上花时间。她们觉得这样做就相当于被男人支配。这是无稽之谈！我关注自己的外表才不是为了男人：我独自美丽。我喜欢看到自己美美的，这有什么错？”
米拉不确定是不是女性主义者都不注重外表，但她有理由怀疑图妮过分注重外表，一部分也是为了要和她时尚设计专业的同学保持一致。但她不会冒着让图妮生气的风险把这个猜测说出来。既然图妮提到了女性主义，至少给了米拉和瑟茜一些话题，也许没有什么话题能把安娜也吸引进来。或许是因为看到另外两人被困在她提出的问题里，图妮这回为了自己方便，而精心设计了这个话题。也许之后米拉会对女性主义侃侃而谈。
米拉还在犹豫，倒不是因为对这个话题无话可说（毕竟，她还是在相关课程上拿过一些不错的分数），而是因为不希望踩到别人的雷区。到目前为止，大家看起来还是其乐融融，但这个话题说下去八成会令人愤怒。米拉决定谨慎行事，于是采用了一种介于中立和略带自嘲之间的语气。她先是做铺垫，告诉她们，社会学首先告诉我们的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环境因素，可能会对世界有着不同的看法。瑟茜听了立刻回应道：“绝对的。你光是看我们平时怎么都找不到一个大家都能谈论的话题就知道了。”
大家和乐融融，除了安娜，她看起来似乎有点紧张，或者是对整个环境都感到不太舒服，所以根本笑不出来。米拉对她们说，要是贾丝明也在这儿，她们就可以问问她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了。其实在此之前，她们对彼此都不是很熟，图妮甚至不知道贾丝明是外国人。瑟茜不觉得只有外国人才能理解米拉所说的文化差异。毕竟她和安娜所修的都是语言类项目，学语言的学生难以避免地要接触异域文化。她们半数以上的课程都是在讲关于艺术或者政治以及媒体方面的不同表达形式，“人们说不同的语言，使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描述世界。不同的习俗和行为习惯，说明他们与世界的关联可能也截然不同。就拿电影来说吧。有些国家在地缘上很接近，但你还是能从他们的电影中发现很多差异化的文化表达”。
提到了电影，图妮忍不住开始谈论起电影设计里的文化差异，很快又谈到了不同的时尚风格。瑟茜和米拉交换了一个眼神，米拉接过话柄：
“是的，你说得对。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的人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生活，但是男人和女人明明过着同样的生活，住在同样的房子里，在同样的办公室里工作，你又怎么解释男人和女人思维和行为之间的差异呢？你可能会说他们从生理上来说完全两样，或者你可能会说每个社会中都存在着像是文化之类的东西。人们看似在共享一切，实则却彼此分离、产生差异。”
图妮直接盖棺定论：
“我觉得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的，生而不同。两类人在同一时间里共享着同一空间，除非他们是真的不同，不然他们怎么会看起来像是占据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呢？而且我很享受这种差异。我可不想做男人，我喜欢自己是女孩子。如果我是一个男人，我就会变得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而且男人根本生不了孩子。”瑟茜补充道。
“所以他们不显老啊！”图妮吐槽。
“是的，”瑟茜承认这一点，随之淘气地笑着，“但是他们死得早。”对此图妮礼貌地回复，如果自己的脸看起来像个旧手提包一样，活得再久也没有意义了。她们同时爆发一阵欢笑。当她们止住笑时，图妮说道，女性主义可不认为女人同男人之间的差异是因为自然或者文化因素。
“而是因为我究竟是住在一个男性世界里，还是女性世界里。”图妮认为这种观点根本讲不通，因为在时尚界，只要你有才华，无论是男是女都会取得成功。近一个世纪以来，在高级时装界一直都是这样的。
瑟茜对此表示同意，说道，女性主义者看待男人和女人的方式着实令人厌烦。“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女人的事实比我生活中的其他事实更重要。事实上这一点根本不重要，但是女性主义者就站在糟糕的另一边，认为性别是一切的开始和终结。”
米拉听到这话惊呆了，这个话题引起了如此激烈的对话，她担心这场谈话很容易走向恶性的争吵。她在字斟句酌后慢慢开口：“你说社会学家都是女性主义者。好吧，社会学确实指出了男人和女人在应对相同环境或特定情况时的表现有巨大差异。社会学家也指出了男人和女人对于世界有着不同的信仰和观点，这一点尽人皆知。他们有时连用语习惯都不相同。比如说，男人和女人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某些词语，而且常常因此让对方难以理解。对此我们的理解，要么是我们所面对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他们生活在一起只是因为很快乐或者很方便，要么就是我们的行为的确会根据性别表现得有所不同。”
图妮重申：“因为男人和女人在生理上就不同呀—你就想想我们的样子，那么我们表现和思考出来的肯定也不一样。但我知道你肯定一会儿又要跟我们说，男人和女人其实只是社会建构的现实。”
“好吧，社会学确实会这么说。”米拉回应。然后她从自身的观察开始转述“弗兰肯斯坦”中的一些讨论，即为什么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作为男人或者女人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谓“成年”，通常被理解为成为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无论男女，我们仍保持着与男孩或女孩时期相同的生物学特征，因此显然在这里，我们所谈论的是一种社会创造出来的身份，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生物学和生理上的影响。我们通过身体与世界产生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学从不小看生物学差异。我们身体上的男性或者女性性征是我们男女身份标识的一部分。社会学认为这些生理属性与我们自身的社会自我存在着某种复杂的双向关系：我们必须产生的、赖以生存并说服他人相信的男女身份是一种真实的、可靠的且可接受的行为方式。
“我希望我说的这些没有将原本简单的问题解释得复杂化了。”米拉小声地说。瑟茜回答：“还可以，我们跟得上。那么社会学什么时候才开始意识到性别是存在的呢？我的意思是，社会学什么时候才说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呢？”
瑟茜话中带刺，米拉顾不上回应她的负面情绪，赶忙将社会学理论说了下去：“有各种情况：在成长中的某个阶段，孩子会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人，而是男人或女人，这种区别从那时起支配了他们生活要做的大部分事情，它会控制你说话的方式，控制你怎么坐，怎么走，怎么跑，玩什么游戏，做什么样的工作。如果所有这些与性别相关的行为都是生物编写在我们的基因里的，那么我从一出生开始就会知道所有的这一切。因此社会学通常会倾向于认为，所有人都有成为男人或者女人的可能性。”
“你是说雌雄同体？”图妮问道。安娜躺在角落的椅子里被逗得笑个不停。
米拉说，研究已经证明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有一个明显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他或她会根据性别区分别人，并开始觉醒，意识到自己是个男孩或者女孩。这个阶段所发生具体的时段会因文化和社会的不同而不同。接着，在青春期前后，通常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仪式，象征男孩成年，有时候女孩也是一样。图妮像是发现了这条社会学进路的薄弱之处，抢着反驳：“你说青春期，那不正好就是生物学发挥作用的时候？我看社会只是对荷尔蒙萌发的开始和从那一刻起它让男女产生的一切差异大惊小怪。这是写在他们基因里的，从那一刻起，基因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罢了。”
米拉说，试图将社会影响从生物性的自然天性中分离出来是困难的，或许也是毫无意义的。它们彼此相互塑造。
图妮指出米拉一直在说女孩可能是这样，男孩可能是那样，米拉对此解释道，不同文化对女孩和男孩的期望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期待总是被人们用来暗指哪些行为适合男性或者女性，而且它们总是……你猜怎么说……社会建构的。这种解释往往过分夸大了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忽略了一个基本要点：尽管角色和功能可能不同，大多数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标准和评价都有着各自的看法。很少有哪些复杂社会中的男女有着相同的生活方式。对此置若罔闻并非一个好的选择。
米拉接着说，社会学普遍认为，男性和女性由两个不同的方面共同构成：性（sex）与性别（gender）。性是指生物性与生理性的两性区别。而性别则是用于描述男人或女人的后天习得特性的术语：即男性和女性沿用的社会定义和心理行为。遗传学的一些新兴研究证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严格和稳定的区分，社会学的研究显示我们的“性别”并不是一种人人都会采用并试图融入的一成不变的身份认同。性别是流动的，且产生于我们的日常邂逅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之中。
“成为一个男人或者女人有时候更像是一种表演。你不是就抱怨过我吗，图妮？你不是总说我做女人做得很失败，表现得不像个女孩子，所以你才问我是不是女性主义者。”
图妮打包票，在艺术和设计领域不是这样的：
“在我今后想工作的那个领域，你希望人们怎么对待你，人们就会怎么对待你。自我感觉更加女性化的男生在外表上也不会违背自己内心的直觉。我相信人们会自己选择外显的某种样子。男孩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即使他们不喜欢，还是会学着喝那些让人难以下咽的酒，或者忍受朋友带来的痛苦。成为男人或者女人并非一种强制性的压迫，而是我们自愿的选择。”
的确，米拉说道，性别控制和约束着你的行为，但同时你的行为也在重复确认着性别，重塑并重新生产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性别观念。米拉认为很多社会学家忽略个体向往并努力实现女性化或男性化的能动性。“你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男人或是女人。这或许是真的：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中，尤其是青春期，我们花了很多努力来培养习惯，规范自己的行为，证明自己是同龄人眼中的男人或者女人。因此说，成为一个男人或女人不只是我们想要做的事，也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这样看就不像基因指令的结果了，对吧？”
米拉真不想辩论。她只是小心翼翼地从论据出发，尽可能诚恳地得到最符合逻辑的结果。但她希望这是一场友好的交谈，而非争辩，所以她觉得自己有义务尽最大努力恢复到先前的那种谈话基调上去：“我不是很擅长做社会学方面的解释。图妮，你刚刚说，女性主义者全都在讨论这是一个由男人还是女人主宰的世界。然后瑟茜，你刚才说，女性主义者总是认为性别比什么都重要。社会学中确实提到了与之相关的一些内容。”
“我就姑妄言之了。”米拉边说边拿出妈妈寄给她的包裹中的两张照片。八岁时的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假小子”，看起来活脱脱像个男孩子。她的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不显身形的裤子和上衣，戴着比现在脸上的这一副更加不入时的眼镜，看起来十分轻松和快乐。另一张照片是几年后，大概是十三岁的时候拍的。她端庄地坐在镜头前，头发和衣服都干净利落，她没有戴眼镜，脸上挂着合适的微笑。
米拉的母亲在寄给她这些照片时可能有意传达一个信息—看看你，小时候还是一团糟，再看看后来，女大十八变了吧。或许曾经，米拉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可如今她再看这些照片，却萌生出一种不同的感觉。她看到了一个快乐的孩子，和一个竭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年轻女人但神情中透露着紧张的女孩。米拉想罢，说道：
“在人生的某个点上，你会意识到自己是个男人或者女人，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个女孩，你会意识到自己不属于任一类别。”
接着米拉试图解释“弗兰肯斯坦”中提到的另一个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她认为性别实则是一种演绎。米拉想到一个关于有罪判决的暗喻，内心还是紧张了一下，为了掩饰这种畏缩，她用一种颇为挑衅的语气说道：“我宣布，图妮和其他变装皇后一样，都只是在扮演着女性角色。”
男人和女人都由权力构成。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天性都根植于他们的身体，其发展是个一成不变的过程。巴特勒认为，正是这种先验的本质主义才使男人和女人成为某种固定的存在。性别是被表演出来的—就像在即将开始比赛时说了“预备，开始！”一样，又或者像是要将某人投入监狱时说的那句“有罪”。巴特勒意欲搞砸这种表演。她认为所谓的‘变装’—男人装扮成女人或者女人装扮成男人—是一种用来摧毁性别秩序的方式。巴特勒认为，女性主义不应将女性视为一个单一的类别—更不应该以此将所有人混在一起。若将女性视为男性的“他者”—有权势的人也用“他者”来定义被自己压迫的无权者—她认为上述方式可以用于狠狠地戳破男性或者女性的伪装。她希望我们去分割自己的身份。这样的话，就不存在“男性”以及他们试图区隔的“女性”了。她鼓励我们击碎自我的身份，从而击碎这链条中的每一个点，制造“性别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