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想法可能都是好的、有伟大价值的，但是，假设的完美毕竟不等于现实的完美，应许的光明也不等于获得的光明。理想的崇高并不等于已经摆脱了昨天的一切阴影，也不等于一定就没有新的阴影。即使日丹诺夫确实是一个党性坚强、才华出众、意志如钢、自以为洞察一切文艺问题的超人，他同样也具有一切凡人所不可能没有的弱点与缺点。他是太自以为是了，他东杀西砍，在苏联文艺界如入无人之境；他高高在上，根本不懂得尊重文艺家与文艺规律；他一切从政治出发，反而忽视了文艺自身；他自我陶醉，把设计的美妙当作现实的美妙来要求作家描写。他的逻辑是：我们的目标这样伟大，我们的理论这样辉煌，我们的精神这样崇高，我们的事业这样壮丽，你们这些狗作家怎么不去好好地、乖乖地去表现我们的伟大、辉煌、壮丽、崇高呢？你们怎么不去五体投地地歌功颂德呢？你们怎么偏偏去写什么讽刺或者爱情呢？你们怎么对旧世界还有怀念情绪呢？你们不承认我们的生活已经是无比的美好，你们就是站在了国际资本主义一边，你们不跟我们一起崇高，你们就是卑微、渺小、腐烂、恶臭的蛆虫……不狠狠地批、狠狠地整，不消灭你们还行？
这样的逻辑我们能够忘记吗？
总之，时过境迁，历史已经得出了结论，日丹诺夫不论主观上怎么样自吹自擂、自高自大，他带来的是苏联文学的空前浩劫，是扼杀文艺生机与苏联各族人民生机的空前灾难。从最伟大美好的愿望出发，走到了无颜面对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学的泥坑里。这样一段历史，怎么可能不让人叹息？这样的历史借鉴，怎么能让人等闲视之？
附注：本文的全部资料系王燎同志提供。这些资料是他翻译或经他校改的现成译文。
《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与《在联共中央召开的音乐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选自《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一书，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苏联文学的崇高任务》为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真理报》社论。
17.话说“朝三暮四”
追溯一下一些成语典故的出处、原意，思考一下这些成语典故含意的沿革，觉得很有意思。
比如说“朝三暮四”，《庄子.齐物论》中引用的这个故事，本是说一个养猴子的人与猴子们讨论它们的食物供应，早晨吃三个橡子，晚上吃四个，猴子们不满，闹起来。于是养猴者宣布改为早上发放四个，晚上三个，猴子们便没了意见。《齐物论》中讲这样的故事，用意显然在于否定一切是是非非的争论。所谓“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所谓“类与不类，相与为类”，这当然是一种消极的相对主义的思想，不足取的。
也有一些注家将庄子引用“朝三暮四”的故事解释为说明“圣人以智笼群愚”，即指一种愚弄旁人的手法，也说得通。
但今人只知用“朝三暮四”来形容一个人胸无定见，反复无常，说话不作数，则存其文而失其义、失其味，更全无什么深刻性了。
“争先恐后”这四个字的来历也很有意思。晋国的著名车把式王子期与赵襄子赛车——不知道这是不是有文字记载的车赛之祖，当然远在巴黎大赛、旧金山大赛之前——赵襄子老是赛不赢，便责备王子期没有诚意搞技术转让。王子期回答说驾车要注意马，而您老光盯着我，“今君后则欲逮臣，先则恐逮于臣。夫诱道争远，非先则后也，而先后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调于马？”是啊，您老盯人不盯马，管人不管马，对赛事中必然出现的先先后后的变化情况缺乏心理承受力，患得患失，计较名次，非欲压倒对手不可，越是这样越不能调理好马，不就越跑越跑不快了吗？
可见，原来“争先恐后”是含有贬义的，是指一种私心杂念，一种小家子气，一种气量狭窄与气度焦躁，一种抓不住关键的舍本逐末。这对人们做事做人，其实是很有借鉴、警惕意义的。
现在呢，全拧过来了，争先恐后用来形容一种踊跃的动态了，成了好话了。
“焦头烂额”的故事本来也极有深度。《汉书.霍光传》中记载，徐福三次上疏汉宣帝，建议及早限制霍家权势，汉宣帝不听。霍光死后，霍家之后谋反被揭发，宣帝下令将霍家满门抄斩。之后，凡揭发霍家罪行的人都受到封赏，而最早指出问题希望未雨绸缪的徐福却被冷落在一边。于是一位为徐福请功的人讲述了“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座上客”的故事。“曲突徙薪”，指的是那种有预见性，善于采取预防措施的人；“焦头烂额”，指的是那种出了事能冲上去帮助扑灭火灾的人。后一种人比前一种人更被看好，这个故事还是有点意思的。
如今呢，“焦头烂额”的这一切含义都消失了，剩下的也只有字面上的最浅薄、最鄙俗的含义：说明一个人被各种事务所困扰的忙乱、狼狈、被动。
类似的现象多矣：“无中生有”语出《老子》，本来是老子的大道，叫作“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现今含义则指类似造谣生事的制造谎言、是非乃至冤案，百分之百的贬词。“左右逢源”本来是褒义，形容学习上的一种融会贯通、无往而不利的状况。现在呢，当然是指一种狡猾的类似两面派的为人处世了。“空洞无物”语出《世说新语.排调》：“王承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无物，但容卿数百人。’”看，这里的“空洞无物”指的是一种宽阔的胸怀，一种大容量，又幽默诙谐，又充满自信、恢宏得意。如今的人们多实在，空洞无物嘛，那当然是没有内容的空架子啦……
成语含义的演变告诉我们：第一，望文生义的确是人们容易犯的一种老毛病，是一种习惯甚至一种“传统”。现今不仅对成语，对外来语、对新术语的望文生义亦多之矣，甚至给人以辨不胜辨，正（名）不胜正之感。但即使已经是“辨不胜辨，正不胜正”了，我们仍然不可不察，以免轻易上当。第二，在普及一个文学故事、一段掌故、一个说法的时候，确实会产生去精取粗、去深取浅的情形，就是说，所谓自然淘汰，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优胜劣汰，还有一种是浅胜深汰。第三，约定俗成，成语含义的演变在所难免，考证得再好也难于（也不必要）重新改变成语的用法，用不着去纠正、去抬杠。例如，笔者写此小文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表示自己“无中生有”而又“空洞无物”。
至于说到“朝三暮四”的齐物思想，倒又使笔者联想到英国名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格列佛游记》中讲述一个地方由于吃煮鸡蛋是应该先磕破鸡蛋壳的大头还是先磕破鸡蛋壳的小头之争而搞得两派对立，内乱不已。笔者恰恰是在“文化大革命”两派斗争的高潮看这一段的，读完了，颇有些不敢回味的戒心，这个故事当然比“朝三暮四”的故事挖苦多了，抑或“朝三暮四”的故事更尖酸？反正作家是确实有点缺德的，他们自己未必免俗，偏又伶牙俐齿地把一些“俗”给捅了个不亦乐乎。
第2章 守住人生的底线
世界上的事情绝对不是谁消灭了对方就可以天下太平、光明灿烂。动不动把自己树成正确正义一方，把对方扣成错误乃至敌对一方，动不动想搞大批判骂倒对方——不论是依势的甲批乙还是迎潮的乙批甲，都带有欺世盗名、自我兜售的投机商味道与小儿科幼稚。
1.守住人生的底线
老子讲的“无为”实在是深刻极了、美妙极了，那是因为人的各种各样的轻举妄动、胡作非为、无效劳动、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自讨苦吃的“为”太多太多了。
也许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有大贡献、大创造、大德行、大智慧，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尽量少做那种连常识都违背了的坏事与蠢事。
第一，不要反科学、反常识、违反客观规律、一厢情愿地“为”，即蛮干地“为”。如企图用群众运动来破百米短跑的世界纪录。
第二，不要为了表白自身的需要而乱“为”。我写过一篇微型小说，说是一个老人病了，他的几个孩子纷纷为了表达孝心而找一些江湖术士给老爷子治病，结果把老爷子吓跑了，即此意。
第三，不要过度地“为”。为办成一件事也许你需要找15个人帮忙，但如果你找了1500人呢？只能引起大反感、大麻烦，反而办不成了。
第四，不要斤斤计较地“为”，不要得不偿失地“为”。你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大动干戈，徒徒贻笑大方，至于造成的后遗症更是不堪设想。
第五，不要“为”那些丢人现眼的事，如钻营、吹嘘、卖弄、装疯卖傻……
第六，不要张张扬扬、诈诈唬唬地“为”。如一般写作人都是愿意自己的东西发在大报、大刊上，更愿意发在头版头条上。但我对自己的探索性的东西，都特意寻找小报小刊上发，并特别关照不得发头条。我对于获得三等奖或不获奖也特别心安理得，无他，有利于平衡，有利于你过、别人也要好好过也。
第七，可以树立远大目标，以求自己有所作为，但也可以调整与修改目标，不“为”那种已经被多次证明“为”也“为”不成的事。如发明永动机之类。如《孟子》里所言：“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其他属于“无为”范畴里的注意事项还多着呢，如不投机取巧，不感情用事，不忽冷忽热，不滥发脾气，不标榜自己，不整人害人，不算计得过于精明，不预报自己即将取得惊人成就。
总之，也许我们无法为众人设计、规定出谁谁应该为什么做什么的蓝图，因为各种人条件、处境、志趣、价值选择是太不同了，正常情况下应该允许这种不同、这种多样性。
我们不可能建议人人成为炸碉堡的烈士，就像不能建议人人成为赚大钱的企业家；我们无法建议人人都去搞发明创造，就像无法建议人人都去当一辈子老黄牛。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建议他们不要去做什么，不要去做蠢事、坏事，不要去做愚而诈的事，不要去做逞一己之私愤而置后果于不顾的不负责任的事，等等。
人生苦短，百年一瞬，我们无法要求大家都有一样的成就，却可以希望人人都不把生命和精力，把有限的时间放在最不应该有的行为上。没有这些本应该没有的行为，没有这些劣迹和笑柄，没有这些罪过和低级下作，即使你的成就极有限，起码你还是正直地、正确地、正常地从而是心安理得地度过了一生。你回忆起自己的一切的时候，至少不必那样惭愧、那样羞耻、那样懊悔。
一个人的一生，应该从正面要求自己达到这个，做到那个，得到这个，感到那个，等等。同时，也许更重要的是树立反面的界限，即不可这样，不得那样，摆脱这样，脱离那样。如此这般，也许你的人生反而更清晰、更明朗了，你将得到更多的光明与智慧，离开黑暗与愚蠢的苦海。那有多么好！
2.爬行的现实主义
革命纲领总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没有理想而满足现状自然也就没有革命。理想既是对现实的批判，又是对积极的行动的驱遣。革命党人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历尽千辛万苦，才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理想主义的力量是惊天地而泣鬼神的。革命的理想主义使革命者的思想道德大大地升华，那简直是诞生奇迹。
理想的实现靠的是实践而不是理想自身的不断重复宣讲。特别是在革命者取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他的主要任务变成了进行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后。经济生活的组织首先是靠利益原则的正确运用而不仅仅是理想主义的宣传。理想主义的动员（在符合人们的利益和愿望的前提下）可能使一个普通人升华成为托着炸药包去炸敌人的碉堡的英雄，却未必能使一个亏损的、技术落后的企业变得先进、赢利、发展壮大。理想主义的口号（我们从来不乏这样的口号）可能感天动地，但是未必能解决效益问题。我们曾经十分悲壮而且合乎逻辑地诘问：“难道西方资产阶级做得到的，东方无产阶级就做不到吗？”然而这样的提问本身并没有带来成果。国民经济赶上西方中等发达国家还需要半个多世纪的实干奋斗，而且是在我们不犯大的错误的条件下。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的务实心态、追逐利益的心态有可能冲击战争与革命中行之有效的理想主义精神，冲击我们民族的源远流长的重义轻利的道德主义——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传统。于是会出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等九斤老太式的慨叹，也会确实出现一些见利忘义的丑闻乃至犯罪。对这些现象，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攻其此点而要求开历史的倒车。在硝烟弥漫的战壕里幻想的新生活比实际上的仍然不乏麻烦的新生活更完美无缺，这是很自然的事。理想主义者的企盼是理想的、哪怕不尽如初衷的实现，而不是完善无缺、一成不变地悬挂在高空，这也是常识以内的事。
人类需要务实，人民大众夺得了政权就更需要务实，需要做许多实在的、琐细的、缺乏浪漫主义色彩的事。人类的第一位的实践活动是生产，而生产是务实的。需要认识客观规律、服从客观规律，否则，我们就只能生活在淹没一切的空谈中，我们的社会就会停滞不前乃至毁灭于空谈之中。没有比用关于理想的夸夸其谈来败坏理想的声誉乃至埋葬理想更令人痛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