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你来之后，这个小测试变得难多了。不过这样也许更好，我之前选择她，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我知道她会同意我的想法。”
“那……这个观点通过检验了吗？”
“我不知道，到头来我也没有真的向伊妮德姨妈解释清楚。我猜，大概要看你和你爸爸怎么想。”
“好吧，其实我也不清楚。我对我提到的那些批评也只是一知半解。我认为不同的学科之间不应该靠这些争论来划地盘。大一我回来时就给我爸留下了这种印象，直到现在还是一样。他觉得上大学就像进入一个秘密世界，在那里可以把宇宙奥秘一个一个学会。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的，上大学的意义在于改变自己，自我改造。”
米拉希望他展开说说。阿伦回答，这和她强迫自己接受一个自己并不适应的角色有点类似，都是为了更好地挖掘自己的潜力。“你说你想通过研究社会学是否重要来确定自己是否适合读大学。也许你不停地追问自己这些问题，能让你成为那种在大学生活中收获颇丰的人。来，现在再试着把你的想法对着我总结一下吧！简单来说，社会学中关于情感的重要观点是什么？”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正像伊妮德姨妈说的那样。情感是社会中不言自明的纽带，是无形中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结。”
“很好，这就是情感。不是为了共同利益，或为了得到什么结果而做出的理性评估？”
“是的，完全正确，情感不仅仅是你帮助我、我帮助你那么简单。我们并非为了公平交换而这样去做。当我们不再出于利益或公平考虑，她不是出于强迫、欺骗，或为了履行义务而做某些事时，就是情感在维系着我们。”
“我明白你所说的义务，这个重要观点一点问题都没有。情感维系着我们，维系着社会的运转。这种情感是我们互相理解的基础。正是因为存在这种良好的感觉以及美好的愿景，我们才得以共同生活。如果没有这种情感—或者当我们失去它、失去对其他人的信任时—我们就会试图去琢磨其他人的行为背后的原因。”
嗯……看来你还是有些能力的。米拉想：“希望我们永远也不要失去这种信任。”
1. 生活中看似来源于天性的方面，往往最后被证明是所谓的“社会建构”。社会建构是一种自然的、源于世界的观点或生活方式。它看起来是那么平平无奇和不容置喙，甚至很少有人提到它。但当我们仔细观察它时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公认的事实。我们都表现得像默认它是真的一样。
2. 情感的体验总是自然而然的—但如同其他社会建构的产物一样，它们都是后天习得的，其意义也广受认同。情感作为一种深刻的私人体验，引导着我们做出选择和行动。它们具有私人性，这赋予了它们力量；它们也具有交互性，这赋予其意义。
3. 社会学利用情感来诠释社会。某些情感是维系社会运转的必需品。比如说，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促进了陌生人之间的信任。
4. 尽管如此，人们总是希望依靠非情绪化的认知来对事物进行解释。人类社会总是呈现出精神生活和身体生活一分为二的局面。理性和冷静的判断寓于精神之中，身体则是情绪和不受控制的那些本能的栖身之所。这种区分被称为“二元主义”，它并不能反映现实。事实上，情绪总是被用于做出判断，理性离开感性更是无法存在。
5. 社会建构在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还有许多其他的“生活事实”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社会学的许多研究内容都涉及辨别这些所谓“真实”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①17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近代二元论和唯心主义理论著名的代表。
第四章
在我们的基因里
这天，米拉起床后看见门口的垫子上躺着一个别人寄给她的巨大包裹。她拿起包裹摇了一摇，猜不到里面装着什么。这让她有点心烦意乱，但她还是先忙活起了早餐，把包裹留在卧室里。过了一会儿，她一手拿着早饭，用另一只手剥下包裹外的牛皮纸。包裹里面是一个纸盒，装着已经发黄的纸。妈妈在上面留了张便条，写着：“亲爱的，我知道我们最近的生活很艰难。这是一件小礼物，希望它能让你想起那些快乐的日子。”
米拉翻了翻盒子里的纸。有之前的成绩单、用蜡笔画的自画像、一篇题为“我的假期生活”的小文章、一幅名为“我的一家”的画，还有她在学校里收集的一些已经变得皱皱巴巴的照片。米拉心想，如果她之前还能想起这些旧物，那它们现在肯定已经躺在垃圾桶里了。她将这些东西放在一旁就前往教室了，课上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做着白日梦，想着晚上要去的派对。等她晚上回来的时候，几乎已经忘了还有包裹这么一回事了。她干脆把盒子里面的东西都倒在床上。
她从里面翻到了一篇在之前学校的社会学课上手写的文章，内容是关于女性主义的。她和其他这个年纪的女孩一样，认为女性主义跟她没什么关系。毕竟她生长在一个女性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可以成为政治家、军人、教授，可以自我独立的环境中。她们过着女性主义者们期待的生活，这也意味着女性主义对她们来说已经不再重要了。这篇文章让她想起，当时教授这门课的老师非常热衷于女性主义。
在文章中，米拉讨论了社会学家所说的劳动性别分工，也就是女人和男人在家庭内外从事着不同的工作。女性更倾向于在家中做一些护理方面的工作，当她们发展出自己的事业，其工作内容也通常包括将这些工作延展到家庭之外。尽管她在文章中表示，这种理论已经过时，是时候接受批判了，她的老师还是为她介绍了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一些理论。这个人认为，男人和女人的不同角色“相互补充”，社会才得以建立一个稳定的系统。比如，女性承担家庭护理的角色，男性承担养家糊口的角色，这样一来，男人和女人都做了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女性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因为是她们生了孩子，因此她们照顾孩子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一个家庭内男人的“工具性”功能和女人的“表达性”功能合理区分，整个家庭会运转得很好。男人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了一整天重要的工具性作用之后，女性在私人生活中的表达性功能为其提供了所需要的援助。
米拉学到，帕森斯描述的这种简单化的环境对于大多数男人和女人都不尽真实，并很快受到了女性主义者的挑战，他们并不认为生物学能决定我们的命运。米拉在文章中写道，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社会结构本身是中立的，但是性别歧视阻碍了女人进入社会顶层的道路。歧视是旧时代非理性因素的残留。他们也发现，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人们对男女不同的态度和期待，以及阻碍女性登峰造极的法律和制度障碍。
像艾玛姨妈这样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关注点包括消除歧视，通过对女性进行专业培训来提供帮助，提高她们对生活的期待。他们认为，追求平等意味着要让女性对自己能胜任政治家、商业领袖或其他任何职业的能力树立信心。她曾经听艾玛姨妈谈起自己的学生时代。艾玛送给米拉一本自己小时候的儿童读物，试图显示自己小时候的品位与众不同。书名是《莎莉和萨米》。在艾玛姨妈的这本书里，有两个年轻鲜活的角色，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米拉读到“莎莉帮妈咪刷盘子”“萨米独自玩他的化学仪器”。艾玛的老师们认为，这种社会化的角色完全妥当。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则认为这种认识是可以被扭转的，只有改变教育，女孩子和年轻女性才能认识到自己其实可以想要更多，而不局限于洗盘子和玩洋娃娃。
米拉的旧文下面是一个笔记本，宽幅的横格纸用蓝色的卡纸外壳装订着。她打开笔记本，看到仿佛另一个人的笔迹，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顿时消失了。扉页上写着“我的妈妈和爸爸”和年龄“7岁零3个月”“我的妈妈在化妆”“爸爸在车库里忙活”。下面配着两个简笔画人物，一个戴着帽子，另一个穿着裙子。事实上，她的父亲从不戴帽子，也不喜欢和机械打交道；她的母亲大部分时间都穿着长裤套装，但在这里，他们都被转换成了普通的男性和女性形象。米拉心想，那时候的自己心里就已经有了一些非常微妙的性别刻板印象。尽管在她小时候，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所希冀的很多目标已经实现了，也没有《莎莉和萨米》强迫她，她还是不自觉地习得了这种性别期待。这可能意味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的任务远比他们一开始所以为的更加艰巨，而性别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远比人们所以为的更加根深蒂固。
米拉想起了老师说过的话：这种假设恰恰证明了女性主义的观点，即女性哪怕参加了工作，身上仍肩负着双重的责任。她还记得，父母曾经雇了一名清洁女工来帮衬家务，那个女人自儿时起视力就严重受损。即使一部分女人取得了事业成功，她们还是不得不依靠其他女人来完成全部工作。这些“其他女人”通常是移民，薪水很低。家务劳动的重担只是被转移了，而非被消除。
在米拉的人生经历中，没有男人阻碍她做任何事情。不像她的社会学老师那样，米拉的母亲算不上女性主义者，但她总是鼓励米拉在她选择的任何事情上都做到出类拔萃，也从来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她对米拉的期待比对她哥哥的期望要低。尽管米拉在成长过程中很少见到父亲，但她也丝毫不记得爸爸对女儿表露出不同于儿子的期待。她的哥哥，肯定曾经因为她是女孩而欺负过她，就因为她更小而欺负她一样，但米拉心知肚明，这只不过是兄妹竞争惯用的小伎俩。米拉还没有遇到任何重要的人（比如她的姨妈），因为米拉是个女孩子，就给她丝毫她要被不同的规则玩弄、被不同的规则评判的暗示。
尤其是艾玛姨妈，她认为自己在商界成功的好处之一就是能为米拉提供一个坚强的女性榜样。在米拉儿时的记忆中，姨妈是最早的女性主义者之一，但女性主义有许多种。并且，有很多女性主义者，还有更多的女性，她们同样在生活中开辟了自己的道路，却从来不为什么是女性主义而烦恼。
就算米拉曾听别人暗示过，生活可能有另外一重面貌，那也通常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比如之前在咖啡馆遇到的那个嘲笑她进大学钓金龟婿的同学加里森。米拉不得不承认，挑衅着实起到了作用，她甚至意识到自己可能与教授女性主义的社会学老师有比想象中更多的共同点。之所以会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表述感到震惊，也许是因为她曾经一直与女性主义所要对抗的一切隔绝开来，对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无动于衷。
“弗兰肯斯坦”里提到，一些社会学家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不满，因为它要求女性同男性一样。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平等机会只会让少数较为富庶的女性受益，且受益程度也十分有限。为了将关注点放在个人身上，他们最终会去责备那些受到伤害的个体自己没有努力去做出改变。不然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在消除了法律的阻碍、公共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同意男女平等的情况下，性别不平等依然存在。正当米拉在努力回忆这个观点的名字时，室友瑟茜和安娜来敲门。
“你在干吗呀？”瑟茜一边问，一边栽倒在自己床上。安娜则一如往常地走到房间角落里的椅子上坐下。米拉拿起自己的成绩单，翻过去，藏好自己的名字，大声读道：“她是个很聪明的小孩，但是对自己的行为要求太苛刻了。可能是因为父母工作都太忙了，不能从家里得到足够的关注。”
米拉知道女性主义者会怎么解读这一点。“弗兰肯斯坦”里提到，有些女性主义流派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努力研究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的根源。作为母亲和持家的人，妇女在家中的工作都是无偿的。多亏了自由平等的发展，她们也得以在外面工作。她们实行着两班倒的工作，为资本主义提供“再生产”（培养未来的工人），同时让女性与男性一道通过工作支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对于这类女性主义者来说，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妇女们应该积极推翻资本主义，从而意味着消灭男性占领统治地位的父权制。
另一群女性主义者，即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这样则使男人摆脱了困境。在其看来，父权制是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资本主义只是其最新的表现形式。男性通过强奸和家庭暴力一类的暴力和暴力威慑来控制女性。女性苦于承担被强加的女性角色的限制，逐渐趋于癫狂—精神错乱在某种程度上被定义为拒绝接受女性角色的表现。
“你读的高中怎么样？”瑟茜问道，“我上的是女校。”安娜什么都没说。看上去她在学校所经历的事情给她带来了彻底的精神创伤，但她看起来总是有点忧伤，一贯如此。
“我上的是男女同校啦。”米拉回答。说完她才意识到，这对像瑟茜这样的人来说是多么奇怪。“弗兰肯斯坦”中提到了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她的作品中提到每个社会都会产生一种“性别秩序”。在每一个教室、学校操场、街道和工作场所中都存在一套人们期待的男女关系，以及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因此人们认为，在操场上，男孩要玩得野、互相推搡、扯女孩子的头发；女孩应该成群结队地站在一旁聊八卦。师生都遵循着这种秩序。
米拉给瑟茜和安娜讲起自己在十来岁的时候经常和班上的男孩们一起踢足球。当时，她因此被老师和妈妈狠狠地说了一顿，因为踢球搞得身上沾满了泥巴和草渍。但是，似乎没人在意男孩身上是不是也脏兮兮的。一想到自己当时只是为了更讨男生喜欢才和他们一起去踢球，她的脸“唰”的一下红了。
“我们学校里的一切就平静多了，”瑟茜说，“直到我们认识了男生。大家就纷纷化起妆，还在背地里议论别人。如果你和白人男生走得太近，白人女生就会扯你的头发。”
瑟茜所谈论的情况既有种族秩序，又有性别秩序在里面。米拉想起了她曾经读到的种族女性主义的相关内容：很多黑人女性或亚裔女性作家认为白人女性主义者似乎没有把她们当作女人。许多白人中产的女性主义者说自己为“女性”发声，乍听之下好像所有女人都是一样的，都有着同样的诉求和经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内容通常只是白人中产女性的诉求和经历。她们在性别歧视之外，不必经历种族歧视和贫困的干扰，却不假思索地将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推广到所有女性身上去。这些中产妇女的自由是靠非裔、菲律宾裔、波兰裔和墨西哥裔妇女提供的廉价保育和家务劳动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