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明对此的解释是，自己之所以在广州与杨梅同居，是因为自己一直深爱着杨梅
。绑架并害死孔爱立，也是因爱生恨，而且后来杨梅已经原谅了他。
而同样的问题，杨梅的回答则是，她接近刘小明，是为了获知儿子孔爱立的真实下落。杨梅承认自己婚前曾遭刘小明强奸，但当时没有报警，之后很快就与孔强结了婚，所以她也不知道孔爱立是刘小明的孩子。
张武问刘小明，知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结果？刘小明说，知道，绑架撕票，必死无疑。张武指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牌子告诉刘小明，他还有一个赎罪机会，哪怕给自己换一个死缓。
但刘小明沉默了许久，最终依旧坚持说，所有事情都是他自己做的，和旁人无关。
14
我和张武反复梳理着案情：
2002年，刘小明绑架了孔爱立勒索孔强，在控制孔爱立过程中失手将其杀死，之后在白河大堤埋尸；
警方通过笔迹鉴定抓住了刘小明，但没有起获孔爱立遗体，最终只能以涉嫌绑架罪将刘小明移送公诉；
张武后续发现孔爱立之母杨梅案发后行为怪诞。经核实，杨梅与刘小明系大学情侣，但案发后，两人皆隐瞒了这一情况，并在2012年刘小明刑满出狱后共同生活；
2013年，孔爱立遗骨被起获，经DNA检验，发现其亲生父母系刘小明和杨梅。
……
我说案子查到现在，如果杨梅没有嫌疑，那就是我们见鬼了。张武则一脸愁容，一支接一支地
吸烟——这么多年，他也一直怀疑杨梅参与了绑架案，但手里确实没有有力的证据。
“或许，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呢？”我自嘲道。
张武并不认同，他说，杨梅与刘小明是大学情侣，婚前怀上刘小明的孩子、婚后又对丈夫十分冷漠。而且，绑架案发时，她这边劝阻丈夫报警，那边刘小明提出的赎金数额又与孔家存款数额相近。更何况，儿子“失踪”后，杨梅就去埋尸的大堤上“寻梦”，而刘小明出狱后杨梅又在广州与他同居……
如此种种，如果每个情节单独发生，可能就是巧合，但全部连在一起，还会是巧合吗？张武不相信杨梅是无辜的。
随后，孔强也被警方叫回本市，张武希望在他身上找到杨梅的突破口。
彼时，孔强的生意做得不错，与第二任妻子生了一个女儿，孩子那年刚满6岁。听张武提起杨梅和刘小明的事情，孔强只说自己已经有了新的家庭，不在乎之前那些事情了。
但不论孔强是否在乎，张武还是把当时的调查结果告诉了他。孔强沉默了一会儿，也说，其实这些年他想了想，感觉当年从结婚到孔爱立被绑架，全是杨梅和刘小明给他设下的“局”。
“最开始她（杨梅）不让我报警，说是担心绑匪撕票，但这都是那个女人算计好的，如果当时我真听她的，才正好着了道，不但孩子回不来，那个女人过不了多久也会
跟我离婚。得亏我报了警，不然我得人财两失啊……”孔强说。
张武当时没有表态，继而又问起当年孔、杨两家的关系，以及他从杨家借出的20万。张武问孔强，那时他与杨梅已经离婚，为何杨梅的父亲还愿意借他这笔巨款？孔强推说，那是正常的民间借款，杨梅父亲同意借钱，是因为他承诺支付10%的月利息。张武后来去核实，杨家的说法也跟孔强一致。
张武问孔强要不要看一下孔爱立的遗骸，毕竟共同生活过6年。孔强沉默许久，说：“还是不看了吧。”
后记
那天离开公安局前，杨梅从法医中心领走了孔爱立的骸骨，哭得很伤心。
办完手续后，我和张武一路跟随她走出公安局大门。等候出租车的间隙，杨梅回头对我们说：“谢谢。”我和张武都没有说话。杨梅大概也觉得场面有些尴尬，又问我们法院会怎么判刘小明。我说应该是死刑吧。说完，我就看着杨梅，她却将脸扭向了一边。
5个月后，刘小明被法院判处死刑，没有上诉。
第13章 一辈子不肯吃亏的女人
1
我接手河西社区警务室的第一天就认识了刘婶。
刘婶的面馆就开在警务室隔壁——说是面馆，其实只能算一个简易的自建摊位——那里本是医院废弃的配电室，刘婶把炉灶安置在里面，算是“操作间”。外面是四根水泥墩子做底的铁杆支起的防雨绸，下面摆了几张桌子和几个马扎，是客人们用餐的地方。
刘婶的面馆开了有些年头了。南关派出所的治安副所长还是河西社区片警时，刘婶面馆就在这。我接手时，警务室已装修过三回，外墙上挂的民警牌子换了四茬，只有隔壁刘婶的面馆一直坚挺在那里。
刘婶操着一口地道的湖北话，接客拉人时甩着只有本地人才明白的词，以至于最初我一直以为她是本地人。后来她才告诉我，自己是山东人。
当年刘婶在医院后勤工作的丈夫病故，她带儿子从山东老家过来奔丧。料理完后事，医院可怜他们孤儿寡母，便出面给刘婶安置了一份工作。最初，她在医院苗圃养花，但工资微薄，后来医院便把这个废弃配电室租给她开个小餐馆，每月象征性地收一点租金。
早年，刘婶只做医护和病人的生意，后来医院推倒后墙修了路，配电室就成了临街房。早上中午卖各种面条，下午4点后卖炒菜，夏天晚上还会支起架子卖烧烤和小龙虾，刘婶的面馆全年无休。一件蓝色“大
桥鸡精”的工作服，夏季单穿，秋冬就在里面套件棉服，使得本就矮胖的刘婶更显臃肿。
那时候，不在所里值班，我就去警务室待着，早上就近在刘婶的面馆过早。刘婶的手艺不错，热干面、炸酱面、财鱼面、肥肠面做得都很地道。后来逐渐相熟了，她经常和我讲自己的事。
刘婶1962年生，儿子比我小一岁，在离面馆不远的商场租了柜面卖家具。母子二人在医院南面的老家属区有套房子。刘婶说儿子小时候脑袋受过外伤，有后遗症，稍有刺激就会发狂。周围的人大多也都知道，平时很少招惹他们。我处理过几次刘婶儿子的警情，基本都是因为做买卖砍价时情绪激动发了病。因此，虽然商场的地段很好，但刘婶儿子的家具生意却异常萧条。
“我们命苦啊……”聊天时，刘婶经常把这句话作为开场白。接下来便从自己结婚那年讲起，一直讲到前几天下雨淋坏了她堆在配电室门外的东西，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有时情绪激动，还会冒出几句夹杂着山东和湖北两地方言的脏话。
“哎，老天不公啊，灾事儿都落在我头上了，不知道哪天干不动了，我们娘俩怎么办。”这句话一般被用作每次聊天的结束语。
2
刚开始，我总会尽可能地帮刘婶做些事情。一方面算是邻居，另一方面也的确可怜她的境遇。
我能做的很有限，不过是每天
在她的摊位过早，向朋友推荐去她的摊上消夜，或有地痞流氓、酒麻木闹事时尽量帮她赶走。刘婶也很感激我，偶尔过早会免费给我加个茶叶蛋或肉圆子，消夜送我一瓶“勇闯天涯”，反正也不值多少钱，我也没推辞。
小店地段不错，味道也挺好，可刘婶的生意却总比不上附近的其他店。白天来吃饭的人寥寥无几，晚上消夜也多是周边几个摊位客满后，才陆续开始上人。
而且，我身边的人都对刘婶不太友好，警务室的社区协管员老姜表现得最为明显。每天早上，他宁愿骑电动车去两公里外的早市吃饭，也绝不在刘婶面馆过早。刘婶好像也有意躲避老姜似的，只要看到老姜在警务室，就从不进来。有时正跟我说着话，老姜从外面回来，刘婶也会立即告辞离开。
平时很讨厌嚼舌头的老姜多次跟我说，“这人不咋地”，让我少跟刘婶打交道。连师傅宋警官也让我别在刘婶面馆过早，但他说得很隐晦——“年轻人多活动一下，别总在门口吃完饭就回屋坐着。”也有同事说话比较直接，“那家伙是个定时炸弹，趁早赶她走。”社区居民有时来警务室找我，看到刘婶在屋里坐着，都要把我叫出去说话。
起初我不明白，后来相处时间长了，才发现刘婶的确“不太好相处”：
刘婶很喜欢来警务室找我聊天，但大都不会空手回去，有时拿
几包抽纸，有时拜托我打两页广告，还有时“借”盒茶叶；看到放在警务室墙角的废纸箱或包装盒，刘婶也会“顺路帮我扔掉”。有些东西是工会发的福利，有些东西是废品，我倒也没太在意；至于扫帚拖把之类的更是借用频繁，老姜每次打扫警务室之前都会站在门口喊刘婶把扫帚拖把还回来。
尽管不是什么大事，但老姜总瞧爱占小便宜的刘婶不顺眼，有几次刘婶进来拿东西，老姜就问她：“用不用雇辆车把警务室搬你家去？”刘婶气呼呼地说：“不就是几包纸嘛，人家李警官都没说啥……”当然，还是把东西拿走了。
刘婶的坏脾气，在周围也是尽人皆知的。那时我在警务室里，常听到她在隔壁跟人吵架，和客人、相邻店铺，甚至社区来收卫生费的物业人员都吵过。刘婶骂人很难听，嗓门也大，一旦开骂对方基本插不上嘴。有时实在不堪入耳，我便出门制止，刘婶见有台阶下了，方才骂骂咧咧收场。
我劝过刘婶几次，别这么冲动，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刘婶就解释说南方人不实在，她是外地来的，孤儿寡母，不厉害一点会受人欺负。我不想跟她掰扯这些道理，摆手让她继续去做生意。
街面上做事，难免有各种摩擦。我理解刘婶的难处，但协管员老姜却一直对她嗤之以鼻，说她这样下去“迟早被人收拾”。
有一次又说到
此，我笑着问老姜以前是不是跟刘婶发生过口角。老姜啐了一口，说何止是口角，他以前没在派出所当协管员的时候，曾被刘婶拎着菜刀追过两条街，“住平房时我们两家是邻居，她偷电，供电所查不出来就把我们整排房子的电闸拉了，我气不过举报了她，后来不知怎么被她知道了，拎着菜刀就来了我家……”老姜说。
我头一回听说刘婶还有这等过往，有些震惊，老姜就让我回去看看刘婶的涉警记录，“早跟你说过，这人不是啥省油的灯”。
3
刘婶在派出所的涉警记录确实很多，几乎月月都有，有时一个月甚至有七八起。内勤同事存档的有关刘婶“当处现调”（当场处罚、现场调解）的材料是单独装起来的，有满满一档案袋，“这还只是通过派出所走了程序的，那些没经过派出所处理的还不知道有多少。”
我顺手抽出几张“现场调解”协议书看，大多是邻里纠纷、占道经营、食客口角引发的冲突，有时是她报警举报别人，有时是别人报警举报她。我不禁感叹：“咱派出所一年1/3的简易程序案，差不多都被她包圆了啊！”
“你还不知道吧，刘婶有个绰号叫‘刘不亏’——就是从来不吃亏，三五毛钱的事情能扯着对方头发在地上打滚。吃亏是不可能的，占不到便宜就是吃亏。”内勤同事解释说。
“不会吧，她还请我吃
过茶叶蛋、肉圆子和‘勇闯天涯’呢，没觉得她不亏呀？”
同事笑了笑说：“那你小心点吧，她的茶叶蛋、肉圆子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当时，我并没把同事的话放在心上，自以为和刘婶的关系处得还不错。平日里，刘婶买了水果会分我一些，我单位过节发的酱油、松花蛋，也会直接送给刘婶。我一个片警，刘婶一个买卖人，哪会有什么利害冲突呢？
然而很快，我跟刘婶就闹掰了，那是2012年10月。
2012年入夏后，刘婶跟我商量，下班后能否不关警务室门口的照明灯，这样她晚上做生意方便些。我答应了。后来，她又问我警务室旁边储藏室的钥匙能否借她用用，夏天夜里街上人杂，她担心收摊后桌椅板凳堆在外面不安全，想放进储藏室里。我想储藏室里也没什么重要物品，便答应了她。作为感谢，刘婶还给我抱来了两个西瓜。往后一切如常。
国庆节后，协管员老姜突然找我要储藏室的钥匙，说是想看一下电表。我找了半天才想起来，唯一的一把钥匙我给了刘婶，便问她要，但刘婶却总推说忘了带。接连拖延了好几天，老姜直接砸了储藏室的锁头。
和老姜一起进储藏室的还有个电工。电工检查了一番说，电表被人动了手脚，多出一根线，然后顺线拎出了一个插排。
警务室的电表一直安在储藏室，老姜每月负责
交水电费。之前他跟我提过一次，说这几个月电费比之前高了几倍，我当时没在意，以为是夏天开空调用电量大了而已。前几天老姜去交电费，发现又比上个月高出了一倍。
我告诉老姜，刘婶之前找我借过钥匙，老姜顿时火冒三丈，说肯定是刘婶偷了警务室的电，“她有前科”，说着就要去找刘婶算账。我拦住老姜，说我来查查是不是刘婶干的，“我们不要冤枉好人”。
当天下午，我下班后没有回派出所，而是换身衣服去了警务室对面的彩票店。傍晚7点左右，刘婶来到储藏室门口，看到坏掉的门锁愣了一下，但还是进屋拉出了插排。我来到她的消夜摊时，刘婶已经接好了电烤炉和一干电器，隔壁另一位摊主也拎着插排来找刘婶接电。
我气不打一处来，当即上前质问她：“说好了借用储藏室放桌椅，怎么还要偷电？”
刘婶先是尴尬地站在那里，但很快堆起了笑脸：“反正都是公家的电，不用白不用。”我反驳说这么大的功率，线路着火烧了警务室你负得了责？然后一把扯掉了插排上的电源线。
那晚我收走了刘婶的插排，又找电工把电表恢复原状。老姜让我“法办”刘婶，说这几个月的电费已经超过立案标准了。但我念她开店不易，还是觉得算了。只把她叫来警务室批评了一顿，然后自己补了几千块电费进去。
本以为刘
婶会见好就收，但不承想，她却恨上了我。很快就有摊主告诉我，刘婶一直在外说我“吃骨头不吐渣”。她用电之前给我“上过供”，所以警务室的电可以“放心用”。因此她不但自己用，还“转让”给其他摊主用。
我又把刘婶叫到警务室，让她说明白给我“上了什么供”，是那两个西瓜还是之前的茶叶蛋、肉圆子？她说不出来，但一脸不忿，我便从兜里掏出100块钱给她，算是还她之前“送”我的东西。老姜又去超市买了两个西瓜，“李警官这事儿跟你两清了，再在外面胡说八道小心遭报应。”
从那之后，刘婶就再也不来警务室找我聊天了，平时见面也变得爱搭不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