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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哥哥陈若生向前站了一步。
“他是去抓鱼了。”
院长冲到说话人跟前，红着眼发问：“你在说什么！”
“朱大虎是去抓鱼了，我们打赌，说水里有一条怪鱼。”
“胡说！他会因为和你打赌，半夜跳到水里抓鱼？”
陈若生抿住嘴巴。那时候，男孩除了用拳头，也已经学会了思考。
“不是他说有鱼，是我和别人打赌说有鱼。我叫他晚上给我抓出来，哪怕是一条普通的鱼也行。”
“你叫他去抓？”
“我威胁他去的。”男孩直视院长的眼睛说，“昨天我揍了朱大虎一顿，说你不给我抓一条上来有你好看。他很怕我。”
院长气得浑身发抖，陈若生停了一秒又补充。
“到了晚上我也有点担心，但是我和朱大虎不住在一个房间，所以我去敲值班阿姨的门。”
“值班阿姨？你说陈妈妈吗？”
“嗯，我去找陈妈妈，想让她去看看朱大虎晚上有没有跑出去。如果有人出去，陈妈妈在楼下值班室应该能看见。”
“结果呢？”
“敲了很久陈妈妈都没答应，可能她睡着了。”
陈妈妈发誓说没有人来敲门，她不可能睡得这么沉，但是院长在值班室的床底找到了满地的酒瓶。
市里的专责小组离开以后，陈妈妈就被辞退了。她走的时候只提了一只编织袋，不大，红白蓝相间。她走路一瘸一拐，大了也提不动。好些孩子都哭了，也有好些孩子躲在宿舍里不现身。
有一天夜晚，陈若离摸摸索索离开宿舍楼，走到楼前的草地上。那时候，十三岁的妹妹和十六岁的哥哥已经不在同一个房间睡了。月光下，她的哥哥靠着墙角，嘴里叼着一根草。
陈若离慢慢走过去，从裤兜里掏出一面镜子。镜子镶在一个精致的银匣子里，月光映照在上面雪白雪白，像骨头。陈若离把镜子递给哥哥看。
那面镜子一直放在她床头的铁盒子里。
陈若生把草芥吐出来，说：“什么都别说了。”
陈若离眼泪打转，陈若生说：“哭什么，别哭。”
陈若离伸出手，陈若生伸手握住。两兄妹牵手靠着墙壁，抬头望天上的月光。
7
村里不少人知道陈若生兄妹，但很少人和他们打过交道。他们是异乡人，住在山边单间独户的房子里，这是村里人记得他们的原因。但他们说着和村里人不一样的语言，和村里人从无交集，这又让村里人记不住他们。
“那个哥哥我见过一两次吧，嗓子有些毛病，嘶哑得像用砂纸磨刀。妹妹没怎么见过，听说是个盲人，应该很少出门的。”
陈若生兄妹在我们身边生活了三年，他们深居简出，从不引人注目，也无人关注。我时常会想，是他们和人群的疏离发生在前，还是人群和他们的疏离发生在前呢？他们固然有刻意远离人群的心态和缘由，但这或许并非他们的初衷。如果不是巨大的孤独和无助让一个人闭上心门，没有人愿意长久的形单影只。每一个人在心底里都渴望陪伴和承诺。
或许，也只有最纯粹的承诺，最坚执的相守，才能让孤独的人重新打开心门。
总体来看，陈若生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房产证上写的是他的名字。开发商那边的销售经理告诉我和刘亮，是陈若生来看的房子，当天就签了合同。
“陈先生非常喜欢这里的环境，说人少最好了。他是个作家，特别需要安静，他妹妹在家工作，也怕喧闹。”
接待我们的销售经理姓徐，从和我握手起就滔滔不绝。其实也算不上是销售经理，老徐原本是镇住建办的干部，后来停薪留职，挂靠在国资委下属的房产管理公司干活。再后来公司改制成民营，他也和体制脱钩，在好几家公司之间跳来跳去。镇里有集体经济的项目，他也老着脸去插一脚。山边的这一溜房子现在归他管，听说销售提成很高，所以我也理解他见人就把热脸贴上去的原因。去年的时候我又见过他一次，问他房子卖得怎么样，老徐叼着烟摇头，说没戏。那些房子自2008年封顶以来，包括2010年陈若生兄妹买下的那一套，一共售出了五套。2013年命案发生以后，只卖出一套，买家是个大大咧咧的老外。老徐再见到我时，声调已经冷了许多，我想他在和我这个警察初见的时候，热情也已是强弩之末了。只是他心里还抱着侥幸一般不愿放弃的希冀。老徐和我年纪相当，我细看他梳得发亮的发鬓，已经缕缕白丝，心想生活实属不易。
刘亮问老徐，陈若生决定买房子的时候，知不知附近交通不便利。
“当然知道，”销售经理竖起眉毛，“我可是详细介绍了房子的情况，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一点都不会隐瞒。”
“他不在意吗？据我们了解他没有车。”
“陈先生说他会开车，他没买车是因为不需要。他是个旅行作家嘛，长期都在国外跑，买车也没有用。所以在国内定居的地方，交通怎么样也无所谓了。人家出门是坐飞机，也不坐公交车。还有他妹妹也是在家里工作，不用经常出门。”
“他有说他妹妹眼睛看不见吗？”
“哦，是这样吗？隐隐约约有这么个感觉，不过他没明说。我记得陈先生话不多，事情办得利索，我们也没有多问。”
“后来你没见过他妹妹吗？”
老徐侧头想了半晌。也难怪，毕竟是三年前的事情了。他之所以对陈若生兄妹留有印象，无非是因为他们是他绝少的几个客户而已。
“好像真没见过。交楼时是陈先生来拿的钥匙，他们入住后我上门做过一次回访，陈小姐在房间里没出来，我也没见着。”
“平时你不来吗？”
“来啊，有客人看房子就来。其他的事务，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物业管理。”
陈若生到底会不会开车，我们直到最后都没搞清。总之在公安系统里，没有找到他考取驾驶执照的记录。
山边的别墅一共有十八栋，可能想图个好意头。但是那些洗脚上田的开发者，不知道十八这个数字其实也犯忌。房子样式相仿，但分布得零星，俯瞰像一篮橙子滚落楼梯，哪哪都有一个。原本也考虑过集中建设，再加上围墙，做成高档社区的模样。但个别村民代表不同意，坚持认为他们房子的卖点在于依山傍水，亲近自然，搞成水泥墙、大铁门的楼盘就没意思了。又考虑到山边连片的地不好找，平整地基成本高，所以其他代表也投了赞成票，各自领了任务在山间田头寻找见方的地，插上小彩旗。
后来看，这个决策也说不上错。如果筑起高墙，做成小区，势必要长期配套物业管理，少说要雇五六个工种，也就是要养五六张嘴巴。但是依靠那三两户业主的物业管理费，可能连门卫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现在呢，则是由镇上的居委会帮忙管着，花销镇政府和村委会各出一半。居委会外聘了若干派遣工，主要是给公共区域扫扫地、修剪一下花草，今天你来明天我来，人员也不固定。有一段时间还雇过一个老保安。那期间陈若生兄妹刚入住，可能是给了大伙儿一种买房子的人会多起来的错觉。那老头每天百无聊赖地在串门走，或者蹲在路口，蹲了半年，新业主没有增加，连野猫野狗都没碰过几只，居委会就把人撤了。也有村民埋怨，就是因为缺乏配套，荒山野岭没个照应，房子才会卖不动；但是当初建设方案征求意见的时候，听说管理费用会挤占当年的分红，大伙儿没有谁少投过反对票。
2013年案子还在查那阵子，村里曾经和邻村因为地界的问题发生村民械斗。前任村主任在北麓种植佛手果，为了防风固沙，跨过山脊开了十亩荒地，原本种的是造林的杉树，后来改成经济收益高的茶籽树。因为林地延伸到了和邻村南北界认定不一致的部分，两个村就打起来。打得天昏地暗，最严重的时候，连推土机都开了出来。本来事情难以收场，结果那前任村主任却突然被森林公安局抓了起来，说是他早些年在任的时候，罔顾退耕还林的国家政策，擅自在集体用地上拔树造田，犯下滥伐林木罪；同时在另外一块基本农田里让外来的承包户植树，也违反了相关的国家土地管理法规。总之拔树和种树都不对。在此过程中，他利用村主任的职权牟利不菲，后来判了刑。邻村的情况大同小异，这事一出来，两边的村支书谁都不敢再闹，最后握手言和了。
有一回两个村的干部坐在一起喝茶，我们这边的村支书拍对方老大的肩膀，说当初早就想好，大不了把山边的别墅分给你们几套，大家有商有量，和和气气。邻村的支书指着对方的鼻子骂，谁要你那些死过人的烂尾楼，白送我也不要！你家的破鞋想摔自己摔。幸好那话搁在那时是玩笑话，命案也已告破，如果这个方案是在双方开仗时提出来的，说不定当场就有人在办公室里抡板凳。
陈若生兄妹，就是一直住在这么个无人照看、无人待见的荒野里。
我和刘亮也找了那几个派遣工，还有待过半年的老保安问话。哦，那家兄妹啊——每个人开口都是这一句，然后就没了下文。
“那个女业主喜欢猫，我见过她给附近的野猫喂食，她还叫我不要赶它们。”老保安擦着下巴的胡茬回忆说，“她出来的时候，那些野猫才会出来，平时我一只都看不见。”
“她平时出门多吗？”
“偶然吧，我也不知道怎么算多怎么算少。”
“见过有人来找她吗？”
“记不清了，可能有吧。我又不是天天守在她一家人门口，那一片阔着呢，我一天要巡三回，不是个好差事。”
其实我和刘亮都知道，那老头大部分时间都在路口搭的简易房里自己跟自己下象棋。
“你还见过或者听过其他事吗？”
“不知道，我干了半年就走了，夜里风很大，不是个好差事。”
刘亮对我翻白眼，口里嘀嘀咕咕。
“如果陈若离家里那只猫会说话就好了。”
陈若离也有一定的收入来源。她独自在家里工作，给唱片公司录制样曲。
所谓样曲，是歌曲在正式发布前所录制出来提供参考的版本。也就是作曲家把一首歌写出来以后，先让无名的歌手试唱，然后发给歌星学着唱。所以，据说有些知名的歌星连五线谱都看不懂，但是照样又红又紫。
“我们会把曲谱发给她，她录好了把Demo发回来，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们一般是按件记酬。”
陈若离和一家名叫清音的唱片公司合作了几年。唱片公司的对接人告诉我们，陈若离的声线很灵，可以模仿很多歌手的唱腔，所以很多订单会考虑给她。不过，无论是作为制作人还是歌手，唱片公司并不认为陈若离具有足够的天分。
“有时她也自己做一些编曲和混声，不过我们很少采用。而从外形上考虑，失明歌手现在也早已没有市场。”
唱片公司的人停顿了一下又补充：“而且，那姑娘本身也缺乏对走到幕前这件事的兴趣和热情。”
这家叫清音的唱片公司是二线的外包商，只接前后期的制作订单，自身从来没有发行过唱片。姚盼后来和我说，这公司端着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其实压根没有发掘陈若离的水平，更没有让那个女孩在聚光灯下歌唱的实力。
我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只是近些年电视台经常播放选秀节目，看见许多或年轻或上年纪的无名歌手——也有身患残疾的，他们为了在舞台上站立几分钟，动辄奋斗一二十年，不免心有感叹。我有时会想，如果那个女孩能够放手去闯，去拼搏自己的梦想就好了，但转念一想又感失落：即便如此，实现梦想的概率又有多高呢？
只不过，世间本无容易事，人生从嗷嗷待哺到垂垂老去，就是一个顽抗、服从、再顽抗、再服从……不断循环反复的过程。这一点陈若离和她哥哥比谁都清楚，他们早在孩童时代，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因为不懂行，我多问了唱片公司几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会把曲子发给陈若离吗？”
“曲子？”
“就是伴奏音乐什么的，她可以听着唱。”
“哦，这个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作曲人如果弹了钢琴曲就有，有些老师只会给谱子，编曲还没做。总之我们收到什么材料，就把什么材料发给小离。”
“乐谱她怎么看？是盲文的吗？”
“这个真没有，我们也没有时间精力做转制。”唱片公司的对接人把帽子反扣着戴，双脚交叉搭在前面的椅子上。
“那……”
“小离说她能搞定，她也不是一个人，有人会帮她的。”
“帮她的人是指？”
“应该是她哥吧，听说她和哥哥两个人一起住。你等一下，我问问。”
对接人从椅子上放下脚，回头喊另一个同事。那时我和姚盼在唱片公司的职场里问话，办公室是开放式的，大约有二十平方米，头对头坐了七八个员工，一人半张条桌。有些人头戴锅盖大的耳机，有些地上铺满报纸。刚进门的时候，姚盼问谁是陈若离的对接人，一个染了发的男人坐起身说，他是她经纪人，有什么事找他就对了。后来发现我们是警察，他的身子就滑回到椅子上。对接人说他对接很多歌手，开始我们以为是一对多的关系，到后面才知道，他也没有一直对接陈若离。外围歌手的对接人经常换，谁有空谁跟。
一个女同事端着咖啡杯走过来，她看上去很忙，说不到两句话就接一个电话，中间穿插着喝咖啡。但她还是回答了问题。
“对，小离和我说过，她哥哥会看谱，可以弹成曲子给她听。”女制作人呷了一口咖啡，“听说她哥原本也很会弹琴唱歌，但后来声带出了问题，就改由妹妹唱了。”
从唱片公司离开后，姚盼歪着头不说话。我问她怎么了，女警官神情古怪地说了一句。
“看来他们两兄妹，一个充当了对方的眼睛，另一个充当了对方的声音。你说有没有可能，他们彼此守望，实际上过着代替对方的人生呢？”
尽管住在一片无人问津的荒野里，但是陈若生兄妹的家景色其实很美。
房子北面靠山，沿着蜿蜒的溪流走，能走进泉水叮咚的山谷。一路都是鸟兽鱼虫的足音。有一处地方有清凉的水潭和飞瀑，夏天把手探进水里，有冰镇的快感。水边有一块棱角温润的大石头，盘腿坐在上面，瀑声哗哗，脸上能感觉细细飘飞的雨丝，像被情人的发梢一遍遍抚过。山谷里人踪罕至，当停下脚步，呼吸和心跳慢慢滤去，踏在脚底的枯叶沉静下来，其他声响则从头顶、身后跳跃开，先是向四面八方分散，又渐渐聚拢，最后浮停在肌肤表面，仿佛身处温暖的演奏厅。泉水时缓时急，虫鸣时躁时软，山风时大时小，叶曼时长时落，昼夜、四时都有不同的乐章——哪怕是目不能视的旅客，也能感知风景的变换和时间的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