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头号教书匠（3）
孔子的学生和粉丝这样多，他“招生”的时候有选择、有条件吗？或者说，孔门之中，有“准入制度”或“准入标准”吗？
许多人认为没有。因为孔子有两句名言，一句叫“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还有一句叫“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束脩，就是十条干肉。因此，不少人认为，只要交十条干肉，就能成为孔子的学生。身份地位、地域种族等等，都不是问题。后面这一点，差不多也是学术界的共识。比如杨伯峻先生就把“有教无类”这句话，翻译为“人人我都教育，没有区别”。李泽厚先生也把这句话翻译为“教学生不要分类别”，而且认为孔子能打破族类界限，实乃“重大进步”。
其实这里面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首先，束脩，或者十条干肉，是见面礼，不是学费。而且，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听先师吴林伯先生说，束脩一语双关，还表示愿意接受约束和修理。显然，条件也还是有一点的，那就是要表示拜师的诚意。何况有所教诲，也不一定就是收为学生。回答他一些问题，也可以说是“吾未尝无诲焉”嘛！
其次，“有教无类”也未必是“无类而教”，即不分类别（身份地位、地域种族）地进行教育。实际上，要弄清楚什么叫“有教无类”，得先弄清楚“有A无B”这种句式。这种句式在汉语中有四种意思：一，只有A，没有B，比如有勇无谋、有名无实；二，有A，没有非A（B），比如有增无减、有过之无不及；三，既有A又没有A，比如有意无意、有一搭没一搭；四，如果有A，就没有B，比如有备无患、有恃无恐。“有教无类”属于哪一种呢？第一种不对。因为教与类不像勇与谋、名与实，是矛盾对立的两面。第二种也不对，理由同上。第三种更不对。能选择的，只有第四种，即“有A则无B”。比方说，有备则无患，有恃则无恐。同样，有教则无类。所谓“有教则无类”，就是说，人，原本是“有类”的。比如有的智，有的愚；有的贤，有的不肖。但通过教育，却可以消除这些差别。这就叫“有教则无类”，简称“有教无类”。可见“有教无类”是教育的结果，不是前提。这个观点，是谢质彬先生在1989年第11期《文史知识》提出来的，我同意。
通过教育来消除差别，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构想。因此，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一点也不过分。可惜孔子并不能把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都予以消除，这事他一个人做不了。他能做到的，也就是教好自己的学生。
于是我们要问：孔子招学生，都教些什么，又怎么教？
孔子的教学，有四教、四科之类的说法。四教，就是“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也就是历代文献（文）、社会实践（行）、道德修养（忠）、行为准则（信）。四科，则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论语·先进》）。文学不是诗歌、小说、散文，是熟悉文献；言语，则是能言善辩。德行和政事就不用解释了。总之孔子的学问，一是道德，二是政治。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国计民生、通商贸易，他都不关心。这是孔子的局限。
所以孔子教学生，主要也就两条：一是做官，二是做人。怎么教？主要也是两条：一是答问，二是讨论。答问的记录，《论语》中有很多。问孔子的人，有学生，也有别人。问的问题，也主要是做官和做人。我统计了一下，《论语》书中，孔子回答得最多的问题，是政治（包括做官、事君、为政），19次。其次是问对某个人的评价，12次。再次是问仁，9次。又再次是问礼，5次；问孝，3次；问君子，3次；问士，2次。其余，如问友、问知、问明、问达、问行、问好恶、问做人、问成人，也都可以归入问仁问孝一类。有人问过军事，孔子的回答是他不懂，没学过（《论语·卫灵公》），也有人问过鬼神，孔子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这两个答案，都等于拒绝回答。拒绝回答当然也是回答。答案就是：这些问题我没兴趣。感兴趣的，只有政治学和伦理学。
四 头号教书匠（4）
其实即便是问文学，孔门师生也能扯到政治伦理上去。比如子夏向孔子问诗，两个人之间的问答就让人摸不着头脑。子夏，就是卜商，生于公元前507年，比孔子小四十四岁，“黄埔三期”的，也是孔子的重要学生之一。据《论语·八佾》，有一次子夏问：《诗经》上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什么意思呀（何谓也）？这话的前两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见于《诗经·卫风·硕人》。倩，笑容美好的样子；盼，眼睛明朗的样子。“素以为绚兮”是逸诗，杨伯峻先生翻译为“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可以商量。其实“素以为绚”是倒装句，即“以素为绚”，因此应该翻译为“以本色为美”。也就是说，这三句诗的意思是：笑容甜甜的，眼睛亮亮的，最本色的，就是最美丽的呀！
这个意思实在是很清楚，子夏为什么还要问？显然，他是要“举一反三”。于是孔子回答“绘事后素”。绘事，就是画画；后素，就是“后于素”。也就是说，画画，要先用白颜色打底子，然后才能画花纹。这就已经是由此及彼，说开去了。谁知子夏竟大受启发，高兴地问：“礼后乎？”什么叫“礼后乎”？就是说，礼，也像绘画的花纹一样，要放在打底子的后面吧？孔子一听，喜出望外地说：阿商呀阿商，启发我的人就是你呀（起予者商也），我可以和你讨论诗了（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在孔子看来，礼乐也是要先打底子的。拿什么打底子？仁。仁爱或者仁义，就是礼乐的底子。仁为礼乐之本，当然要先仁义而后礼乐。这就叫“礼后”，或者说“仁先礼后”。
不过这样一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句话的本意就变了，不再是“以本色为美”，而是“以本色为底”。所以杨伯峻先生的翻译，虽未必是诗的原意，却符合孔子的想法。曲解诗意的，不是杨先生，倒是孔夫子。那么，是孔子不懂诗吗？不是。他是故意曲解，也就是要借古人的话，说自己的事。原意不原意，曲解不曲解，严谨不严谨，他可不管。现在许多人都主张“我注六经”，痛恨“六经注我”，却不知道孔夫子恰恰是这种做法的老祖宗。当然，这样做，对不对，好不好，也可以另案讨论。至少我个人认为，在讲解经典的时候，还是先弄清原意，再发表看法为好。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批评孔子。孔子的“曲解诗意”，其实是不怎么好批评的。为什么呢？环境不同，目的不同，想法也不同。孔子和子夏谈诗，并不是做研究，而是讲道理。他的这堂课，也不叫“诗经研究”。子夏问，孔子答，目的都不在诗之中，而在诗之外。诗的本意，也就并不重要。只不过这个弯，也实在转得太大了一点，让我们看得一头雾水。但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孔子教学的方式：一是启发式，二是讨论式。
实际上，孔子也经常和他的学生讨论问题。据《论语·先进》，有一次（李零先生认为是在孔子六十岁以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个人陪孔子坐着。子路和冉有，前面介绍过了。曾皙，名点，字子皙，生卒不详，大约比孔子小二十多岁。他是曾子（曾参）的父亲，为人比较“另类”，喜欢吃一种名叫“羊枣”的小柿子。公西华，名赤，字子华，生于公元前509年，比孔子小四十二岁。他们四个人陪孔子坐，是按年龄来排序的。小九岁的子路第一，曾皙第二，小二十九岁的冉有第三，公西华最后。
坐定之后，孔子就说：“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这话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解释，就是我不过比你们大几岁，你们不要有顾虑。这是营造谈话氛围，很值得我们当老师的和做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学习。接着孔子问：你们平时总说别人不了解自己（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果有人了解，你们想干什么（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这就是要讨论了。于是，子路想也不想就回答说（率尔而对曰）：一个有千乘战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外有强敌，内有饥荒。如果交给我去治理，三年之内，就能让国民人人有勇气，个个懂道理（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当时的制度，是以一千乘战车为一军。天子六军，大国三军，中国二军，小国一军。一个有千乘战车的国家，是个小国。子路打算去治理一个小国，志向不能说很大，也不能说很小。
子路说完，孔子就笑了（哂之）。哂，有两个意思。一是微笑，二是讥笑。孔子是微笑还是讥笑？回头再说，反正孔子笑了。又问冉有：阿求，你怎么样？冉有说：纵横六七十，或者五六十里的地方，我去治理，三年之内，可以解决温饱（可使足民）。至于建设精神文明的事，就得另请高明（如其礼乐，以俟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