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也需要理想，需要在热烈地拥抱今天的同时看到、想到明天，需要对未来有所希冀、有所企盼，需要用理想来鼓舞自己、推动自己、提高自己的精神品位至少是安慰自己。否则，只剩下了“爬行的现实主义”，人们的生活将是多么乏味、多么可怜呀。
比较起来，经济生活更需要务实，而文化生活，也就是说人们的精神生活则更多一点理想色彩。我们常常说的“两张皮”状态的出现，除了工作上不协调的原因以外，这方面的各有侧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当前，我们的文化生活当然不能干扰、妨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这并不是一切。文化是一个更加广泛和变动周期相对来说要长得多的范畴。我们的文化生活不但要给经济建设以促进也要给予补充和某种匡正。人们当然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且说到底理想无非是更长远、更巨大、更有涵盖性的利益。但人们的精神生活所需要的又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人们关心于自身的不仅仅有务实的方面，人们还需要温馨、友谊、激情、想象、智慧与道德的崇高的或纯洁的或美妙的火焰，人们的精神需要满足起来并不比物质需要简单。人们需要理想主义的光辉却不要理想主义的偏执与狂妄自大。单纯的务实易于通向平庸，而人的素质越高就越难以忍受平庸，单纯的理想易于通向“假大空”的自欺欺人。通向天堂的理想实际上却把人们引向了泥沼，“假大空”的结果反而使人们倒向另一个片面——怀疑一切与犬儒主义。我们不是没有这种浪漫而痛苦的经验。
我们的文化正在经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洗礼、激励、冲击和考验。理想主义的色彩会有所削弱；而消费的色彩，消遣消闲的色彩，文化享受的色彩会有所增长。这是理所当然的却又是不无遗憾的。历史每前进一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虽然付出了代价我们仍然欢呼历史的前进。我们尝够了人为地保持昨天的理想主义和斗争气氛的苦头，我们已经积累了经验。任何理想在付诸实现的时候都会有所变动、有所折扣乃至使空想家与书呆子觉得走了样而愤愤不平。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有价值的理想不会不倾听实践的呼声、接受实践的校正。只有务实地去实现那能够实现的，准备那今天还不能实现但明天有可能实现的，起码暂时不去为那明天也未必能够实现的而伤神闹事，才能永葆理想的青春生命力，才能在继承过往的理想主义传统的同时发展与创造新的理想主义精神：一种充分尊重现实和讲求实效的、给人民不断带来实惠与新的希望的理想——务实主义。我们的务实精神正在日益发扬并带来日新月异的现实的发展。我们的理想正在不断变为现实而又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修正完善和发展自己。我们的理想和务实都正在迈进一个新的时期、新的阶段。这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3.“个体”的全面贬值
请允许我用半通不通的数学方式再谈谈低调原则。
据说当年周总理有一个说法，他要求外事干部在涉外活动中饮酒只饮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我们姑称之为“三分之一律”。这说明，有一类事情，做满了，百分之百了，是有危险的。必须留有余地，而且是很大的余地。不是一切事情都要全力以赴、志在必得的，恰恰有些事只能三分力以赴，志在不得。前面在讲到人际纠纷的时候我也说过了，在这些纠纷问题上，偶一反击的话，也最多只发三分力。在为个人争点什么利益上，在自己的成果受到多少肯定的评价方面，在发布自身的计划、成就和自我评价上，在一些相对鸡毛蒜皮的问题上，在动用自己的影响和权力方面，多数情况下，也应该是以三当十，十分本钱用到三分，适可而止，不可声嘶力竭，不可努筋拔力，不可捶胸顿足，更不可连蒙带唬，超支透支，空头支票。而有的人，有了屁大一点成绩或者芝麻大一点职位，就疯狂张扬，发烧到极点，不可一世，闹得偌大一个中国装不下他，叫作竟然把十分本钱当作一千分来用，暴露了自己小人得志的可悲与可笑，不久碰壁，又是急火攻心，痛不欲生。这叫人家说什么好呢？
例如有的人为了看演出的票好不好也能生一场气也能惊动领导。窃为之打算，这种事有什么不好办？和做具体工作的人士商量商量，再不行委托上一个人，拿上二百块钱还买不来好票吗？锱铢必较的结果是较之无趣、无力、无益，是“狼来了”的故事——真需要较的时候反倒没有人注意没有人理睬了，是自己的全面贬值，是只能掉自己的价。
也许另一个关于黄金分割的公式更适合这个话题。一个线段，最美的分割是使之做到全线段与大线段的比，等于大线段与小线段的比，这又叫作内外比。设大线段为a，小线段为b，则（a+b）:a=a:b。如果全线段为十分，那么大线段应是6.18分，而小线段为3.82分。设你的能力是10分，你得到了3.82分的评价或回报，足可以了。你做出的成绩实绩，应该力争不少于6.18分，而你的学习、你的投入、你的奋斗精神，应该只是多于而绝对不是少于10分。符合这个黄金分割的比例，你的形象是美丽的。如果你的获得超过了38.2%，你有可能被认定为一个侥幸者、投机者、早晚要跌下来者，春风得意于一时，不等于春风得意于永久。如果你的贡献少于61.8%，你会被认为是一个志大才疏者，乃至你有没有十分能力也颇成问题。而如果你不肯投入十分，学习十二分，那么你不过是白白糟蹋了自己的材料。反过来说，由于客观或偶然的原因，你的贡献天大，生前并未被承认，别说38.2%了，1%也没有，例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那确实是不幸者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毕竟完成了《红楼梦》的大部，他的作品无与伦比而且名垂青史，研究他与他的作品成就了一门独特的学问。幸耶非耶？我们应该怀念这些不幸者，这些奠基者与种树者，这些非凡的人物，并为我们毕竟生活在更好的条件下而庆幸。而反躬自问，我们能够向人民贡献出点什么来呢？
用数学方式谈人生际遇与主观努力，不过是取其大意而已，反正这样分割一下，比三分成绩闹十分待遇，或者一分贡献闹十八分意见、发十八分牢骚好。
4.我们曾经都太讲心术了
术与道不是两个截然对立的概念。高明技巧的掌握，与掌握技巧者的投入、敬业、勤奋、追求完美、心无旁骛、脚踏实地、服务社会的精神是分不开的。而一个人的工作上的二把刀、粗枝大叶、质量低劣、一事无成和一无所长，叫作不学无术的又多半会是和其人的疏懒、苟且、不思进取、好逸恶劳或者见异思迁、没有长性有关，这些已经不是术的问题而是道的问题了。
再比如一个礼貌待人的问题，有时候表现为一些技术性的细节，如用语上的讲究与禁忌，举止的规范，直到穿着、饮食、授受、迎送、表情各个方面，各地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规矩。这似乎是很技术性的问题，但这又与一个人对他人的尊重，对不同文化的尊重有关。在你希图谄媚的时候，你的言谈举止肯定会失之卑下；而当你不可一世视他人、他民族如草芥的时候，你的言谈举止肯定会失之倨傲。在你一肚子阴谋诡计的时候，待人接物中一定会失之于做作、虚伪以及小家子气。反过来说，学习礼貌用语、文明习惯、礼尚往来、互援互助的同时，也就是学习着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则，增加一点文明，减少一点愚昧和野蛮。养移体，居移气，学移神，行移貌，积身外之学会影响到、变化到身同之学，无疑是这样的。
但是，在不讲究技术的同时，我们曾经太讲心术了。读读《东周列国志》吧，在欧美人还不大开化的时候，我们一个个都变成了心眼儿兜，变成了权谋与心术的专家。愚而诈，是许多人的可恶复可怜之处。为了治愚脱愚，需要的是学习。为了治诈，需要的是大道无术。你有了与人为善的大道，有了对自身的切实估量，有了对人对己的本性与弱点的理解，有了对于理念与现实的通观，有了应有的畏惧与无畏，献身与超拔，执着与宽宏，慈悲与决绝，坚持与调整……而最重要的是修辞立其诚，做人立其诚，那么对于各种复杂的情况多半都会应付裕如，无往不利，越是把人放松，越是各方面恰到好处，越靶靶十环、步步到位。而这个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失误，则恰恰是达到更大的完美的契机，是更上一层楼的铺垫，是欲擒前的故纵，是天做的交响乐的配器，是大海波涛的多彩多姿。这些都是心术、小术所不能做到的。
然而这里也有一个问题，你的大道太高明、太超常了，则大道若伪，大道若巧，大道若故弄玄虚。别人患得患失，你不计得失，谁能理解？别人思官若渴，你坚辞不就，人曰是否做秀？别人见钱眼开，你慷慨解囊，又会有人疑心，现在世上哪有这样的人？别人走极端，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势不两立，而你独自清醒、公正宽容，也许被认为是左右逢源的乡愿呢。这说明做到大道无术也很不易。
其实，作慷慨秀，作宽宏秀，作公正秀，以术代道，又谈何容易？什么秀都代替不了你自己的本色，什么秀都掩饰不了你的真情，什么术都会破绽百出、捉襟见肘。做这个做那个，还是做本色的自己，这样最出色、最真实、最方便、最胜任，道发自然，还是为身同之学，从根本上改善自身吧。
那就更要无术了，持之以恒，付之一笑，小术堪怜，私语堪悲，花招露底，心术枉费，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漠然置之，做你自己的事，走你自己的路。
大道是什么？就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万物的兴衰、消长、盈亏、沉浮、胜负、通变是被许多你的主观意愿之外的因素所决定的，你的心术对于这样的客观规律，其作用庶几等于零。知道了大道、知道了规律的人，自然行为言语得体，无往而不适，自己比较舒服，旁人看着也舒服一点，还要区区小术、小花招做什么？
这里还有一个出发点，在人生的竞争、征战、比赛中，你靠什么取得应有的成绩乃至胜利？是靠提高自己还是靠降低自己？提高自己就是说各方面有一个基本的界限基本的原则基本的态度，于是泱泱乎，浩浩乎，坦坦荡荡，言必有中，行必有定，无往而不胜。降低自己就是搞一些小花招、小手段、小阴谋诡计，成就于一时，丢人现眼于长久。
同时大道无术又是一个理想、一个过程，你可能还正需要习术习道，你可能已经或正在悟术悟道，你可能既心仪大道而又不能忘情于小巧之术，你可能一阵大道又一阵小术，你也可能精于术而终得大道，至少是终近大道。大道无涯，大道无尽，术也可以精益求精，精到极处又是大道无术了。你做得可能还好也可能还相当差，但是你知不知道这样一个理想，你相信不相信这样一个前景呢？那就使自己、使事物的面貌大不一样了啊。
5.既非罪犯也非英雄的大多数
歌星云云，对于一个社会实在并没有什么不好，多是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一种现象而已。无非是歌舞升平一下子，文化消费一下子，点缀点缀，轻松轻松，至多是享乐的大大的有。
歌星义演骗人、歌星漏税，等等，都不是歌星表演与通俗音乐的应有必有之义。我们可以反对骗人漏税（或者说反对还不行，要予以制裁），却不必反对歌星；正如我们反对假冒伪劣、污辱与欺骗顾客的行为却并不一般地反对商场、商品与售货员、经理。
歌星要价太高，对于这种反映还是要分析。国家最好有个规定，有个杠杠，否则什么叫高，什么叫不高呢？跟谁比高，跟谁比反而可以说是太低了呢？至少歌星赚的不比倒卖房地产的人与挂靠在某单位搞边境贸易的人多，也不比利用某种身份与关系搞批件的人多。歌星的收入仍是劳动收入，这总比买空卖空、权力化为财富光荣。
有一些青年追星也不完全是坏事，至少比打架斗殴、赌博酗酒、闹事滋事更安全、更无害一些。当然特别有出息、有作为的青年不会老是疯狂追星，正如特别恶劣的罪犯也没有雅兴去追星。追星与旧社会的捧角一样，是一部分有钱而没有大善大恶的人的事。追星并不比打一宿扑克牌或一夜“筑城”更坏，多花一点钱是他们自己的事，而且钱花了可以促进流通——当然如果他们把钱都捐给灾区会更伟大得多，但是我们无法如此去要求每一个有钱的人。
我觉得我们做事需要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们对青年对人民的估计。这个估计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两头小中间大，雷锋、居里夫人式的人物很好，但在人们当中是少数，我们无法以他们的模式去设计青年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当然可以宣传之、提倡之、向往之，我们还必须承认——至少私下悄悄地承认，大多数人其实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们心里还得有另一笔账：一般地说，一个青年奉公守法，敬业乐群，正当挣钱，自力消费，也就行了。对一般人我们的要求不能超出法律所准允的、起码的道德标准所准允的范围太多。毋宁说，我们过去思想工作的一大失误就是我们常常考虑到英雄并希望大家做到英雄，我们也常常考虑到罪犯也随时准备与罪犯进行殊死的斗争，却常常忽略了大多数——既非罪犯也非英雄的大多数。
有时我们宣传的标准太高，一般人做不到，宣传者自己也做不到。于是出现了一批“马列主义要求别人自由主义要求自己”光说不练的假英雄，使宣传的高调威信扫地，使应有的理想主义被虚无主义所取代。对另一个极端的过分关注则夸大了阶级斗争，把大量的所谓中间状态的人推到敌人一边去。
歌星另一个罪名似乎是他们败坏了人民的欣赏高雅艺术与民族传统艺术的能力，他们的冲击造成了高雅艺术的困境。
乍一听，振振有词；实际地细细地琢磨琢磨，未必。
有些发达国家，通俗艺术泛滥而又泛滥。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拥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大文豪，拥有世界第一流的作曲家、演奏家、指挥与乐队，拥有受到尊重与爱护的民族传统艺术。问题是在他们那里有国家与各界对高雅与民族传统艺术的关心支持，有相当多的能够欣赏高雅艺术的观众。他们把力量放在高雅或传统艺术的建设与发展上，却无须批评贬低通俗歌星。因为一个国家人们的文化素质再高也不可能人人都爱听交响乐，对欣赏趣味还不够高的多数人，总还是要给予他们能够接受的艺术享受。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高雅与传统艺术本身也还需要提高提高再提高。谁说中国观众不识货？怎么帕瓦罗蒂和多明戈来演出的时候是那样热烈空前？怎么费城交响乐团来演出的时候是那样广受欢迎？如果我们抱怨现在的观众不如梅、尚、程、荀时代的观众爱戏、懂戏，那么我们能不能也反思一下我们的角儿的水平与演出质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