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四：中国人写信封也是从大到小，国、省、市、区、街、号、人。而美国人写信封次序正好反过来。如给《读书》某编辑写信，美国人是这样写的：张编辑，读书编辑部，166号，朝阳门内大街，东城区，北京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我简直觉得这匪夷所思。后来再看他们写的信封，倒觉得对象鲜明突出。再有，美国店员找钱也是先找硬币零头，再找个位上的元，再找十位上的元的。
联想五：我们作报告的格式也是：
(1)国际形势。
(2)国内形势。
(3)最近一次重要会议的基本精神。
(4)我们对此精神的拥护与体会。
(5)本地区要做的事。
(6)本单位要做的事。
联想六：笔者下放农村时，上级派工作干部来动员多售余粮，先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个农民听得不耐烦，便说：“别绕圈子啦，到底允许我们留多少口粮，你就实说吧。”
一点结论：笔者无意抹杀由大及小、由高及低、先务虚后务实的思想方法、论证方法、表述方法的价值及优越性，但大小总是互相作用的，纲目、虚实、概念与表象总是互相作用的。小河没了水，大河也同样会干。材料不翔实，必然会带来议论的粗糙。缺少分割的、相对独立的、剥离的学科研究，大道理有可能变成空谈清谈。大道理没闹通闹透，也仍有可能做一些有益的小事情。例如一个服务人员，闹不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命题，也仍然可以改善服务态度。都不去从事救国的具体实践而辩论救国的大道……呜呼！未敢苟同也。
9.命运的数学公式
这里应该是有一种类似数学的概率定则在起作用。我在一篇小说里曾经谈到，有一个骗人的游戏，我是在北戴河海滨第一次看到的。经营游戏者放四种不同颜色的玻璃球在口袋里，每种颜色的球都是5个，然后让人从口袋里摸10个球，并规定了不同出球的比例下的不同的奖惩方法。他的规定是摸出来的球是3322比例的（即A、B两种颜色的球为三，C、D两种颜色的球为二，或A、C三，B、D二或其他），玩者要罚款5元；如果摸出来是4321或3331，玩者罚2元；如果摸出来是4222，为五等奖，奖励一个小海螺或一个钥匙链之类；如果是4330或者4411，为四等奖，奖励一盒进口香烟；如果是5311，为三等奖，奖励一个机器人玩具；如果是5410，为二等奖，奖励一条进口香烟；而如果是5500，为大奖，奖励一台摄像机。表面看来，似乎是得奖的机会多于受罚的机会，而且是免费参加摸奖，只缴罚金，不用“入场券”。于是许多人上当来玩这个所谓“免费游戏”。然而我冷眼旁观，十之八九摸出来的都是3322，十分之一二摸出来的是4321或4330，偶然的有人摸出4222或4411或4330。至于摸到5500的从未一见。摸不着奖反而受罚的人大骂自己的手臭，乐坏了设局者。我回家后用扑克牌或麻将牌也试过，同样是十之八九是3322，十之一二是4321或4330。
就是说，一切机会趋向于均等，不是你3，就是我2，不是你4（已经少见），就是我3，独占两个5的可能几乎近于零，独占一个5的事也很难发生。我称之为命运的数学意义上的公正性。这是一个丝毫也不复杂的概率问题，数学家当可为之列出公式。
与此同时，机会又有一种参差性、不相同性、偶然性。如果你放的不是20个球而是24个球，如果你要的不是3322而是3333，你反而得不到成功。3与2是一重参差，一重相互有别，球的颜色又是各自不同，各次不同，形成第二重参差。假设四种球的颜色分别为红黄蓝白，红3蓝3，黄2白2是3322，红3黄3蓝2白2也是3322，然后是红白蓝黄、白黄红蓝、白蓝红黄等也都可排成3322，既相同相对公正又不同，变化多端，参差有致，难以琢磨。呜呼，数学之道，大矣！
从中我思索了良久，我想这就是命运，这就是机会，这就是冥冥中的一只手。对于无神论者，命运是数学的公式和规律，数学就是上帝就是主。你想占有一切好运，或者你埋怨一切霉头都降临于你，这就与声称自己总是得到5500一样，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机会极少，概率极低。真得到这种点数，就像买彩票中了特等奖，就像坐飞机碰到了空难，谁也挡不住，谁都得认命。想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少一点怨天尤人，少一点愤愤不平，少一点妒火中烧，少一点含屈抱冤，少一点悲观失望。
当然，这个说法不能用来掩饰生活现实与现行体制上的缺点，甚至于我们可以说，社会问题之所以有时出现恶性癌变，就在于不良风气或倒行逆施使得摸球的游戏脱离了数学概率的公平公正公开轨道，一只恶手企图替代概率与规则来给某些人发全部的球而给另一些人发0000，或者他们想给谁5500就给谁5500，另外的人让你们自己瞎摸去，其结果必然是奖品超额外流，“局”维持不下去了，只能得到0000或3322受罚的人众便会起来搅局、砸局、覆局，天下从此多事了。
这个说法也不能取消个人的奋斗，“天道酬勤”这句话真是不错。只有不断地奋斗、不断地摸索，你才能从无数个机会相似的3322之中，在不断地支付够罚金之后，最终找到自己需要的彩球。
这个说法的唯一意义便是让人知道，你很难得上5500，顺利与碰壁，助力与阻力，赏识与误解，侥幸与霉头，弯路与捷径，友谊与敌意，收获与失落……你得到的机会差不多是3与3与2与2，就是说大致是均衡的。碰到消极的东西，碰到倒霉事情，就好比摸出了你最不喜欢的颜色的球，别急，也许下一个球就是另一种你最喜欢的颜色了。等到好球出现的时候，你准备好了吗？你能够立即让好的球发挥出最积极最有效的作用来吗？机遇的出现一般并不偏爱某个特定的人，许多成功者其实毕生坎坷，他们受到的考验、挑战、磨难其实是多于而不是少于一般人。问题仅仅在于他们没有放弃机遇，没有错过机遇，他们能在机遇到来的时候乃至是考验到来的时候，立即表现出他们的能力、品质、决断、意志……从身外之学到身同之学的全部，他们能够在机遇到来的时候显现他们的优势，你也能吗？如果你也能，那么祝贺你，成功和胜利一定属于你！
10.不要用庸俗剪裁高雅
在当前人们聚精会神地搞建设的情况下，也许大多数人难以碰到特别的逆境和顺境，更多是一种俗境：工作不好不坏，专业过得去但不出色，也并非全然滥竽充数，客观环境一般化，身体、心情、收入、地位、处境都可以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这样的日子过得平常、平淡、平凡、平静、平和。这几个“平”其实也是一种幸福、一种运气。我国南方就把“平”字当作一个吉祥的字。香港将“奔驰”（车）译成“平”字就很有趣。但这样的平常状态很容易被清高的、胸怀大志的、哪里也放不下的或多愁善感的人们视为庸俗。这样的生活有着太多的重复，太多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太少的新鲜感、浪漫和刺激。静极思动，人们长期处在相对平静的生活中也会突然憋气起来，上起火来。契诃夫就很善于写这种对平凡的小地主、小市民生活不满意的人的心态。
这里有一个杀伤力极强的名词叫作“庸俗”。和配偶生活了许多年双方都没有外遇，这似乎有点庸俗。饮食起居都有规律，没有酒精中毒，没有服用毒品，没有出车祸又没有患癌症，这是否也有点庸俗呢？没当上模范，没当上罪犯，没当上大官，也没当上大款，没当上乞丐，也用不着逃亡，没住过五星级宾馆大套间，也没露宿过街头，没碰上妓女，也没碰上骗子，没碰上间谍，也没碰上雷锋，没有艳遇，也没有阳痿阴冷，那怎么办呢？庸俗在那里等着你呢。
对于这样的庸俗之怨、庸俗之叹我一无办法。我在年轻时最怕的也是庸俗。写作的一个目的也是对抗庸俗。我甚至认为，许多知识分子之选择革命不是如工农那样由于饥饿和压迫，而是由于拒绝庸俗——随波逐流、自满自足、害怕变革、害怕牺牲等。后来，积半个多世纪之经验，我明白了，庸俗很难说是一种职业，一种客观环境，一种政治的特殊产物。商人是庸俗的吗？和平生活是庸俗的吗？英雄主义的政治与大众化的政治，究竟哪个更庸俗呢？小学刚毕业的人批判爱因斯坦，如“文革”中发生过的，其实令人不觉得庸俗呢。莫非庸俗需要疯狂来治疗？而一个人文博士，刚出炉的Ph.D，摆出救世的架势，或是摆出只要实惠可以向任何金钱或权力投靠的架势，究竟哪个是庸俗呢？真是天知道啊！诗是最不庸俗的吗？有各种假冒伪劣的诗，还有俗不可耐的诗人——我曾刻薄地开玩笑说这种诗人把最好的东西写到诗里了，给自己剩下的只有低俗和丑恶了。革命阵营中也有庸俗，除非革命永不胜利，革命永不普及，革命成为格瓦拉式的小股冒险。画家、明星、外交官、飞行员、水兵和船长这些浪漫的工作中都有庸俗者。正如行行出状元一样，行行也出庸俗。想来想去倒是恐怖分子绝对不会庸俗。而另一方面滥用庸俗这个说法，孤芳自赏，如王小波说的只会瞎浪漫，则只能败坏正常与正当的人生。
庸俗不庸俗主要还是一个境界问题，一个文化素养、趣味问题。与其哀哀地酸酸地悲叹或咒骂旁人的庸俗，不如自己多读书、多学习，提高自己的品位，扩大自己的眼界，同时理直气壮地在正常情势下过正常的生活。现如今流行一句话，叫作“大雅若俗，大洋若土”。真正的雅并不拒绝至少不对大众、一般、快餐、时尚、传媒、蓝领那样痛心疾首。真正的雅或洋并不会致力于表示自己的与俗鲜谐，特立独行，天高云淡。只有旧俄作家笔下的乡村地主，才会留下十余年前在彼得堡听戏的戏票，时不时地向人炫耀自己的不俗。
俗人并不可怕，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用俗来剪裁一切、排斥一切高尚高雅，或者使世俗向低俗再向恶俗方面发展。还有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是自己已经俗得可以了，偏偏以高雅自居，张口闭口都是旁人的庸俗。例如喜爱吃喝，绝非大恶，毋宁说那也是人生乐趣的一部分。因贪吃贪杯而挥霍、而钻营、而丧失尊严、而丑态毕露那就是低俗了，而进一步用大吃大喝为手段结交坏人，共谋犯罪，巧取豪夺，违法乱纪，那就不仅是恶俗而是罪恶了。而如果是自己吃完了立刻抨击吃喝呢？
至少，也还可以提出一个比较易行的建议：培养自己的审美能力吧，不论你的工作、你的专业是治国平天下还是宇宙地球，是争夺冠军还是清理厕所，是花样无穷还是数十年如一日，你总可以读点名著，看点名画，听听音乐戏曲，赏赏名山大川，用人类的文化、祖国的文化点缀、丰富一下自己的局促的生活吧，用艺术的与自然的美丽来补充一下、抚慰一下自己的平凡的日子与难免有时感到寂寞的灵魂吧，这比孤芳自赏、自恋自迷强得多啦。
11.通俗、经典与商业化
大片《泰坦尼克号》商业上的成功已不待言——当今世界上，文化产业的可能性正在拓展。我看这个电影是在纽约州的首府奥班尼，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晚上，与仁斯利尔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强化MBA（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班的学生一道。说是这部片子是从一九九七年圣诞节开始放映的，到我们看的时候已经历时四个月仍然是场场爆满。在美国看惯了那种门庭冷落车马稀——观众席冷冷清清，甚至一个大厅里只有三五个观众——的电影，看到人们争看《泰》的热烈场面，确实觉得新奇。一位小经沧桑、精通几国文字又在商海中游泳颇有效益的留学生告诉我，他看了电影，觉得震撼灵魂。
这种盛况在美国一直延续到五月初。一些传媒分析说这部电影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吸引了女中学生，而吸引女中学生的王牌是青春小生演员里奥纳多.迪卡普里奥——他确实长着一副极可爱的模样。到五月中旬，我结束了在康州三一学院一个学期的访问时为止，一会儿是《人物》杂志，一会儿是《十七岁》杂志，更不要说那些电视与电影杂志了，他们竞相把里奥纳多搬上了自己的封面。书店里卖着里奥纳多的专刊，从幼小到长大，有他的各种“玉照”。此外以真实的泰坦尼克号为题材的画刊也出来了，有关《泰》的出版物一直在畅销榜上名列前茅。甚至由于这部片子的走红，和船有关的旅游业也热了一阵子。
后来说是中国也进口了这部大片，说是在中国此片掀起的传媒炒作热浪甚至超过了美国。美国出版的华文报纸略带嘲讽地报道了这一点。其实他们不知道，中国也有精英对《泰》片表示自己的清高与不屑。他们声称自己没有看也不想看《泰》片。好在有几个精英不看也无妨事。你热我也热的情形下，精英的不屑反而显得无奈和酸酸的。《泰》片在中国火起来了，票价比在美国还贵。美国最贵的票是八美元一张，而中国高达八十元人民币，等于九个多美元。而中国的人均收入大概是美国的几十分之一。中国人不买房子不买汽车，大体温饱以后的消费失去了方向，从而消费欲望与能力被高高挂起。任你银行再降利率，百姓们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照旧高储蓄率不误。与此同时，抽不冷子某种消费“突突突”地乱往上蹿，也够绝够邪的了。
窃以为《泰》片的成功不仅在于里奥纳多那个靓仔，他演了许多片子，都没有取得《泰》的效果，相反还被人诟病。关键在于《泰》的配方完全符合一部成功的商业大片的要求：骇人听闻的高投资大制作先声夺人；现代的科技和电影特技令人咋舌；戏剧性极强的故事情节；爱情至上；把影片的主人公放到了最严峻的生死考验关头；令观众叹为观止的巨大场面（有的地方干脆是“人海战术”），包括豪华场面、惊险场面、恢宏场面、庄严场面和灾异场面等；招人喜欢的俊男靓女的不乏激情的表演；一分崇高、一分纯洁、二分善良、半分丑恶、半分叹息、二分令观众干瞪眼的豪华、一分半恐怖、一分正义再加半分虚空——其酸甜咸淡都正可口；而最叫我感兴趣的是它的古典加通俗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有极普遍、广泛的覆盖面。
我们有些作家、艺术家，在祖国大陆效应平平，而特别走红于台港；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秋菊打官司》受到大陆观众与老外的好评，却不能见爱于香港同胞。这也与某种配方问题有关，这是另外的话题了，不赘。
这种价值观念说简单了不外乎真、善、美。这三个字已经被讲得很滥，又早在现代、后现代面前过了时。却原来被宣布为过时的东西也还有生命力，有时过时的力量超过了行时的泡沫，这的确发噱。人们恰恰在眼花缭乱、日新月异的思潮冲击当中，钟情于某种相对稳定乃至古老的东西；人们渴望着某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古典与永远。以为人愈进化就愈是三天一小变五天一大变，恐怕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永恒与古典之一便是男女之情的热烈与纯洁，包括对世俗的门第观念的否定，对浪漫与自由境界的向往——理想。片中也有对大自然例如大海的敬畏、服膺与热爱，对尽职尽力的恪尽职守者的尊敬，对临危不惧特别是先人后己的道德勇气的张扬，对人的尊严的肯定——即不愿意把人的弱点写得太淋漓尽致、太丑陋，不愿意把人写成狰狞残酷的怪兽。这些老一套的观念，从莎士比亚到莫里哀，从关汉卿到曹禺，其实是没有什么歧义的，几乎是人类所共享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