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是这样的人，他的学问也不是这样的学问。这当然因为他少年贫贱，多能鄙事；又学无常师，自学成才。但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学问要有用。用在哪里？官场，社会。为什么？因为孔子的学问，主要是关于政治和伦理的。政治的要用于官场，伦理的要用于社会。没有用，也等于白搭。
那么，他用上了吗？
二 学而优则仕（1）
孔子的学问要想用得上，只有一条路：做官。
孔子想做官吗？想。有多想？跃跃欲试，蠢蠢欲动，急不可待。据《论语·子罕》，有一次，还是前面说到的那个学生──子贡，忽然问他的老师：如果这里有一块美玉（有美玉于斯），咱们是把它藏起来呢（韫椟而藏诸），还是找个合适的人卖了呢（求善贾而沽诸）？前面说过，子贡这人，很会做生意，是孔门弟子中唯一的大商人。孔子周游列国，据说就是他赞助的（当然只是据说）。现在时兴讲儒商，子贡便可算作祖师爷。因为他又有学问又有钱，还有官衔，是儒商中的顶级儒商。在商言商，所以子贡会有这话。
不过，孔门师生之间的对话，往往不能就事论事，只做字面理解。比如据《论语·学而》，有一次，还是子贡，问他老师：“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谄，就是低三下四，讨好巴结；骄，就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所谓“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就是说，穷不傍大款，阔不耍大牌，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但不如贫穷却快乐，富有也好礼（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又问：《诗经》上说，要像对待象牙一样，仔仔细细地切磋（如切如磋）；要像对待玉石一样，仔仔细细地琢磨（如琢如磨）。是这个意思吧（其斯之谓与）？孔子一听，十分高兴地说，阿赐呀阿赐，我可以和你谈诗了（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诉你前面的，就知道后面的（告诸往而知来者）。
这话听得我们一头雾水，这都是哪跟哪呀？原来，孔子的说法，确实比子贡的境界高。“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只是避免了“不应该”；“贫而乐，富而好礼”，却是提出了“该怎么样”。前者是对别人，后者是对自己。前者易，后者难；前者要求低，后者要求高。因此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精益求精。从前者到后者，是精益求精；从子贡到孔子，也是精益求精。子贡浮想联翩，举一反三，悟出了这个道理，所以孔子夸他。
孔门师生之间的对话既然像打哑谜，不能就事论事，则子贡前面说的话，也就不是要做买卖，而是在打比方。子贡的问题很清楚：一个人才，一个士（美玉），是应该隐居呢（韫椟而藏诸），还是应该从政（求善贾而沽诸）？这个意思，孔子当然懂，便飞快地说：卖了吧，卖了吧（沽之哉，沽之哉）！我这正等着卖呢（我待贾者也）！
这里的问题是“贾”。贾，音古，商人的意思；也通价，价钱的意思。如果是后者，则孔子的“待贾”，就要读作“待价”，也就是在等好价钱。事实上“待价而沽”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但我更赞成许多学者的观点，所谓“待贾”，是在等好买主，即子贡说的“善贾”，也就是识货的人。当然，“善贾”也可以读如“善价”，即理解为好价钱。不过，宝刀赠烈士，货卖与识家。对于孔子来说，“识货”恐怕还是比“价高”重要。这当然也可以讨论，但不管怎么说，孔子一口气说了两个“沽之哉”，他急于从政的心情，已是跃然纸上。孔子既然都在“待贾”，则后世的读书人如果“待贾”，也不丢人。说他们“待贾”，也无贬意。认为“待价而沽”不清高，庸俗，其实是后世腐儒的看法，虚伪得很。
二 学而优则仕（2）
孔子的急于从政，还惹得他另一个学生不高兴。这个学生就是子路。子路就是仲由，子路是他的字，也叫季路（季是排行）。子路生于公元前542年，卒于公元前480年，比孔子小九岁。他是孔门中的老前辈，不但年龄大，而且辈分高。据李零先生考证，孔子三十五岁以前居鲁时，子路就跟了孔子，是“黄埔一期”。他在《论语》一书中出现的次数最多，其次是子贡，再次是颜回和子夏。实际上孔门弟子中最重要的也是这四个人。颜回是“学习标兵”，子夏是“文化传人”，子贡是“造圣运动”的领袖，但他们的辈分都比子路低。颜回和子贡是“黄埔二期”（孔子自齐返鲁后招收的学生），子夏是“黄埔三期”（孔子周游列国时招收的学生）。子路，实在要算作孔门弟子中的大师兄。
子路追随孔子时间最长，挨骂也最多。孔子对他，不仅是骂，而且常常是痛骂。倒不是孔子不喜欢子路，而是子路的脾气太坏。他这个人，用北京话说，叫“浑不吝”，也就是性子急，胆子大，脾气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水里火里不回头，是头犟牛。李零先生说他像李逵，有道理。李逵是什么样的呢？口无遮拦，经常挨骂。子路就是这样。他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老师不老师的，他可不管，非说不可。
现在就来看孔子怎么惹得子路不高兴。据《论语·阳货》，孔子曾经有过两次被人招聘做官的机会，一次是在公元前501年，另一次是在公元前490年。但是，这两次招聘都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招聘者是叛军。公元前501年那一次，是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公山弗扰盘踞费邑谋反；公元前490年这一次，则是晋国赵简子的家臣佛肸（音毕西）盘踞中牟反赵。这两次，都是家臣反叛大夫，典型的犯上作乱，而孔子居然两次都想去（子欲往）。子路就不高兴了。子路这人直呀！一不高兴，那表情就明明白白写在了脸上，《论语》的说法是“子路不说”（说，就是悦）。其实岂止是不悦，子路还有话说，而且话说得很难听。
子路说什么呢？第一次，子路说：没有地方去（末之也），也就算了（已），为什么一定要去那种人那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第二次，子路的话就更不客气。子路说：过去，仲由曾经听先生说过（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出尔反尔当叛徒做坏事的人（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是不到他那里去的（君子不入也）。现在那家伙阴谋叛乱（以中牟畔），先生却要去帮他，请问怎么解释（如之何）？
这话问得一针见血，不要说孔子不好回答，就连我们这些旁观者，也替他老人家捏一把汗。于是后来那些尊孔的，就来帮孔子打圆场。有人说，孔子哪里是真想去？不过考验试探学生罢了。也有人说，孔子答应去，是因为心软、厚道，打算去了以后帮他们改邪归正。还有人说，帮助家臣反叛大夫，也就间接地帮助了诸侯，等于以毒攻毒。所以孔子虽然并不想去，却也不拒绝。子路浅薄，哪里懂得夫子的深意。
这就是曲意回护了。即便孔夫子，也未必领他们的情，因为孔子自己有回答。其实子路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前面说过，孔子是一个学人。照现在的理解，一个学人，就该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做学问，为什么要到处乱跑，又为什么那么想做官呢？
二 学而优则仕（3）
且看孔子如何回答。
第一次，孔子回答说：他们招聘我，难道是白招吗（夫招我者，而岂徒哉）？答案不言而喻：不能白招。怎么个不白招呢？讲条件。怎样讲条件呢？你要用我，就得依我的主张。依了孔子的主张又怎么样呢？孔子说，如果他们真的用我，我就把那个地方变成东周（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后面我们还要讲到，回到东周，正是孔子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做出的设计。可惜，这个设计，一直没有机会去实施。现在机会来了，能不抓住吗？
这就是孔子急于做官的第一个原因：实施政治蓝图。
然而孔子的这个说法，好像并没有说服子路。第二次，子路的质疑更加激烈，简直等于指责孔子言行不一。孔子这回也急眼了。他说：不错，我是说过“君子不入”这样的话（然，有是言也）。可是，真正坚固的东西，磨也磨不薄（不曰坚乎，磨而不磷）；真正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这意思也很清楚：我这回是到坏人那里去。但是，像我这样真正的好人，难道就会跟着变坏了吗？这当然也讲得通。不过，这只是回答了能不能去的问题，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去。不错，真正的好人，到了坏人那里也不会变坏。但是，你又何必要去呢？要知道，坏人并没有拿着刀子逼你去呀，就算不能严词拒绝，至少也能婉言谢绝吧！这就让子路想不通。于是孔子又进一步解释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这里说的“匏瓜”，是一种味道很苦的葫芦，只能挂着好看，不能吃。所以，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难道就中看不中用，只能挂起来做摆设吗？
妙哉此言，这才是心里话。原来，孔子是一定要被人所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孔子的学问，首先是政治学，其次是伦理学。政治学也好，伦理学也好，都要实践。不实践，一点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而且也不知道那学问是对是错。怎么实践？做官。要推行政治主张，固然要做官；要实现道德理想，同样得做官。因为只有做官，才能教育人民，敦风化俗。更何况推行政治主张也好，实现道德理想也好，都需要时间，孔子岂能不急？
这就是孔子急于做官的第二个原因：实践学术主张。
孔子急于做官，还有第三个原因：实现人生价值。孔子是什么人？或者说，是什么人的代表？士人，君子。士人是相对于庶人的，君子是相对于小人的。士人与庶人、君子与小人，有什么区别？孔子认为，士人和君子有人生价值，庶人和小人没有。所以孔子说，一个君子，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那就“难矣哉”（《论语·阳货》）。“难矣哉”是什么意思？李泽厚先生说是“难办”，李零先生说是“难受”，总之是不行。孔子还说，一个士人，如果贪图安逸（怀居），那就不配称作士，谓之“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为什么呢？就因为士人和君子有人生价值，而要实现人生价值，就必须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