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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北京人对待话语，就像广东人对待中央政策，讲究用好用活用够用足。持这种态度的还有成都人。我在《读城记》一书中说过，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国最爱说话的两个族群。他们都是一天不说活就设法过日子的"话篓子"。北京人管说话叫"侃"，成都人管说话叫"摆"。北京人"侃大山"，颇有些移山填梅的气派；成都人"摆龙门阵"，讲究的是闹热，麻辣，绘声绘色，有滋有味，没完没了，必须极尽铺陈、排比、夸张、联想之能事。成都人说话，也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过头"的。比方说，红，要说"绯红"；绿，要说"翠绿"；白，要说"雪白"；黑，要说"黢黑"；香，要说"喷香"；臭，要说"滂臭"，总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觉得过瘾。
所以，成都人也有北京人那种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本事。比方说，弄虛作假，在成都人那里叫"水"；伪劣产品叫"水货"，而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或做事不到位，便叫"水得很"。由此及彼，则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儿"等说法。再比方说，一件事情没有办成就叫"黄"或"黄了"，其他地方也这样说。但成都人则进而发展为"黄腔"、"黄棒"、"黄浑子"、"黄苏苏"，甚至还有"黄师傅"和"黄手黄脚"等等。
不过北京话和成都话相比，也仍有雅俗之别。比如公共汽车上挤，成都人会嚷嚷："挤啥子挤啥子，进火葬场还要排队转轮子的么，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门出不倒门？"北京人却会说："别挤了，再挤就成相片啦！"北京人比成都人幽默。
幽默是一种人生状态和人生境界。惟其如此，才能在大俗中见大雅。北京人是从来就不怕"俗"的。即便有"雅"的说法，他们也要换成"俗"的。比如惹是生非，在北京就叫"招猫逗狗儿"；班门弄斧，则叫"圣人门前卖三字经"。你不能不承认这些俚语比成语更有味道。鲁班门前弄斧头固然有点可笑，但要是真有三板斧呢？而最最"小儿科"的三字经居然拿到圣人门前去卖，那就实打实地可笑到家了。更可笑的是"别拿武大郎不当神仙"，意思是要尊重人，别小看人，不要把人不当人。这就奇怪。要说"别拿吕洞宾不当神仙"还像回事，武大郎算哪路神仙呢？但反过来一想，又觉得特别有道理。你想吧，要是连武大郎都被当成了神仙．还有谁不是神仙？
同样，"八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就比"事情只差一步，不要功亏一篑"有趣味；"他不把我当干粮，我也不把他当咸菜"，也比"他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他"有嚼头。民间话语从来就是最生动、最鲜活的，难的是用其俗而不至于粗俗、庸俗。北京人就能做到这一点。北京是不乏粗鄙粗俗的，比如丫挺、傻逼之类的市骂，母猪胡同、灌肠胡同之类的地名，但并不让人觉得俗气。因为北京是中国最高贵最大气的城市，有一种其他地方没有的贵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至于沉沦。实际上，所谓北京的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它们只可能在北京这个千年古都的特殊环境中熏陶培养出来的。因此，尽管方言俚语都难免"俗"，却惟有北京，能够化臭腐为神奇，用土得掉渣的话说出最具有艺术性的名言来。
六、再说雅俗
南京则又是一番风味。
如果说北京有贵族气，那么南京就更多文人气。南京是一个文人倜傥名士风流的城市。因此尽管南京也曾有过辉煌时代和英雄业绩，却"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人们记得住的只有"六朝金粉，秦淮风月"，只有乌衣巷的故事和桃花扇的传说。略带女人味的文人气使南京有些"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却也使南京平添了不少儒雅。
儒雅的证明之一，是南京的俚语俗话竟然可以对对联，或者说竟被人编成了对联，比如"桃干"对"杏核"，"皮脸"对"肉头"，"捣鬼"对"出神"。杏核，指小孩高兴（得意忘形则叫"兴得一头核子"）；桃干，指儿童逃学；皮脸，指不知羞耻；肉头，指没有决断。兴杏谐音，逃桃谐音。桃干杏核，不过"指桑骂槐"。但桃对杏，干对核，皮对肉，脸对头，捣对出，鬼对神，无论字面，还是内涵，都对得上，不能不承认是"工对"。
冯桂林主编的《中国名城汉俗大观》中收集了不少这样的对子，比如"坐冷板凳"对"钻热被窝"。一个人不被重用，就叫"坐冷板凳"；而要想改变处境，就得"钻热被窝"（巴结上司）。一冷一热，一动一静，一硬一软，全对上了。又如"眼睛会说话"对"拳头不认人"也很妙。一个六亲不认，一个八面玲珑，一个愣得不能再愣，一个精得不能再精，放在一起，对比十分鲜明。此外，如"脚面上支锅"（暂时安定）对"眼睛里出火"（看人眼红），"屁股上戴眼镜"（背光）对"喉咙里挂灯笼"（贪吃），都堪称绝妙；"推开窗子说亮话"对"站在楼上唱高腔"，"巧姐难炊无米粥"对"老娘不是省油灯"，也很好玩。俏皮话说到这个份上，就不是俗而是雅了。
事实上雅与俗，不过一步之遥。问题是要有那份雅兴。如果有雅兴，其他方言也可以对出对子来的。比如广州话"丢眼角"就可以对上海活"吊膀子"，广州话"卖生藕"也可以对上诲话"吃豆腐"。"丟眼角"就是飞媚眼，送秋波。"吊膀子"则是调情，骗女人，可不正好是一对？"卖生藕"对"吃豆腐"也很妙。前者是女人卖弄风情，后者是男人心怀不轨。女人把自己白搬的肉体当生藕卖，男人把女人白嫩的肉体当豆腐吃，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配在一起，倒也"相得益彰"。
不过上海人和广州人大约都没有这份雅兴。这是两个商业气很浓的城市，更看重的是经济实惠，而不是诗情画意。有一些词，虽然并无什么诗意，但在广州和上海使用频率却很高，比如"捞"和"轧"。广州人喜欢说"捞"。谋生、混日子、闯江湖叫"捞世界"；从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下手，或者从不起眼的事情中获得很大的好处或利益，叫"捞静水"；得到了好处或利益，或者获得了成功，完成了任务，叫"捞鸡"；发迹、高升、飞黄腾达，叫"捞起"；没什么正当职业，专靠坑蒙拐骗过日子的人叫"捞家"；而出卖色相的女人就叫做"捞女"。反正世界是只大砂煲，就看你会"捞"不会"捞"。
上海人喜欢说"轧"。交朋友叫"轧朋友"，凑熱闹叫"轧闹猛"，看风头叫"轧苗头"，插一手叫"轧一脚"，婚外同居叫"轧姘头"，而受气吃瘪则叫"吃轧头"。"轧"也好，"捞"也好，在我们看来都不怎么好听，也不怎么雅，--一个让人想到伸出手去抓，一个让人想到开着车去碾，但广州人和上海人似乎无所谓。
广州话中还有两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揾和抵。揾是找的意思。觅食、谋生、找活路，叫揾食、揾钱、揾米路；宰客、骗人、讨便宜则叫揾丁、揾笨、揾老衬。抵指有价值的意思。到酒楼美餐，吃得大快朵颐，叫"抵食"；到商场购物，买得称心如意，叫"抵买"；到歌舞厅夜总会娱乐中心潇洒一回，玩得兴高采烈，叫"抵玩"。顾客满意，老板开心，看着大把的票子进账，心里暗叫"抵赚"。会赚钱的也会花钱，会花钱的多半也会赚钱，这就叫"抵手"（能干、有本事）。如果没有赚钱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毙，大约也就只好叫"抵穷"（活该受穷）乃至"抵死"（该死）了。反正一件事情做不做，要看"抵唔抵"（值不值）。抵，就做；唔抵，就不做。像北京人那样"侃"（侃大山），像成都人那样"摆"（摆龙门阵），大约"唔抵"，那就算了吧！
当然，广州人也要"倾"（倾偈），也要"叹"（叹世界）。否则，就不会有"一盅两件叹早茶"的说法。叹，在粤语中是"享受"的意思。清早起来，在街上溜达溜达，然后走进酒楼，挑一张桌子坐定，即有小姐来上茶。再随便要一两样点心，便可以边吃边聊直到早茶收档，可真的称得上是"叹世界"（享清福）啊！
广州人要"叹早茶"，上海人要"孵茶馆"，但他们不会像成都人那样把茶馆当作"民间政协"，也不会像北京人那样把侃大山当作一种"事业"甚至"职业"（比如说相声）。他们的"叹世界"也好，"小乐惠"也好，也比北京人的"找乐子"更多物质生活享受的成分。北京人的"找乐"，更多的是因物质生活不足而到精神领域去"找补"，因此很容易发展为"贫嘴"。可见同为"世俗"，各地也不完全相同。说起话来，自然就风格各异。关于这一点，我在《读城记》一书中已讲得够多，再写就成"捣糨糊"了，还是就此打住吧！
后记
我不是专门研究方言的，只能算是一个对方言感兴趣的人。打小我就爱琢磨方言。先是随父母离开家乡，住在一个九省通衢的城市里，后来又外出谋生，居无定所，学无恒业，走南闯北的，也就有了些"积累"。和人说不上三句话，就想猜人家是哪里人。猜对了自然洋洋得意，有时还要冒充人家的老乡。猜错和露馅的时候也多。为了改正错误，提高命中率，就得更加留意。久而久之，也就知道了一些方言的事。
就凭这么一点本钱，也要写方言的书，那叫自不量力。如果不是林爱莲文士的再三敦促，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即便如此，我也不指望它能有多深的研究和多新的见解。我所做和能做的，只不过帮语言学家们做一点普及工作，捎带着发表些许一孔之见。如果诸君觉得它还算有趣，可以聊供休闲度日打发时光，就很不错。倘若间或还能有点收获，那就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了。
本书的主要参考文献有：王力《汉语史稿》，陈原《社会语言学》，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李如龙《福建方言》，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以及各类方言词典。谨此向各位前辈先贤致谢，并感谢上海文化出版社各位同仁的信任和支持。
此记。
易中天
2001年2月20日
本书付梓之前，承蒙李如龙先生百忙之中拨冗看过，多有指导和正谬，谨此再致谢忱！
易中天
2001年l0月8日又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