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外来无业人口很少，本市有家有业的职工也很少会涉嫌这类案件。张武说，他都记不清在“3·15绑架案”之前发生的绑架案是在什么年代了。
那时候的公安机关不像现在，没有D QB（“大情报”，公安局移动警务系统）平台，没有“四侦一化”（网侦、刑侦、技侦、视侦和公安信息化），甚至社会街道上的视频监控都少得可怜。发案后，民警能做的只有搜集资料和走访排查。
被绑架的孔爱立是南关派出所辖区某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其父孔强32岁，原市机械厂职工，几年前辞职下海经商，案发时在省城做服装批发生意；母亲杨梅30岁，是市某单位的财务人员。
孔强算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1998年机械厂改制，他本不在企业“建议买断”人员名单中，但他想趁年轻出去闯闯，便主动辞去了公职。后来孔强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省城忙生意，节假日才回家。他原打算让妻子一起辞职，一家人都去省城生活，但杨梅在
机关工作，还是干部编制，多有不舍，夫妻二人只好两地分居。
张武在走访中得知，孔强夫妇平时为人和善，不曾与人结仇。双方父母以前也都是国企职工，安分守己了大半辈子，从没听说有过什么仇家。
据孔强以前的同事、朋友和邻居反映，孔强为人热情，朋友多，以前在机械厂上班时，经常邀请大家去他家做客，平时朋友间有什么事情，他也都会尽心尽力地帮忙，没听说他和谁结过梁子。当然，大家也都说孔强比较有钱，不说别的，光是那辆奥迪就值些钱——要知道，当时机械厂领导的座驾才是一辆桑塔纳2000。
孔强也承认自己的确是赶上了好时候，加上省城亲戚帮衬，这几年做生意赚了些钱。也是为了谈生意方便，才买了这辆车，但很少开回家来，一直在省城店里放着。至于原因，孔强解释说机械厂效益一直不好，宿舍区住的大多是原来机械厂的职工，经济条件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私家车还是比较扎眼的物件，孔强不想显得太招摇。这次把车开回来，本是要接家里一个亲戚去省城治病，没想到才回来没几天，儿子就出事了。
2
经过专案组的研判分析，绑架的疑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那封勒索信的内容——勒索信字迹工整，写作之人硬笔书法很不错。从遣词造句的简练文风来看，应该也具有一
定的文化程度；
其次，勒索信所用纸张尺寸约为64开，上有红色横线，像是某些单位发放的工作记录本，不排除绑匪有正式工作的嫌疑；再次，绑匪虽然提到“32万保平安”，却没有告诉孔强夫妇如何交付这笔赎金，这说明之后绑匪很可能还会联系孔强；
最后，就是那笔“32万”的赎金——以往绑架案中很少遇到这样“具体”的赎金数额，“要么十万八万，要么三五十万，要32万是啥意思？”张武说。更为可疑的是，根据警方调查，当时孔强家中的定活期存款总额正好就是32.6万，绑匪提出的这一数额，不知是不是巧合？
此外，孔强也提供了一条线索：中午他出去寻找儿子，去了几个平时经常与孔爱立一起玩耍的孩子家。其中一个孩子说，大概在上午11点，看到孔爱立与一个“瘦瘦的叔叔”走在一起，但孩子没记住那个“叔叔”长什么样子。
基于上述疑点，警方将侦查视线大致锁定在“男性，偏瘦，有一定文化水平，可能有正式工作单位，与孔家关系较密切”的范围内。随后，一路人马开始排查可疑人员，另外一路人马紧跟着孔强夫妇，等待绑匪再度现身。
2002年3月17日，孔爱立失踪的第三天，绑匪果然再度“联系”了孔强夫妇。那天夜里，绑匪把勒索信绑在石头上，砸碎窗玻璃投进杨梅办公
室内。次日，杨梅的同事发现勒索信后交给了警方，上面依旧只有一句话：
“敢报警，嫌儿子命长？速销案，置钱于兴业路垃圾站。”
警方吃了一惊，赶紧向孔强核实还有哪些人知道他报警的事情。孔强说事发之后，除了自己和妻子外，只有父母和岳父母知道情况，但这是有关儿子生命安全的大事，自己家人绝不可能在外声张。
“警察这边有纪律，涉案即涉密，没人对外说起绑架案的情况，孔强那边也说没泄露过消息——这样事情就蹊跷了，绑匪怎么知道他两口子报案了呢？”张武说。
更奇怪的事情还在后面。
3
第二封勒索信上，绑匪明知孔强报警，但依旧给出了收钱地点——兴业路垃圾站。此地距离主城区较远，旁边是省道和国道的交会处，交通便利，确实是个收赎金的好地点。警方计划让孔强按照绑匪要求放置赎金，然后在垃圾站附近部署好埋伏，一旦有人“收钱”，就地实施抓捕。
张武把那时的情况称为“守株待兔”，但不料“株”种好了，“兔”却一直没有来——警方在周边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孔强夫妇也凑齐了赎金放在兴业路垃圾场内，但所有人全神贯注守候了5天，并没有人前去“收款”，反倒是那包现金差点被垃圾站的工作人员当作垃圾处理掉。
事实上，绑架案中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警方也并未气馁
，依旧一边继续调查孔爱立的去向，一边等待绑匪再次发声。
然而，绑匪自此之后却销声匿迹了。
到了2002年4月初，案发过去半个月了，孔强夫妇再没收到来自绑匪的信息，民警也未能锁定绑匪身份。被绑架的幼童孔爱立，更如凭空消失了一般。
“怎么会这样？”我问张武。他说当时所有人都很蒙，大家以前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谁也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们当时都排查了哪些人？”
张武说，市里几乎所有有嫌疑的都排查了。中小学教师，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从事行政、文字工作的职工，甚至一批实习大学生，统统都被纳入了排查范围。
警方着重排查了那些从事过或正在从事文字、教学等工作的人群，甚至采集了他们所有人的文字笔迹用作“文检”。但最终，所有被调查的人员都被排除了作案嫌疑，有的没有作案时间，有的没有作案动机，有的笔迹不符……后来，警方只得将孔爱立的照片印了几万份，贴满大街小巷，目的只有一个：悬赏寻找那些“3·15”案发之后见过孔爱立的目击者。
到2002年4月中旬，案发已接近1个月，关于绑匪的线索依旧一无所获。警方这边倒是接待了不少前来提供线索的热心群众，有的说在公园见过“一个女人带着孔爱立玩碰碰车”，有的说在菜场见到“一个
老头带着孔爱立买菜”，还有的说“××村的刘瘸子家突然多了一个男孩，像极了孔爱立”，甚至有人说，自己在北京出差时见过孔爱立……
但经过警方核实，这些线索全是假的。
孔强夫妇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两人终日以泪洗面，甚至开始后悔，当初就不该报警。
杨梅没日没夜地与孔强吵架，怪他之前不顾绑匪威胁非要选择报警，如果当初把那笔钱给了绑匪，或许儿子早就回来了，“钱没了可以再赚，儿子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孔强也完全放下了省城的生意，天天蹲在公安局询问儿子的消息。专案组只能一再解释说，正在全力以赴调查，但涉及具体的侦查细节，又没法跟孔强详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由期待变得焦躁，慢慢地又变得愤怒异常。
私下里，孔强自己也想了很多办法，他通过朋友从省城找来了“私家侦探”和各种“大师”“仙人”，希望通过这些途径找到儿子。但钱花了不少，最终却发现那些人大多都是来趁火打劫的。
“能找的地方全找了，能查的人也全查了，后来排查范围也不再限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一定文字功底’，觉得哪个可疑就查哪个。辖区那些有过犯罪前科的、吸毒的、赌博的更是全被拎出来筛了一遍，连那些在银行贷过款、做生意欠着钱的人都没放过，最后就差一家家去搜人了……”张武
说。
但一切似乎都是无用功。
专案组请来省厅专家支援，省厅专家看过案情后，都说“3·15绑架案”不容乐观：一般绑匪绑架人质后，都会急于跟人质亲属联系，他们要的是钱。但这次绑匪却失联了，情况十分诡异。省厅专家说，通常情况下，绑匪不可能供养人质长达一个月，大家都要做好心理准备，绑匪不再联系孔强夫妇，那么孔爱立的去向可能有两种：一是已经死亡，二是被拐卖去了外地。
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孔家人难以接受的。
4
“那起案子最终破了没有？”我问张武，他点点头，说破了。我又问是怎么破的，张武神情有些许骄傲，点了支烟说：“那事儿还挺有戏剧性。”
2002年5月中旬，“3·15绑架案”已发案两个月了。警方虽然调配了海量的人员、物资和设备，又有上级专家和兄弟单位的协助，但依旧迟迟未果。侦查手段用尽，再耗下去也是浪费人力和时间。儿童节前夕，公安局经过慎重考虑，准备解散专案组，所有民警返回原工作岗位，案件交回南关派出所，由派出所负责继续跟进线索。
“专案组解散那天，我们通知了孔强两口子，但没好意思明说，只是告诉他以后再问案子直接去南关派出所，不用再来局里了。孔强两口子也没说啥，可能心里面也认了。杨梅还向我们致谢，说我们辛苦了，搞得
我们心里既难受又难堪。”
没想到，专案组解散仅仅5天之后，案情就峰回路转了。
“2002年6月6日，市劳动技术学校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库房里存放的一批教学设备被盗了，案值挺高。我接到上级命令，去劳动技术学校出现场……”张武回忆说。
那天，张武进入了劳动技术学校的库房，看完现场准备离开时，目光一下被库房的东墙吸引住了。东墙上有一整块墨绿色的黑板，黑板上画着一张过时的板报，是用白色油墨写成的，大致内容是“迎接新世纪”。看板报绘制的时间，应该是在1999年底。而书写板报的字体，张武实在觉得似曾相识。
那两个月，张武反反复复看着两封勒索信不知道多少遍，每一个字都印在了脑子里，“我当时第一眼就觉得黑板报上的字体与勒索信上很像，但具体哪里像，我又说不出来，我毕竟不是专业搞文检的，也拿不定主意……”张武说。
张武给黑板报拍了张照片，叫住了之前接待他的学校保卫处处长，问他这张板报是怎么回事。保卫处处长说这库房以前是学校礼堂，两年前学校新建了多功能礼堂后，旧礼堂便成了现在的库房。这张板报因为是用油墨写的，也擦不掉，就没再管它。
张武问他是否记得这张板报是谁写的，处长说不知道，但可以去帮张武打听。
很快，保卫处处长的消息
就问回来了。画黑板报的是学校一名姓刘的青年教师，两年前，他按照学校领导的要求，为一场全校范围内的演讲比赛画下了这张板报。
张武让保卫处处长把刘老师约出来聊聊。保卫处处长此前在绑架案中也配合过警方工作，明白张武的目的，便说：“这个人你们查过了，文字材料也交过，后来你们说没有问题。”
张武这才想起来，之前为文检部门“取样”时的确找过劳动技术学校，采集过几位青年教师的笔迹资料，其中也包括这个刘老师，确实没查出什么来。
但张武还是觉得应该和这个刘老师见一面，因为黑板报上的字迹实在令他生疑。保卫处处长只得给教务处打了电话，教务处反馈说刘老师这会儿应该正在上课，他们会通知刘老师的，让张武先去刘老师办公室等一会儿。
张武和保卫处处长一起去了刘老师办公室，当时办公室没人。张武坐在刘老师的办公桌旁，打量着他摞在桌上的东西。看上去刘老师是教语文的，张武从书立里拿起一个软皮本，里面密密麻麻写着字。张武左看右看，觉得跟勒索信上的字迹实在不像——非但不像，简直是判若两人——笔记本上的字体相当潦草，乍一看就像一丛乱草。
他翻开扉页看了一眼，确实是刘老师的名字。张武又抽出几个本子，有用完的教案本、会议记录本，打开看，也都是这
样的“乱草”。
张武实在想不通，转头把笔记本递给保卫处处长，“你确定写黑板报的是这个刘老师吗？”处长接过笔记本看了又看，可能也觉得不像，说自己还要再问问。
保卫处处长又打了一圈电话，还是说应该就是刘老师，但又不好确定。毕竟过去几年了，没人确切记得那时候究竟是谁画过这么一张黑板报，只是那段时间这个刘老师在团委工作，办黑板报之类的事情确实归他负责。
张武说那咱就先等他下课吧，问一句，也不是什么麻烦事。
5
刘老师名叫刘小明，时年31岁，未婚，1994年毕业于省内某知名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当年分配至本市劳动技术学校担任语文教师。
张武跟我说的时候，我心中一惊：这个刘小明是我所在派出所辖区内的“重点人口”，早年因绑架罪被判入狱，一年前服刑期满。此前我看他的档案时，还有些好奇，一名在编教师，怎么会去做这种事情？我也曾在季度访谈时问过他，当时，刘小明只是简单地对我说，自己当年就想搞点“快钱”，才误入歧途的。然后话锋一转，只说感谢这些年党和政府对他的教育，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一定重新做人——没想到这个案子就是他做的。
张武说，那天他心里也充满了疑问，计划了很多种询问方式。他自认为，跟老师讲话不能像平时审犯
人一样直来直去，应当想一个双方面子上都能接受的方式，毕竟自己也只是怀疑那张黑板报的字体而已。
但可惜的是，那天张武没能在办公室等到刘小明。下课铃响了，刘老师没有回来，上课铃又响了，还是不见刘老师的影子。
张武问保卫处处长有没有跟刘老师说清楚，处长也很纳闷，叫来了教务处老师。教务处老师说自己刚才是亲自去班里找的刘老师，话也说清楚了，“有位警官找你，在你办公室等”。
张武让教务处老师带自己去刘小明上课的教室，发现刘小明并不在那里。问学生，学生们说刘老师课才上了半截，就让大家自习，说自己家有急事便走了。
张武心里一惊，赶紧让保卫处处长联系门卫，门卫室说大概半小时前看到刘小明神色匆匆地出了校门，门卫向他打招呼，他都没搭理。
“刘小明跑了？！”我问张武。
张武点点头，说他不跑还好，说实话，那时自己只想找他了解黑板报的情况。但他跑了，就可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