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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在六月底被捡获，举报信寄来是八月初，说明他一直都在……”
王达陆说：“废话，陈若生逍遥法外，一直在看我们笑话。”
听到这个回应后，姚盼几乎没再发言。
她似乎在心中有一种隐约的猜想，但死者身份的揭晓却推翻了她的猜想，让她骤然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
当然我和王达陆也好不到哪里，直感失去了头绪和方向，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但是杜学弧状态不改，他依然笑意盈盈。有些人会在挫折面前表现淡然，好向别人和自己传递信心，但我知道他是真正的胸有成竹。很显然，与姚盼的自我否定恰恰相反，案件的进展完全落入他的预判，每一个事实都在佐证着他的猜想。
只有当看到姚盼心情低落时，杜学弧会略略走近对方，用手指戳了一下她的后背：“其实你没有想错，只是还不够大胆。”
“起码，我们手里有陈若生的指纹！”我们乘车离开海盐的时候，王达陆坐在车厢尽头，抱着手臂嘀咕。
他的潜台词是，对陈若生实施追捕，我们不至于两眼一抹黑。
山洞中的尸体手掌和手指完整无缺，没有被切割的痕迹。因此专案组从一开始就判断陈若生家现存的大量指纹源于这个死者的可能性不高。当核实死者的身份，并到死者家中进行生物痕迹采集后，这件事得到进一步确认：陈若生家中的指纹和洪重农无关。
事实上，在各种生物痕迹中，指纹最容易被伪造，也最不容易被伪造。尤其是针对一个住家的对象。不容易伪造的原因一方面是很难将原有指纹清理得一干二净，譬如每一本书，每一件衣服都擦拭一遍，做到算无遗漏。另一方面，在将伪造的指纹进行散布的时候，也会遭遇相同的困难。一个人在家里有太多地方会留下指纹了，一些理应集中出现指纹的区域，如果没有找到指纹，或者指纹的数量和层叠的状态显得单薄，立刻就会让取证人员生出怀疑。
陈若生家里的指纹分布十分合理，该有的地方都有，该多的地方都多。抽屉、书本、钢笔、衣柜、药箱、牙刷、咖啡杯、平底锅、餐桌、浇花的水壶……无处不在。他经常使用的那只机械键盘，常用键上的指纹厚厚叠叠。
这绝非三下两下能够伪造的痕迹。
那个家中曾住过三个人。除了陈若离和林乙双，剩下的指纹的属主毫无悬念。据此，公安系统的数据库里终于建立起陈若生的指纹档案。
显然，“终于”这词意味一个前提——在此之前，公安系统里无此记录。
但没有什么比这更为正常。
我问过姚盼一次，目前全国记录在案的居民指纹比例有多少。姚盼回答，具体数字她也不知道，也许有个10%，也许更低。
“我们去年颁布了居民换领身份证登记指纹信息的规定，但采取的是自愿原则。”那时候，姚盼对我说，“事实上，直至今年才真正启动实施。”
“我听说从今年开始，第一代身份证将停用？”我问。政策不熟是基层公务员的通病。
“这种说法不对，身份证只要在有效期内就可以继续使用。”
我翻查记录：“那陈若生今年也必须换证，他的身份证快到期了。”
我说这句话时，姚盼一言不发。
陈若生一直持有第一代身份证，1999年他满十六岁时初次申领，2003年换领过一次，到2013年刚满十年。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为正常。人们无一不是在证件即将过期时才匆匆换领新的身份凭证——只要对日常生活不构成影响。
“买下这座房子时也没有按指纹吗？”杜学弧在刚参与调查时向我询问。
“好像没有……因为是产权不清的宅基房，手续没这么严谨……”
“那个人考过驾照吗？”
“没有，系统里没有他的驾照记录。”
“护照呢？”
我记得我们一行四人刚降落萧山国际机场时，姚盼走到一边，匆匆打了个电话，然后默然走回来。
“我刚刚查了一下，陈若生曾经去过八个国家，卢旺达、希腊、瑞士、荷兰、约旦、乌克兰、尼泊尔和丹麦——没有英国美国，也没有日本。”
姚盼望着杜学弧说：“没有一个国家需要指纹签证。”
2015年的时候，我给姚盼打过一次电话。
“听说申根国全部开始要求指纹签证了。”
姚盼在沉默中挂上电话。
山洞死者的身份鉴定报告出来后，杜学弧伸了个懒腰，表示此行的目标已经完成了。
“你们回去吧，我到乌镇旅游几天。”
我们都知道他是在开玩笑。这个年轻的警察再怎么任性，在那时那地也无法抛下我们独自行动了。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王达陆出奇谦虚地发问。
看得出杜学弧有过几秒钟的思考，然后他收敛戏谑，认真地望向嘉兴的刑警。
“有个地方我们最后再去吧。在此之前，需要麻烦王警官开路了。”
“你要查什么？”那时候，王达陆问答的节奏已经跟上了他。
“童江案的举报信。这件事我目前毫无头绪。”
关于八年前童江命案的匿名举报信于2013年8月5日寄至嘉兴市公安局，邮戳的时间是8月4日。平信，信封装着一张普普通通的白纸，手写字，没有落款。
全文只有一句话：2005年7月11日晚上十点，陈若生在甪里街杀了人。
这寥寥几字证明不了什么。尽管时间地点和人物都对应，但命案曾经进行报道，顶多只能说明举报人认识陈若生。然而，信封里随附的那件证物却不得不让警方认真对待，乃至绷紧神经。
那张贴了赠言纸条的《神秘园乐队》的专辑，指向了死者童江和嫌疑人陈若生之间的关联；而上面已经发黑的属于死者的血迹，又指向了命案的发生。
事后查实，死者确实在新华书店购买过同一张专辑，那张专辑那时候刚刚发行，购买的日期就在命案当天。
这证明举报的内容绝非信口开河。无论举报人是谁，他和命案的当事人必有交集。这个人大概率在命案的现场出现过。或者说，这张专辑大概率是他拿走的。从死者死亡到警方接报赶到现场，时间不超过二十分钟。也就是说，如果举报人不是凶手本身或者同谋，那么他确实大概率目睹了案发的经过。
“我们一直没停过找人。”王达陆对杜学弧说，“既然这个人持有人命案的重要证物，我们自然有权无视所谓的举报人保密条例。”
杜学弧笑道：“举报人可没想过要隐藏自己，起码没多花心思。”
王达陆闷闷哼气，却一时无言反驳。其实我和姚盼也持一样的看法，有几个要素能佐证。
第一，举报人显然不回避认识陈若生这件事，否则大可对被举报人的外貌特征进行具体描述，而不是直呼其名。第二，举报信用钢笔手写，笔迹自然，看不出有故意扭曲书写习惯的倾向。第三，信件邮戳对应的投递邮筒，距离嘉兴市公安局不足五公里，所以那封平信只用一天就送达了。五公里这个距离不远也不近，既不像是故意靠近目的地投递，也不像要远远避开，倒像是找个方便的地方说寄就寄。总之，举报人看上去没想过要隐蔽自己的活动区域。
但是尽管如此，人还是不好找。
王达陆最后还是不甘心地向杜学弧发起挑衅。
“你肯定以为现在没几个人还寄平信，对着邮筒的监控录像你要不要看看？”
杜学弧说：“好的。我正想麻烦王警官帮我申请看录像。”
邮筒就设在邮局的门口，邮递员每日开箱取件两次。盖邮戳是8月4日，慎重起见，监控录像调阅了从8月3日零时到8月4日十九时，合计四十三个小时。期间一共有八十七人投递邮件，8月4日当天的投递人数有四十九人。
即便是杜学弧，也整整看了一个小时。
王达陆说：“你可以慢慢看，我们的人已经看过无数遍，我也看过不下十遍。实话实说，我没看出任何一个人形迹可疑。”
杜学弧关闭屏幕，起身说：“只考虑形迹可疑就是误区了，走吧。”
“去哪里？”胖刑警咧嘴问。
“当然是投信的现场，不结合环境下判断太武断了。”
事实上杜学弧早有判断，这个年轻人的骄傲包括了懒得指着荧光屏里的录像向我们讲解。
我们四人步行前往邮局，一路上杜学弧向街道两边张看。到达邮筒的位置后，他转过身往回走。我们只得跟着，也不再多口询问。
“8月4日中午十二点二十三分，”杜学弧说，“投信的是女人。”
我们几个人勉力在脑海搜索影像。姚盼开口道：“穿着梅红色的连衣短裙，上面有碎花。应该比较年轻。”
王达陆也扭动巨大的脑袋：“信封的大小差不多，但是没有其他特征吧？”
“白色的低跟布鞋和碎花裙子，你觉得搭配不？”杜学弧笑着望姚盼。
姚盼窒了一下，在屏幕上看监控录像，人像不过一节指头大小，连她也没有注意观察投信人脚上的鞋子。她回想了几秒钟。
“我不记得她的鞋子了，但从她行走的姿势来看，确实没有穿高跟鞋。如果你问我穿衣搭配，我的回答是：不好看。”
“她的头发很长，但是盘起来，用头花固定。穿连衣裙还是长发飘飘好看吧？”
“嗯。还有吗？”
“她还用发夹将两鬓的头发捋到耳后。坦率说，那个女子额头挺宽，发际线快要追上老严了。”
姚盼点头：“正常情况下，女孩子会把刘海放下来。她夹头发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平时要戴帽子。”杜学弧眼角带笑，飘到我身上，“也就是职业的要求。”我想起佩戴警帽的事。
“她是什么职业？”我问。
“低跟鞋也是职业要求。她是中午休班的时候出门的，虽然把工衣一脱很方便，但是头发懒得整理了，鞋子也懒得换。反正也不是去约会，就是抽空办个事，穿高跟鞋走路也累。”
王达陆“啧”了一声：“你说她是什么职业呀？”
“不是说了是戴帽子穿布鞋的职业吗？走路‘咯咯咯’地响会影响别人睡觉。”
杜学弧停下脚步，又转身。我们抬头，看见一间医院耸立在眼前。
“我忘吃早餐了。你们去找人，我去找吃的。”
王达陆嘟嘟囔囔靠在我耳边说：“这臭屁儿绝对口是心非，你看他看女人看得那个细致！”
我笑道：“我想他只看了一眼。”
投信人的名字叫李婧，二十八岁，是一家一级卫生院的护士。她步行到投信的邮筒需要五分钟。医院只有三亩地，住着许多风烛残年的老人。
“她嘱咐我在她走了以后，将这封信投进邮箱里。我也没有理由拒绝……”
李婧在接受警察的询问时有些紧张，但仍然保持温和的语气。据医院护士长介绍，在年轻护士里，她是能够对那些又脏又老的病人体贴照顾的少数几个人。
杜学弧每每能够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快速地将线索拆解，是因为他具有如野生动物般的嗅觉，从而敏锐地捕捉实质。
“为什么没有一个投信人看上去有可疑的行为呢？你们忽视了一种可能性：投信人只是受人之托，她根本不知道信封里装着什么。”
杜学弧对我们说。
“至于举报人为什么有恃无恐，不屑隐藏自己的身份，你们也忽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所以他一路上两边张看，一门心思寻找医院。
举报人就死在这家医院的病床上，时间是8月4日凌晨两点钟。
我们翻开病历本，肺癌晚期，癌细胞扩散全身，多个器官衰竭导致呼吸停止。举报人的姓名叫陈碧玉，刚过完六十岁生日。
“很少人来看望她，她没有子女。”侍候她终老的女护士轻轻述说，“不过，我记得她生日，也就是四月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男士来探望她，她告诉我那是她在孤儿院照顾过的孩子。”
4
今天很晚才回到家，我没有换衣服，坐在房间的书桌前一直发呆。闹钟指向两点钟，但没有丝毫睡意，甚至提不起去洗澡的念头。
我推开房门，静静下楼，在客厅停下脚步。月光从院子里透进来，客厅和走廊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影子。那个和我一样高的陶罐就在我面前。我和它平视，它也和我对视。
我伸手触摸罐身，粗糙、硌手，似乎稍微用力就要皮破血流。
心中涌起一种难言的情绪，仿佛鞋带打了死结，怎么都解不开，脱不下。
为什么要把这个破烂玩意带回家呢？
是为了证明它原本存放在一个辽阔草原的部落帐篷里？还是为了证明我有能力跨越大洋大洲，从千里迢迢的彼岸带回最沉重的东西，所以越大越重越好。
事实上，它是在工艺品商店里被买下的。那个工艺品商店就在机场里。指定要买这个放在商店门口的摆设物时，售货员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用蹩脚的英文问了几次这是真的吗？
我已经忘记那个售货员的长相了，也许是一个皮肤泛着黝黑光泽，文着图腾的胖汉。
一瞬间，情绪蓦然扩大，那股强烈的愤懑再次让我头脑发热。我无法忍受，想把那个陶罐拦腰抱起，狠狠摔在地上，直至片瓦不全。
但就在我握紧拳头的时候，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
“哥。”
若离也醒了，走过来我身边。
“你回来了？”
她从背后轻轻抱住我。我一动不动。不知过了多久，她“扑哧”笑了一声。
“你还没换衣服吧，而且身上很臭。”
“嗯……”我模糊回答。
“问你个事。”
“嗯？”
“你穿着衬衣吧？是什么颜色？”
我头脑一阵混乱，口中却脱了缰，“绿色……”
若离轻轻笑，“你不是曾经说过最讨厌绿色的衣服吗？哥，你变了。”
我哑口无言，回忆让人手足冰凉。
“但是你喜欢绿色……”我良久回答。
这个回答让妹妹抱着我的力度加大了一些。
“真好，谢谢你。”
我背对她说：“夜了，去睡吧。”
“我睡不着，你陪我睡好吗？”
我转身推开她。
“若离，别开这样的玩笑。”
（摘自第四号日记）
在杜学弧答应带我们去那个起源之地前，他突然说还是想先去查另一件事。那时候我们已经不以为忤，也不会责怪他拖拖拉拉，因为他每带我们到一个地方，一个问题就会得到解答。我们每个人都深信正在确切无误地一步步走近真相。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王达陆再次问道。
“我听说很少有江浙人愿意远远地离家发展，因为在这里就挺好的。”杜学弧笑着对嘉兴的刑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