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摆脱了他，她想，不管今后会怎么样，我已经摆脱了他。即使我不得不睡在别人家门口，活着睡在桥下，我也已经摆脱了他。他再也不会打我了，因为我已经摆脱了他。
但她发现自己并不完全相信这话。他将因为她的行为而无比暴怒，并会想方设法地找到她。这点她倒是确信无疑。
但他怎么找得到呢？我已经掩盖了行踪，我甚至不用为了买票而写下老同学的名字。银行卡也扔掉了，那就是最要紧的东西了。那他怎么找得到我呢？
她确实想不出来……但找人恰恰就是他的工作，她必须非常、非常小心。
我真的是罗西……我就是真·罗西……
是啊是啊，这两句应该都说得很对吧。但这辈子她从未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完全没什么了不起的，觉得自己是漂浮在没有方向的茫茫大海上一块小小的废料。她仍未摆脱刚才短暂梦境的尾声充斥全身的恐怖感，但欢欣与幸福也留下了痕迹；那种感觉，即便不能称为强大，至少也能称为自由。
她倚在高靠背的巴士座位上，目睹快餐店和围巾店最后的残迹逐渐消失在视线中。乡村成为唯一的风景——新犁过的田地和一排排密实的树木，正逐渐变成那种美妙而朦胧的绿色，是四月的专属。她凝视着这些呼啸而过的风景，双手松松地交握，放在膝上，任由这银色的大巴带她奔向前方未知的一切。
第3章 陌生人的善意
1
新生活的最初几个星期，她经历了很多很多糟糕的时刻，但即便在最最糟糕的时刻（凌晨3点下车，进入一个面积是“码头站”四倍的车站），她也没有后悔自己的决定。
不过，害怕是非常害怕的。
罗西就站在62号出口前，双手紧紧地攥着手提包，睁大眼睛看着人潮汹涌而过，有些人拖着行李箱，有些人肩上扛着系了绳子的纸箱，有些人搂着女友的肩膀，男友的腰。她目睹一个男人猛冲向一个与她同车、刚下来的女人，那个男人抓住那个女人，粗暴地将她转了一圈，让她双脚离地。女人尖叫起来，又害怕，又开心，这喊叫在拥挤而混乱的车站里也是那样清晰嘹亮，仿佛闪光灯。
罗西右边有一排电子游戏机。尽管现在是黎明前天最黑的时候，每台游戏机旁还是围着很多孩子——其中大多数都反戴着棒球帽，头发都推掉了至少80%。“再来一次，太空学员！”离罗西最近的那个用不像人类的刺耳声音发出邀请，“再来一次，太空学员！再来一次，太空学员！”
她慢慢地走过这排电子游戏机，走进车站，只有一件事是笃定的：她不敢在凌晨这个时候出去。她觉得如果出去的话，自己很有可能被强奸，被杀害，被塞进最近的垃圾桶。她向左瞥了一眼，看到两个穿制服的警察从上层的自动扶梯上下来，其中一个正在变着花样地旋转他的警棍。另一个咧嘴笑着，笑容僵硬，显得十分严肃，这让她想到了一个已经被自己甩下八百英里的人。他咧嘴笑着，但那不断转动的双眼却没有丝毫笑意。
万一他们的工作是大约每小时就要巡视整个车站，把所有没车票的人赶出去呢？那你怎么办？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她就好好处理，她会这么做的。眼下，她先从自动扶梯上下来，走向一个内凹的候车处，有十几位旅客在那里的硬塑料椅子上休息。椅子的扶手上安装了小型投币式电视。罗西一边走过去，一边盯着那两个警察，看到他们穿过车站一楼，离她越来越远，她松了口气。再过两个半小时，最多三个小时，天就亮了。那之后，他们如果抓住她，赶她出去，也没什么问题了。在那之前，她想就待在这里，有灯光，有很多人。
原文是I LOVE MY HUNNEY，最后一个词应为“honey”（宝贝）的错误写法。
她选了一张电视椅坐下。往左边数两个座位，一个穿着褪色牛仔夹克、腿上放了个背包的女孩正在打瞌睡。她略微发紫的眼睑下，眼珠在滚动着，一丝长长的唾液泛着银光，从下唇流了出来。她的右手背上文了一句话，用杂乱的蓝色大写字母宣布：我爱我的包贝 。你的爱人现在在哪儿呢，亲爱的？罗西心想。她看了看眼前电视的空白屏幕，又看了看右边的瓷砖墙。有人用红色的马克笔在上面写下了“吸我感染了艾滋病的鸡巴”。她慌忙移开视线，仿佛如果看得太久，这些字就会灼伤她的视网膜。她往车站那头望去。远处的墙上有一个巨大的发亮时钟。凌晨3:16。
再等两个半小时，我就能离开了，她想。于是开始等待这段时间过去。
2
前一天晚上6点左右，巴士在休息站停靠时，她吃了个奶酪汉堡，喝了杯柠檬水，此后就再也没吃没喝，她很饿。她在电视休息室一直坐到大钟的指针转到4点，觉得最好是去吃点东西。她走到售票窗口附近的小餐厅，一路上踩到了几个睡觉的人。其中很多人都蜷起胳膊，护着鼓鼓囊囊的塑料垃圾袋，很多袋子都用胶带修补过。等罗西拿到咖啡、果汁和一碗麦片时，她已经想明白，自己完全没必要担心被警察赶出去。这些睡觉的人不是要在这里赶车的旅行者，而是无家可归，只能在车站露宿的人。罗西为他们难过，但也感到一种不太寻常的安慰——如果实在需要，明晚她自己算是有地方过夜了，知道这一点让她很高兴。
还有，如果他到了这儿，到了这个城市，你觉得他会最先去哪里找你？你觉得他的第一站会是哪里？
这么想太傻了——他不会找到她的，他绝对不可能找到她——然而，光是这么一想，她背上也依旧冒出一股寒意，顺着脊椎骨蔓延开来。
吃了东西她感觉好些了，有点力气了，也更清醒一些。吃完以后（本来还拿着咖啡慢悠悠地在喝，结果发现餐馆的拉美裔杂工正看着她，毫不掩饰不耐烦的情绪），她缓步回到电视休息室，半路上看到租车亭附近的一个摊位上有一个蓝白相间的圆圈。圆圈外围的蓝色条纹上写着“旅客援助”的字样，罗西产生了一丝略含幽默色彩的想法，如果世界历史上真有那么一个需要援助的旅客，那就是她。
她向那发光的圆圈走了一步，看到圆圈下的摊位上坐着一个人——一个中年男人，头发日渐稀疏，戴着角质架眼镜。他正在看报纸。她朝他的方向又走了一步，然后又停下来。她不是真的要过去吧？苍天在上，她到底要跟他说些什么呢？她离开了她的丈夫？除了自己的手提包、他的银行卡和身上穿的这身衣服，她什么都没带。
告诉他又有何不可？“现实理性女士”问道，而且声音中没有丝毫温柔同情，如同扇到罗西脸上的一记耳光，既然你已经鼓起勇气离开他了，难道没有勇气承认这个事实吗？
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勇气，但她知道，要在凌晨4点钟对一个陌生人讲清楚自己生活的概要是很难的。而且，无论如何，他很可能只会叫我滚蛋。也许他只负责帮人们补办丢失的车票，或者通过扩音器发布走失小孩的消息。
但双脚仍然不由自主地朝“旅客援助”的方向移动，她明白自己的确是想和那个头发日渐稀疏、戴着角质架眼镜的陌生人说话，而且这么做的原因再简单不过：她没有其他选择。在未来的日子里，她很可能不得不告诉很多人，她离开了丈夫；她曾在一扇紧闭的门后恍惚地生活了十四年，她这个废人几乎没什么生活技能，工作技能更是绝对为零；她需要帮助，她需要依靠陌生人的善意。
但这一切其实都不是我的错，对吧？她想着。她自己的冷静真是让她吃惊，几乎是目瞪口呆。
她来到摊位前，把暂时没有攥着包带的那只手放在柜台上。她满怀希望与恐惧地垂眼看着那个角质架眼镜男低着的头，几缕稀疏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排在头上，露出布满色斑的褐色头皮。她等着他抬起头来，他却忘我地钻进报纸里去了，那是一份外语报纸，看着像希腊语或俄语。他小心翼翼地翻到下一版，看着两个足球运动员争球的照片，皱起了眉头。
“打扰一下。”她小声问道。摊位上的男人抬起头来。
拜托，他一定要有一双和善的眼睛啊，她脑子里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即使他什么也做不了，也一定要有和善的眼睛……让这双眼睛看着我，真正的我，那个站在这里，除了凯马特购物袋的带子，什么都抓不住的人。
她看到了，他的确有一双和善的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这双眼显得虚弱无力，游移不定……但很和善。
“不好意思，但你能帮帮我吗？”她问道。
3
旅客援助的志愿者自我介绍叫彼得·什洛维克，他专注而沉默地听着罗西的故事。她已经认定，不管因为自尊还是羞耻，如果她对真实情况有所保留，就无法依靠陌生人的善意，所以讲的时候也是尽量毫无保留。只有一个重要信息她没讲（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她觉得自己赤手空拳，完全是在措手不及地面对这个世界。出走到现在大约十八个小时了，而在那之前，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对这个世界有多少了解，毕竟唯一的了解途径只有电视，或是丈夫带回家的日报。
“我知道你是临时起意离开的，”什洛维克先生说，“但坐巴士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等到了这里，你应该做什么或者去哪里？什么都没想过吗？”
“我想也许能找到一家女子旅馆，这是第一步，”她说，“现在还有这样的地方吗？”
“有的，据我所知就至少有三家，但即便是最便宜的一家都会让你一个星期内就把钱花光。那些旅馆基本都是让有钱的女士们去住的，比如那些来城里逛一个星期商店的女士，或者有的来探亲，亲戚家里没空房间住了。”
“哦，”她说，“那么，基督教女青年会呢？”
什洛维克先生摇了摇头：“他们的最后一批寄宿设施是在1990年关闭的。那时候住的全是疯子和吸毒的人。”
她感到一丝恐慌，然后努力去想那些睡在地上的人，他们双手搂紧粘了胶带的垃圾袋，里面装着全部的财物。总还有那么一个去处，她想。
“那你有没有什么主意呢？”她问。
他看了她一会儿，用圆珠笔的笔杆敲着下嘴唇，这个其貌不扬、眼睛水汪汪的小个子男人，不管怎么说，他看到了她，和她谈话——并没有一上来就让她滚蛋。对了，当然，他也没有让我凑近点，好近一点和我谈谈，她想。
什洛维克似乎做出了决定。他掀开外套（一件普通的涤纶外套，已经有点破旧了），伸进内袋里摸了摸，拿出一张名片。他在印有自己名字和“旅客援助”标志的那一面，又精心写上去一个地址，然后把名片翻过来，在空白面签了字。她觉得他写的字大得都有些滑稽了。那超大的签名让她想到了高中时的美国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的事情，约翰·汉考克为什么在《独立宣言》上用特别大的字来签名。“这样乔治国王不用戴眼镜也能看清楚。”据说这是汉考克的原话。
“地址你能看清楚吗？”他把名片递给她，问道。
“能，”她说，“达勒姆大道251号。”
“很好，把名片放在钱包里，别弄丢了。等你到了那里，很可能会有人找你要这个名片。我让你去的地方叫‘女儿与姐妹’，专门收容受虐妇女的地方。很特别。我听了你的故事，觉得符合条件。”
“他们能让我住多久？”
他耸了耸肩：“这个应该是因个案而异的。”
所以我现在成什么了，她想，一个“个案”。
他好像看出了她的心思，因为他笑了。这个笑露出的牙齿一点也不可爱，但笑得足够真诚。他拍了拍她的手。这肢体接触发生得很快，笨拙且有些胆怯。“如果你丈夫真像你说的，把你打得那么惨，麦克伦登女士，不管你去哪里，都算是状况好转了。”
“是啊，”她说，“我也这么认为。如果别的办法都不成，总能回这里睡地上的，对吧？”
他像是吃了一惊。“哦，我觉得不会走到那一步。”
“有可能。也许吧。”她朝两个无家可归的人抬抬下巴，他们并排睡在长椅尽头摊开的外套上，其中一个人把脏兮兮的橙色帽子拉下来盖在脸上，挡住无情的光照。
什洛维克看了他们一会儿，又把目光转回她身上。“不会走到那一步的。”他重复道，听起来比上一次更有把握，“城市公交就在大门外停站，往你左边看就知道了。路边都漆了和不同公交路线对应的标志。你要搭橙线公交，所以就站到漆成橙色的路边去，明白了吗？”
“明白了。”
“车费是1元，而且司机要你刚好有那么一张零钱，要是没有，他很可能会对你不耐烦。”
“我有很多零钱。”
“很好，在迪尔伯恩和埃尔克街口下车，然后沿着埃尔克街走两个街区……或者是三个街区，我记不太清楚了。总之，你会来到达勒姆大道。然后应该左转。大约得再走四个街区，但距离都挺短的。那是个白色大木屋。要我说看那样子还得刷刷墙，但可能这问题已经解决了。我讲的这些你都能记住吗？”
“能。”
“再嘱咐一句。你要在总站一直待到天亮。在那之前哪儿都别去——外面的城市公交站都别去。”
“我也不打算出去。”她说。
4
她只在来的大陆特快上睡了两三个小时不安稳的觉，所以下了橙线公交后发生的事情完全在意料之中：她迷路了。后来罗西认定，自己肯定是在埃尔克街走错了路，但结果远比原因重要，因为这导致她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瞎晃悠了近三个小时。她艰难地走过一个又一个街区，寻找达勒姆大道，却怎么也找不到。脚很疼，腰腹部在抽搐，头也痛了起来。而且，这片是肯定没有彼得·什洛维克那样的人了，这里的人即便是没有完全对她视而不见，脸上的态度也是不信任的、怀疑的，甚至是彻头彻尾的不屑。
下车后不久，她经过了一个看起来很隐秘的脏兮兮的酒吧，就叫“小酒”（The Wee Nip）。百叶窗拉得紧紧的，啤酒标志没有亮灯，门前拉了个栅栏挡着。大约二十分钟后，她又走到同一家酒吧门前（直到看到这酒吧，她才意识到她在走老路，因为其他房子都长一个样），百叶窗依然关着，但啤酒标志亮了，栅栏被卷起来了。一个穿着斜纹棉布工作服的男人靠在门口，手上拿着个半空的啤酒杯。她看了看表，发现还没到早上6点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