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而优则仕（4）
这当然也不错。但如果做不到呢？首选什么？做官。在孔子看来，做官是最重要的，不做官则是可耻的。为什么最重要呢？因为做官是读书的目的。为什么不做官可耻呢？因为只有做官，才是士人和君子的正当职业；也只有通过做官赚的钱，才是士人和君子的正当收入。要知道，士人和君子也是人，他们也要谋生，要吃饭，要有钱用。钱从哪里来？非由天降，非由地生，只能去做官。种地是不行的，孔子瞧不起那些“鄙事”。孔子有个学生，就为这事很不讨老师喜欢。这个学生叫樊须，字子迟，所以又叫樊迟，比孔子小三十六岁，也是“黄埔三期”。此人不知哪根筋搭错，居然提出要学习种粮。孔子说，这事我不如老粮农（吾不如老农）。又提出学习种菜。孔子说，这事我不如老菜农（吾不如老圃）。樊迟一走，孔子就大骂这学生，说是“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显然，在孔子看来，干农活，当工匠，做生意，都不如读书做官。读书做官的是君子，其他都是小人。
咦，这就奇怪！孔子不是说过，他自己少年时代也“多能鄙事”吗？怎么又蔑视农工商了？对不起，“多能鄙事”那是过去。过去，孔子是“小人”，甚至是“贱人”。为了“谋生”，不能不干些“下贱活”。这些“下贱活”，也曾经让他从中受益。这一点，他也承认。但现在，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是“君子”了。“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谋心不谋生”，岂能再去种粮种菜，挑个小担儿卖红薯？何况孔子还有一个观点，叫做“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也就是过去的事情不能纠缠，要紧的是面向未来。未来是什么？做官！做官！做官！
由此可见，孔子主张士人和君子做官，就像现在的国企改革一样，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往政界去。钱从哪里来？从俸禄来。所以必须做官。为了做官，孔子曾经放言，说是如果有人用他来治国或者齐家，则“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期，音基。从今年这个月到明年这个月，叫“期月”，也就是整整一年。孔子的意思很清楚，只要让我做官，保证“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获成功”，简直就像现在的某些医药广告。
孔子还为自己的学生做宣传。据《论语·雍也》，有一次，鲁国大夫季康子向孔子征求意见，问他的学生谁可以出来做官。季康子先问子路，再问子贡，再问冉有。子路和子贡，前面说过了，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冉有。冉有，名求，字子有，生于公元前522年，比孔子小二十九岁，“黄埔二期”的。他也是孔子的重要学生，特点是行政能力强，还善于理财，最适合做财政部长。孔子的回答，是他们三个都不成问题。子路果敢决断（由也果），子贡通情达理（赐也达），冉求多才多艺（求也艺）。从政治国，绰绰有余，做个官算得了什么呢（于从政乎何有）？可见，只要有机会，他不但推销自己，也推销学生。
好家伙，这就简直是“官迷心窍”了。自己想做官，也主张学生做官，还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当年批判他“读书做官论”，不算冤枉。
那么，孔子是“官迷”吗？
二 学而优则仕（5）
不是。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孔子虽然很想从政，准备从政，急于从政，却并非见官就拜，是官就做。孔子做官，是有原则、有底线的，这就是必须“邦有道”，也就是政治清明。孔子说得很清楚：“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谷，就是官员的俸禄。古代以谷米为俸禄，相当于现在的工资、薪水。所以这话的意思就是：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出来做官。国家政治黑暗，也做官领薪水，就可耻。孔子又说：“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这意思也很明白。天下太平，就出来工作（见）；不太平，就当隐士（隐）。国家政治清明，你还穷兮兮、赖兮兮的，没有财富（贫）也没有地位（贱），可耻！国家政治黑暗，你却荣华富贵，飞黄腾达，更可耻！
这样一说，我们就清楚了。出不出来做官，要看政治状况。为什么要看政治状况？因为政治状况不好，理想不能实现，自身也不安全。所以，在孔子那里，做官是重要的，却不是唯一的。这是孔子的第一条原则。
第二条原则，就是你再想做官，再想赚钱，再想富贵，也必须“取之有道”，不能采取不正当手段。在《论语·里仁》，孔子说，发财和做官（富与贵），这是人人都希望的（是人之所欲也）。但如果必须采取不正当手段去得到（不以其道得之），君子就宁肯不要（不处也）。贫穷和卑贱（贫与贱），这是人人都厌恶的（是人之所恶也）。但如果必须采取不正当手段去躲避（不以其道得之），君子就宁肯不躲（不去也）。这里的第二个“不以其道得之”好像有点问题，杨伯峻先生认为应该是“不以其道去之”。这个也不必去管他，反正孔子的意思就是，追求富贵也好，躲避贫贱也好，都必须采取正当手段。
孔子这段话很重要，也很有意思。他虽然强调“道”，却也不回避“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但“不以其道得之”，则“不处”、“不去”。这可真是既坚持原则，又实话实说，不唱高调，可谓“真君子”！可惜后世许多人，却只承认后半截，不承认前半截；或者只强调后半截，不强调前半截。这是不全面的，也不是孔子的原意，更不是孔子的理想。孔子的理想，是天下有道，读书做官，富贵荣华。身处乱世，隐居民间，安贫乐道，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士之为士，就是要做事。不做事，又何以为士？既然做了事，则富也好贵也罢，又有什么不能要的？至于世道不好，做不了官，那只能怪运气。想，还是可以想的。当然，不想，也是每个人的自由。当真不想的，是“真隐士”。最怕的是心里特想，嘴上又不承认。这是什么？是“伪君子”。
伪君子是孔子不喜欢、不赞成的，我们也不喜欢、不赞成。
现在我们知道孔子为什么想做官了。一是为了实施政治蓝图，二是为了实践学术主张，三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这才有他所谓的“读书做官论”。问题是，做官并不容易，得会才行。不会，也白说。
那么，孔子他会做吗？
三 君子固穷（1）
现在看来，孔子大约也是会做官的。对于这件事，他是“三有一懂得”，即有准备，有想法，有策略，懂政治。我们读《论语》，会发现多次有人问政，孔子都有回答。比如《论语·颜渊》，就有子贡问政，子张问政，齐景公问政，季康子问政；《论语·子路》，则有子路问政，仲弓问政，子夏问政，叶公问政。问政的人，有执政者，也有学生，孔子都对答如流，留下了许多治国的名言，比如“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比如“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等等，都是。可以说，孔子为他的从政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是“时刻准备着”。
孔子也有想法。为了这些想法，子路还顶撞过孔子。这事可能发生在卫出公五年（公元前488年），即孔子六十四岁、子路五十五岁那年。这年，卫国的国君卫出公准备聘用孔子。据《论语·子路》，子路听说后，就去问他老师：卫君正等着先生去实现政治主张（卫君待子而为政），先生的第一件事准备干什么（子将奚先）？孔子说：那一定是“正名”吧（必也正名乎）！子路马上就表示不以为然。子路说：先生真有这想法吗（有是哉）？那也太迂腐了吧（子之迂也）！干嘛非得正名（奚其正）？孔子一听，勃然大怒说：仲由！你也太野蛮、太粗鲁、太放肆了（野哉由也）！一个君子，对自己不懂的事情，是应该保持沉默的（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你怎么信口开河！
看来，至少从子路开始，说直话的就不讨人喜欢。于是六十四岁的先生，就开始教训他五十五岁的学生。孔子告诉子路，正名是极其重要的。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畅（名不正，则言不顺）；言语不顺畅，事情就不能成功（言不顺，则事不成）；事情不成功，礼乐就不能复兴（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复兴，刑罚就不能得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孔子的意思也很清楚：正名，难道是小事？
正名为什么重要？因为这是孔子的施政纲领，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什么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名分”来做人做事。这就先要“正名”。正了名，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应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都守规矩，不胡来，社会就有序，天下就太平。所以孔子对子路说，规定了一种名分，就一定有他的道理，而且能说出来；说出了这个道理，也就一定能够做到。这就叫“名之必可言”而“言之必可行”（《论语·子路》）。
那么，孔子在卫国正名了吗？如果正了名，他成功了吗？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孔子在卫国只呆了四年，卫出公九年（公元前484年）时就离开了。据《左传·哀公十一年》，当时孔子是一言不合，叫人套上车子就走（退，命驾而行）。走的时候还说：鸟是可以选择树的，树还能选择鸟吗（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看来他是碰了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