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些外国有中国没有的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叫。最便当的办法,自然是人家怎么叫咱们也怎么叫。这就是音译。但那时还没有汉语拼音,便只好找些读音相近的汉字来对付。这种办法,近现代也要用的,比如咖啡(coffee)、可可(cocoa)、坦克(tank)、苏打(soda)、沙龙(salon)、逻辑(logis)。苜蓿和葡萄也是。苜蓿和葡萄都来自大宛语,在伊朗语中分别是buksuk和budawa,读起来差不多。
我们老祖宗做事,是相当认真的。虽说不过是音译,也不肯胡乱找些字来凑合,总希望不但听起来像那么回事,看起来也得有那么一点意思才好。比如葡萄原本翻译为蒲桃或蒲陶,后来几经斟酌,还是写成葡萄。因为葡萄既不是蒲(香蒲、昌蒲或蒲柳),也不是桃,更不是陶。写成葡萄,不但不会闹误会,而且还直有一嘟噜一嘟噜的感觉。
这也是中文翻译的一贯精神:信、雅、达。所以,用"可口可乐"译cocacola,用"伟哥"译vigra,便被称为"神译"。其实,雷达(radar)和模特(model)也是译得很传神的。雷达,像雷电一样迅速传达;模特,模样既好,又很独特。
不过古人的困难比我们大。可用之字既少,新鲜事物又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好摸着石头过河。比如苜蓿就曾翻译为牧宿和目宿,琥珀则曾翻译为虎魄。但苜蓿毕竟不是放牧时睡觉或看得见的宿营地,琥珀也不是老虎的魂魄。译为牧宿、目宿、虎魄,怎么看怎么不对劲。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发明出新字来表示。除"琥"宇古已有之外(琥是古代的一种礼器,即琥璜;或信物,即虎符),珀、苜、蓿,都是专门为此发明的。后来,但凡松柏树脂的化石都叫珀,如腊珀、金珀、明珀、水珀、花珀,只有红的才叫琥珀。
最妙的是"佛"。前面说过,中国原本是没有佛的。所以佛教刚传入中国时,Buddha一词的译法也五花八门。没驮、勃驮、浮屠、浮图、佛图、佛陀,不一而足。最后选定了佛陀,简称为佛。因为没驮、勃驮实在怪异,让人看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浮屠、浮图也容易产生歧义。当然,也可以意译为"觉者",但总觉得不过瘾。既不崇高,又没有神秘感。想来想去,还是佛陀好。佛的本义是仿佛,即所谓"见不审也"。像释迦牟尼佛祖这样的人,我们自然看不真切,惚兮恍兮,高深莫测。再说,佛这个字也妙不可言,既是人(有单人旁),又不是人(弗人),正好用来表示那悟得了无上正等正觉的非凡的人。何况鬼、神、仙、佛并列,也很整齐。所以。用佛来译Buddha,也是"神译"。
比佛低一等的是菩萨。但这是中国人的说法。在原始佛教中,它本是释迦牟尼修行尚未成佛时的称号,全称是菩提萨埵,即梵文Budhisttva的音译。其中,菩提(Budhi)即断绝烦恼成就涅槃的智慧和觉悟,萨埵(Sattva)即心系众生,不但自己修成正果,还要救万民于水火。所以,一个人,如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就会被称作"活菩萨"或"菩萨心肠"。菩萨低眉,金刚怒目,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佛家的世界很是丰富。
阎罗也是音泽,而且和菩萨一样,都是偷工减料,省掉了两个宇,全称则是阎魔罗阇(Yanaraja)。菩提萨埵简称为菩萨,阎魔罗阇简称为阎罗,并不光是为了省事,也是为了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你看菩萨和菩提萨埵相比,阎罗和阎魔罗阇相比,是不是更有中国味儿?至于邬波驮耶(Upadhyaya)译为和尚,比丘尼(Bhlksuni)称作尼姑,就更是中国化。事实上菩萨、阎罗也好,和尚、尼姑也好,不但读音全变,意思也不尽相同,早就变成中国的名词,异国情调已经没有多少了。
这可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
五、东边日出西边雨
日本人的本事也不小。
日本人是很能学习和吸取外来文化的。当年,他们跑到中国来,学了不少东西去,连文字都是从中国进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以西洋为师,一大堆先前闻所未闻的新名词涌入日本,颇有些应接不暇。他们的办法,是用从中国借来的汉字去对付。反正借一回是借,借两回也是借,一客不烦二主,干脆一借到底。
具体说来,方式又有好几种。
最便当的方式当然是用现成的汉语词汇来意译,比如文化(culture)、文明(civilization)、革命(revolution)、经济(economics)。这些词,中国老早就有,但意思不同或不完全相同。比如文化的意思是文治教化。西汉刘向《说苑》的《指武》篇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那意思是说,咱们是"礼义之邦",从来不兴随便动武的。先用"文"(文明)去"化"(教化)你,要是"化"了几回还是老样子,不肯改过来,那就別怪我不客气了。显然,这里说的"文化",就有些"和平演变"的意思,和现在所谓"文化"满不是一回事。此外,文明的原意是文采光明,经济的原意是经世济民,革命的原意是变革天命,也就是改朝换代,即《周易》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和现在的意思不一样。
如果没有现成的词汇,日本人就会用汉字造一个出来,比如历史(history)、辩证法(dialect)、共产主义(communism)。这些字都是中国有的,这些词却是日本人造的。科学、原则、政策、单位、对象、条件、成分、关系、系统、意识、观念、概念、目的、意图、代表、前提、现象、背景、现实等等也是。日本人不但造词,还造字,比如"癌"和"腺"就是日本人造的。还有呎(英尺)、粍(毫米)、浬(海里)、瓩(千瓦)也是。
这几种方法,日本人在搞翻译时,是综合运用的。比如汉语中原本有"精神"这个词,意思是精气和神明,那就用来翻译spirit好了。但与spirit相对的matter却没有现成的汉语词汇可用,便发明一个"物质"。此外,相对与绝对、具体与抽象,也如此。相对和具体这两个词,是中国原有的,本义是"相向而对"和"具有全体"。absolute既然和"相对"(相向而对)相反,自然是"绝对"(绝无所对)。照此逻辑,则与"具体"相对的,就应该是"抽体",怎么是"抽象"呢?原来,日本人已先把concrete翻译为"具象"了。其实,抽象和具象,我们也仍在使用,只不过主要用于美术领域罢了。
老实说,接触西方文化,日本人也未必就比我们早,态度却要积极得多。为了富国强兵,他们甚至主张吃面包喝牛奶,和洋人通婚。引进些西洋名词,自然更是不在话下。于是,等到中国人也要引进时,日本人已经翻译过了。那就省点事,照抄过来,免得再费"精神"。早年《海国图志》(这本书是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的)中翻译过的那些名词,则只剩下地球、赤道、公司、螺丝钉几种。
日本人并不光是用汉字倣翻译,也用汉字搞创造。希望、场合、方针、权威、支部、宗教、派出所、处女作、化妆品等等,还有取缔、引渡、见习、手续,也都是日本人的发明创造,现在中国人用起来也都得心应手。日本人从中国人这里学去了汉字,又用这汉字造了词来供中国人使用,可真有点"出口转内销"的味道;而中国人既从日本"进口"辩证法(西文日译),又从日本"进口"派出所(汉字日文),则是地地道道的"东扯西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