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有些不知所措，赶忙质疑：“但你不能证明，从字面意思上说，事后的思想（after thoughts）不是我们处理情绪的方式之一。”
米拉只好保持微笑，说：“这不是在兜圈子吗？我们想说的难道不是有些情感，比如愤怒和兴奋，虽然具有相同的生理机制，却是不同的情绪吗？或者它们在大脑成像上也有不同—我承认我在这方面确实不太了解，但是我敢打赌你们会把一系列人们明显认为不同的情绪，统一指称为你们所谓的‘兴奋’。”
阿伦突然咳嗽了起来，等他停下来，他们一行人已经来到了另一件著名的艺术品前（自李先生加入他们之后，他们似乎便只在他认为重要的作品前停留了）。伊妮德问李先生为什么突然停下来。李先生转身问她喜不喜欢这件作品，她摇了摇头，反问他这件作品告诉他了什么，或者说他感受到了哪些故事？李先生听了，表现得十分困惑。
“画里的这个男人身子一侧明显受了伤，可能快要死了—他很疼，表情却很平静。他甚至可能有点开心。也许他正处于某种精神上的平和状态，所以感觉不到肉体的痛苦？或者，他为了做善事而甘愿赴死？”
“妙极了。他看起来那么平静，他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为何如此平静—是因为在其死前很久发生的一件事。我认为这些艺术品提醒了我们，一些情感状态—像是平静、骄傲、绝望和困惑—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事，而这种状态与其身体上发生的变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姨妈自信满满地应对这个自负的男人，让米拉颇感骄傲。伊妮德花了很长时间向他们讲清这平静死亡背后的全部故事，说完，李先生忍不住了：
“这难道不是一种语境吗？情绪的出现需要语境—比如愤怒。我在工作中经常会对一些懒惰或者效率低下的员工感到生气，但你要知道，这和他们因为懒惰和粗心大意而失去工作所产生的愤怒是不同的。愤怒对我来说可能转瞬即逝，但是对他们来说可能很难消失，甚至滋生负罪感。在临床上被诊断为抑郁症的人可能会产生一种持续、非理性的负罪感，但这种情绪的产生顺序与通常的负罪感略有不同。我听说有些年轻人在吸毒时，会对他人产生短暂的情感。但这也不是一种真正的情感，根据推测，这与真正的情感在大脑中产生的化学反应是一样的。用阿伦他们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如果这些情感具有完全相同的化学特质，那么它们就是一样的。”
伊妮德补充道，个体得到同一种情绪时所经历的体验有时迥然不同。有的人觉得压力让人喘不过气来，有的人却觉得压力让人着迷、上瘾。我们也都知道，有人喜欢抱怨，从不满中收获某种满足。李先生问阿伦，是否有心理学家认识到这一点，就像有些人认为杯子是半满的、而有些人认为是半空的那种。阿伦回答，这种事情可以说是“心理行为主义”最简单的一种形式。在这种理解下，情绪只是一种不同的行为，怀着某种情绪不过是以某种方式行事：“我表现得很愤怒，所以我是愤怒的；我表现得很蠢，所以我恋爱了。”阿伦对这句笑话很是满意，然而伊妮德姨妈则不领情。
“机器人可以通过编程来展露微笑或者哭泣。你看看这个这么可爱的展览中的艺术品，都试图传达一种深刻而复杂的情感，或是某种情感的转变。有时人们往往到了最后一刻才意识到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
“此时已经追悔莫及了，”李先生打断道，“从你刚讲的那些故事里的人物和其可怕而悲惨的结局中，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你再看看这个：这俩人看起来简直突破了你能想象的悲惨的极限。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
伊妮德解释道，这是在经受某种卓绝的忍耐后的一个例子，这些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主张禁欲主义：人们将克制情感和克服痛苦的情绪视为光荣，甚至是生而为人的基础。“你所谓的行为主义没有将这种人的内心世界考虑进去，也没有考虑到我们怎样隐藏和遮蔽自己的情绪。”她对阿伦说。
米拉从姨妈那里接过话头说，是的，有时候你会对你喜欢的人“玩高冷”。阿伦答道，骗别人很容易，骗自己却很难。“是的，”米拉点点头，“比如说分手后，你可能会假装毫不在意，内心却十分煎熬。”
李先生突然插话，问米拉对行为主义有什么看法。米拉答道：“我觉得，这些理论都在人为地将肉体和精神区别开来。要么是身体先做出反应，大脑再予以解释；要么是大脑先进行解释，身体再做出反应。对我来说，这些理论都不太可信。我所说的一直是相同的观点：社会学让我们不妨将情感看作社会建构的产物。”
米拉相信自己已经十分平静，足以考察并完成这个重要理论的测试了。她要怎么说明情绪的社会建构论经得住推敲呢？“弗兰肯斯坦”里有言：
在一般的认知理论中，情感或情绪都是在头脑或身体中产生的，然后在社会或文化背景下被体验或调和。情感与生俱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环境、社会规范等其他因素的影响。社会规范在某些社会中可能会对人们的情绪表达起到缓和的作用，而在另一些社会中则起到增强的作用。所以说，人们会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压抑或增强他们的情感表达。这也是文化冲突的根源，游客们来到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就能感受到这一点。
当李先生打断她的时候，米拉正用自己的话解释这段文字：“就像我们英国人以矜持和礼貌而出名，这样让我们很放松。但对其他人来说，就会显得很冷漠。”李先生说：“但这种想法已经过时了呀！日本人、英国人很冷漠，南美人就一定很坦率吗？这些都是刻板印象罢了。难道社会学家都认为人们的情感表达受制于文化刻板印象吗？”
米拉怀疑向李先生解释这些重要思想不是一个好主意—他似乎总信誓旦旦地认为自己是对的，不接受任何他不了解的事情。她回答，社会学家也有很多种，她偏爱的是那些社会建构论者，“弗兰肯斯坦”里是这样讲的：
社会建构论者看待情感的观点和他们对待其他事情一样：情感是一种被承认的意义。他们的关注点在于确立社会中情感的规范和期望是如何产生和复制的。他们认为这些规范是情感产生而非压抑或释放的方式。这一立足点在方法论上与心理学非常不同。而在相对主义更不明显的社会建构论中，有一些基于生物性的情感是独立于社会影响和后天学习的。西奥多·肯普（Theodore Kemper）分析出四种基于生理的主要情绪：恐惧、愤怒、沮丧、满意/幸福。其他诸如爱、罪感、羞耻、骄傲以及怀旧之类的情绪则是在特定社会和文化中习得的次要情绪。比如说，有些社会是“耻感社会”，有些则是“罪感社会”。“耻感社会”的“耻”指人们会在公众羞辱下产生羞耻感。耻感社会更具有集体主义倾向—我们可能会想到“好面子”的东方文化，又或者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天主教国家。罪感则是一种更加内在的、与良心博弈的感觉。罪感社会更倾向于个人主义，与新教或犹太教息息相关，罪恶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事。
这些社会通常以小规模的家庭结构和更加脆弱的社会约束为特征，可能会具有更高的社会流动性。无论是哪种情形，耻感和罪感都是最基本的情绪表达。羞耻来源于对惩罚和因不当行为被排斥的恐惧；罪感则是一种因触犯戒律而感到的愤怒。它们都是基本的情绪，在学习和社会化的过程中加以体验和理解。社会结构塑造了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感。
米拉解释了主要情绪和次要情绪之间的区别，然后指出，他们看到的这些艺术品都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归属于王室、宫廷或随从中的某种特定文化。尽管统治者和最低等的仆人的主要情绪是相同的，但他们也要观察王室成员的次要情绪在社会结构中如何受到一套特定的情感规则约束。正像“弗兰肯斯坦”里提到的：
更具相对主义倾向的社会建构论的研究路径大致相同。它们会将情感与任何内在的生物遗传因素分离开来，但不将情感和其所处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相分离。这类社会学家从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得出结论：情感表达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完全通用。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特殊的情绪术语来描述特殊的内部状况、思想或者行为集合，这些术语将解释那些行为，使之合理。情感绝不是纯粹的内在行为，而是与其他人的关系相伴相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总是某种社会关系。因此，情感不会存在于社会语境之外。情感是人们用来理解自己和自己的处境，并将这种感觉传达给他人的一种判断力。
米拉用一个例子总结上面的文字：比起罗列无数理由、让别人猜测自己对一件事的感受，远不如一句“我感觉很难过”。在这种情况之外，情感是不存在的。李先生仍然乐此不疲地与米拉争论，然而阿伦似乎已经满足于保持沉默了。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我是说他们—把情感简化成人们对情感的想法和看法，却把真正重要的事情排除在外了？你方才抱怨过心理学的还原论，但这过于极端了：你不能解释这些东西，就把这些重要的内容都丢弃掉了，这些内容在心理学中还是可以解释的。”
米拉的内心毫无波动，淡淡地回应，你永远无法判断那些社会建构主义者是在强调该如何研究情感，还是他们真的相信不同文化之间没有相同的基本情绪。这种事是说不清的，因为你永远也无法将一个人从社会中抽离出来。李先生冷冷地回应，建构论者这种行为无异于“为了感受疼痛而把自己的腿打折”。
米拉纠正，疼痛是一种感觉，而不是一种情绪，但她确实同意情绪有着明确的生理性一面。是的，也许社会建构论者夸大了文化的差异性。然而，的确只有少数的几个面部表情在不同社会中通用—快乐、愤怒和悲伤。这时伊妮德也加入了谈话，也许是为了将米拉从另一场屈尊俯就的表演中拯救出来。
“在我看来，所有的这些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将问题理解得太简单了，忽略了那些为伟大艺术提供灵感的微妙含蓄的细节。我觉得他们似乎都不愿接受情绪是根本难以理解和解释的事实，而且往往自相矛盾，会对人们的决定产生混乱并造成不确定性。”
米拉说：“姨妈，我觉得你说得对，但这不仅是社会科学的问题。这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甚至也存在于科层制中。”米拉这样说，是因为回忆起了“弗兰肯斯坦”中的另一条论断：
与行政机关打过交道的人们，都会发现其评估和判断往往会产生不公平或者不合理的结果，这是因为，行政机关与很多社会科学一样，出发点都是默认人们的行动有明确的意识和行动理由。举个适用于刑事司法系统的例子：法院很难绕过这样一个事实，即两个人在保持绝对诚实的情况下，会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的感受，做出不同的描述。
李先生听到这里，表情有些苦涩，米拉这时候才想起，姨妈说他是一位高级律师，在一家大型公共机构任职。她不敢停下来，急于让李先生明白她只是在陈述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学术观点，所以她试着使用他一直在使用的那种文绉绉的语言：
“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把情感当作幻觉，把理性当作真实。然后我们将情感置于理性之下，从而经常陷入两难境地。尽管两者互为彼此的产物，我们的感觉和想法可能并不相同。重要的事情不光是要搞清楚我们认为什么是对的，或者感受到什么是对的，而是要承认想法和感觉可能非常不同。理性不能脱离感性存在，同理，缺乏了理性，感性也就没有意义。”
这段话已经足够晦涩了，但米拉知道，“弗兰肯斯坦”中是这样解释下去的：
反思性思考—推理、判断或者其他能力—需要将认知和情感结合在一起。思考需要配合感觉。那些因为大脑损伤从而无法进行情感体验的人们似乎也不能再像受伤之前那样进行推理。情绪需要理性发挥效用，换言之需要理性来做出决策。而判断在某种程度上是本能的、情感化的，或者至少看起来如此。
“所以，”米拉总结道，“做正确的事情，就有点像用电脑计算赌马的赔率那样去权衡各种选择。”也许是没有完全理解米拉所说的话，李先生最后还是被说服了—并且忘记了她先前对行政机关流露出的轻蔑。他倒是很清楚赌马的比喻。
“你这样说我就明白了，这更像是选择赌哪匹马—是一种理性、经验和直觉的结合，或者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感觉。所以说，想要做出正确的决定，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套抽象的行为准则。当你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或者公共服务领域时，你就会发现，这些规则会妨碍决策，阻止你做自己认为正义的事情。”阿伦似乎终于从十五分钟前那种失语状态中缓了过来（也有可能是发觉父亲对赌博的热烈反应很有趣）。
“理性有时会随情绪而来—你先产生一种感觉，随后想出一个理由证明或解释它。情绪同样会影响理性决策的发挥：在实验室中，一个对照组被施加压力，另一个对照组没有压力，前者无法完成后者可以完成的复杂任务。”
米拉认为这与“弗兰肯斯坦”里提到的关于社会科学和哲学在研究情感时存在一些问题的说法不谋而合：
社会科学和哲学很难将情感视为一种外化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权力关系及表象等内容之外的存在，尽管它们定然是由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解释和引导的。它们可以成为一种跨越类别、违背期望和规范的力量。
米拉知道，伊妮德姨妈会同意这个观点：或许试图寻找一个单一的原因或动机来解释人类行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社会学中的许多理论—以及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甚至心理学—都在这么做，但实则人类是情感、欲望和需求的结合体。
他们慢慢地接近展厅的出口。米拉发现和阿伦以同学的身份交流比以智力上的竞争对手交流来得更轻松一些。
“我只能想到这些社会学的东西，因为我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大学生活。就像演一出喜剧。”米拉看着他困惑不解的样子，忍不住笑出声，“你懂的，就像有些平时很害羞的人在舞台上非常放得开，下台之后又变回害羞的样子。我的意思是，我虽然总是对社会学喋喋不休，但这其实是我最不想学的学科。”
阿伦也不是完全不明白她的意思：“那你为什么还强迫自己学呢？”
“你可能会觉得我很傻吧，我就是想知道别人是否认可社会学观点的价值。遇见你之前，我正试着和伊妮德姨妈聊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