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读书人，知识分子，就是有学问，知道的事情多。别人知道的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他也知道，就是不知道他自己。王朔管这些人叫“知道分子”。至于他老弟是什么分子，我们就不知道了，也许只能叫“不知道分子”吧！中国有知道分子，有不知道分子，知道自己其实无知的知识分了，好像不太多。
不知怎么，忽然想起段广告词：
乐百氏，知道不知道‘了哎呀，不就是者喱吗？哪那么简单呀！是没那么简单。
“青年必读书”质疑
有知识的人都希望别人有知识，读书人也都愿意别人读书，至少是愿意别人知道读书好。但要说“开卷有益”，不少人心里就会犯嘀咕，心想古今中外的图书汗牛充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哪能不识好歹一勺烩了？要是该读的没读不该读的读了，岂不误人子弟？最好是请那年长的、有学问的、见多识广的、一眼就能看穿是白娘子还是白骨精的，给筛选筛选，甄别甄别，定个盘子指条道，免得年轻人误入歧途，坏了自己的前程。
于是就有了“青年必读书”。
我丝毫也不怀疑导师或准导师们开列诸如此类的单子是一片好心，也绝对相信这些单子不会离谱到哪里去。毕竟有资格开书单的，即便不是什么泰山北斗吧，好歹也是高楼路灯，总归有些分量，而一个人平时说话做事哪怕再随便，这时也断然不敢马虎。因为一不小心，单子没开好，弄得舆论哗然，不但会被吊销导师或准导师的“营业执照”，没准还会背上“贻误青年”的罪名，岂是开得玩笑的事？然而可疑之处也正在这里。
为了保住自己的学术名声，为了显示自己的学术水平，为了体现书单的学术分量，也为了“百年树人”，这一“千秋大业”，导师和准导师们选择的，十有八九都是经典名著。什么《论语》啦，《孟子》啦，《史记》啦，《汉书》啦，《诗经》啦，《楚辞》啦，要不就是《古文观止》啦，《唐诗三百首》啦，再加《水浒》、《红楼》、《三国》、《西游》，或者其中的某些章节段子，总之是大家伙儿熟得不能再熟，谁都知道是好东西的东西。想想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世界上的好书那么多，总不能都罗列出来。为了保证书单的权威性，不至于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只好挑顶尖级的说。结果，挑和不挑，说与不说，没什么两样。就算导师和准导师们推荐的书目，咱们先前并不知道，这推荐仍然可疑。可疑之处就在于：你说我该读的，我就一定读得到、读得懂、读得进么？经典名著有两种：一种是历史上有地位，现在却只剩下博物馆的意义的；另一种是不但在历史上有地位，而且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如果是前一种，就没有推荐的必要。比如司马相如的那些大赋，什么《子虚》、《上林》之类，无疑算得上是经典名著，但恐怕连导师和准导师们也没读过。即便导师和准导师们读过，而且至今仍有生命力，咱们也未必就该读。因为咱们有咱们的事要做，咱们有咱们的路要走，并不都打算当导师和准导师。
可见，以是否堪称经典名著为标准，或以导师、准学师们的阅读经验为标准，都很可疑。但，不以这两条作标准，又还能有什么标准呢？没有。所以，所谓“青年必读书”，也就整个地成了一件可疑的事情。
根本的可疑之处还在于，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种书是所有人都“必读”的？我的看法是没有。有部分人必读的（比如党员必读、干部必读），没有一切人必读的。世界上的书有两种，读书，也有两种。一种是“谋生”的，一种是“谋心”的。前者讲“学以致用”，后者求“心有所安”。所以谋生的书（比如教科书）就非读不可，也可以而且应该开列“必读书目”。谋心之书则不然。为谋心而读书，只是为了能够心安理得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心安，则安，不关别人什么事。并非所有人都能自觉地意识到读书乃为谋心，但肯定有不少人并不为谋生而读书。他们读书，只不过爱书。然而，对于真正的读书人来说，爱，却远比“应该”重要。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曾有过自己的“初恋”。一个偶然的机会，为一本书所吸引，从此与书结下不解之缘。这样一种“一见钟情”，完全是在不经意中发生的，却也就“定了终身”。他或她将终身与书为伴：哪怕他或她并不教书、写书或编书，却比许多教书、写书、编书的更是读书人。因为他们有一份发自内心的爱。
爱，是不能强迫的，也是不能代替的。在真爱面前，任何说教和指点都是荒唐。所以，真正的读书人将拒绝一切自以为是的“谆谆教导”。他们宁肯像游牧民族那样，自由自在地在草原上漫游，碰到什么是什么，逮住一本读一本。如果不喜欢，就扔到一边，全然不管那些书是不是属于“必读”的范围。：这虽然很让导师和准导师们伤心叹气不以为然，但我以为，只有这样的读书，才是真正的读书；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止的读书人。
那么，导师和准导师们就当真无事可做了么？有的。如果他也是个真正的读书人，同时还是个明白人的话，他可以做也最应该做的，就是把自己对书的那份爱传达出去，让所有的人同感此爱，而不是代替别人去爱。读书有如恋爱，对象得自己找，包办是不行的。能做的顶多也就是说上这么一句：你看这些书多好看、多可爱呀，不想读读吗？这当然也要开出一系列名单，但不能叫“青年必读书”，只能叫“可爱的书”，或“我喜欢的书”。
而且，在书单的后面，最好还有一句话：
随您喜欢！
书生意气
书生意气这词，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实际上意气这玩艺，原本就不大说得清。意气风发是好的，意气用事就不好。
正如书卷气很好，书生气就不怎么好。事物总有两重性，意气也一样。
问题是，怎么一说到意气，便会想到书生呢？！大约也因为只有书生才会意气用事吧！
政治家是不能意气用事的。生意人也不行。政治家如果意气用事，其结果不是天下大乱，便是自取灭亡。生意人意气用事，则非赔个精光不可。至于在官员身边听喝，在老板手下打工，则更是闹不得意气。在田里种地，在厂里做事，多半也闹不得。算来算去，可以闹点意气的，也就是书生。因为书生一不种田，二不做工，二不经商，四不从政。即便谋生，也无非教书写书，终归是和书本打交道，没其他人那么多实际的考虑。所以，从来就没有“商人意气”、“政客"意或其他什么什么意气，只有“书生意气”。
书生也就是读书人。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叫书生。叫做书生的，似乎只有那些年纪轻轻少不更事的青年学生。老一点的，就得叫学者或是导师了。
其实学者也好，导师也好，仍是读书人。其所以云者，无非不但“知书”,而且“达理”。达什么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是文章，如此而已。可见是不是书生，不光看读不读书，也不光看年纪大小，还得看通不通世故，如果年纪一大把，仍然一点世故都不懂，那就还是书生一介。相反，如果少年老成精明练达，那就不大像是“书生”，而且也多半没什么“意气”。可见，所谓“书生意气”，就是只懂“书”，不懂“事”的意思。只懂书，不懂事，是很容易犯傻的。因为这样的人常常“认死理”。个人，一旦只认“死理“（书上讲的道理），往往就不大认得“活理”（人情世故）了。所以，一个读书人，如果在某件事上犯了傻，人们就会说他“毕竟是书生”。然而，一个读书人，又是不能没有一点“书生意气”的。读书人怎么就不能没有“书生意气”呢？因为读书的目的原本就是养气。养什么气？意气。什么是意气？意气就是真性情。“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 ”（杜甫）性情相近，也叫意气相投。性情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吗？为什么还要靠读书去养？因为真性情是很容易丧失的。功名利禄富贵荣华之类且不去说他，至少诸多的现实问题你总不能不考虑。生活是很实际的。在现实中求生存的人也不能不实际一点，何况趋利避害原是人的本能？谋生的艰难，名利的计较，时时都在消磨着我们的真性情，或以其利，或以其害，或以其“挡不住的诱惑”，或以其“顶不住的威胁”。名僵利锁，霜剑风刀，不堪重负的人一路踟蹰前行，坎坷曲折，身心交瘁，其真性情又能所剩几何？所以，别看“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一旦走进社会，往往就会换了一个人。能够保有这份“书生意气”的，其实并不太多。看来，真性情实在很难保存在现实生活中。由是之故，它便只能保存在书本中。实际上，人类之所以要有书，尤其是要有那么多哲学书和文学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灵魂有所安顿，真性情能有一个地方存放，或者能有一个时候重温。因为哪怕你为生活计，不能不把真性情遮掩起来，但，夜深人静时，你总还可以读书。
于是，书，便成了真性情的寄寓之地，而意气也得靠读书来滋养。大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吧，书便每每和剑联系在一起。“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高适）;“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温庭筠）。书生和剑客一样，都不能没有意气。剑客重然诺，轻生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侠肝义胆全凭一股气支持着。书生也一样。真正的书生，上马杀贼，下马草檄，慷慨陈词，仗义执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才叫“书生意气”，这才叫“书生本色”。
所以，一个人，如果没了真性情，就不配叫做读书人了。
同样，一本书，如果不是用真性情写的，就不是好书，甚至不能叫书，不配叫书，顶多只能叫做“伪书”。不是说读书人就高人一等，更不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是的。我要说的只是，世上不能只有读书人，也不能没有读书人。正如一个读书人，不能动不动就意气用事，但也不能一点书生意气都没有。人类是有分工的。分工不同，角色也不同。政治家有政治家的任务，生意人有生意人的作为，知识分子也该有知识分子的本色。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他的历史使命，就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以超功利的态度对社会人生进行独立的思考，并且该说话时就说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要做到这一点，又岂能没有书生意气？
因此，不要嘲笑书生意气。相反，对那些不为利害所动，不为世故所淫，也不为世俗的议论所左右，依然故我地保持着书生意气的人，我们还应该发自内心地敬重，哪怕他学问并不多，说得并不对。我坚信，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能对书生意气持有一份敬重，那就一定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强大的国家，昌盛的民族！
无聊才读书
当我接受彭程先生的邀请，为《书摘》杂志的《三家书谭》栏日写这一组文章时，忽然发现自己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读过书了。这似乎讲不过去。自已好歹也算一个读书人。论职业，亦非官非商，是个教书匠。所谓营生，无非教书写书。
教书写书的人不读书，岂非笑话？但这又是实情。教书写书当然要和书打交道，却多半不过翻书、查书、找书甚至抄书而已，也就是做笔记、查资料、找论据、核对出处。这些事，功利性、目的性太强，而且有一搭没一搭，实在算不得读书。
真正的读书却是超功利、无目的的。不拘什么时间，也不拘什么地点，甚至不拘什么书籍。床头厕间，车上树下，经典名著，武侠小说，随便拿起一本，闲闲地读开去。读到会心处，拍案叫绝；翻到困倦时，倒头便睡。这真是一种享受。这份心境，这份情趣，这份快意，而今安在哉？
问问其他朋友，情况也差不太多。经商从政的不必说。他们要赴酒宴、赶饭局、谈生意、套近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上下打点，左右斡旋，哪有闲空又哪有闲心读书？打工的，上班的，白天要拼死拼活，晚上要泡吧泡妞，要上网，要蹦迪，也没多少心思去读书。都市的空气充满欲望与诱惑，人生的道路布满危机和陷阱。人人行色匆匆，个个步履艰难，“一路上的好风景没仔细琢磨”，更遑言读书了？
读书，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
从前，我们是多么爱读书啊！“文革”中，没什么书可读，弄到一本《金光大道》或是《艳阳天》，也会有如饥似渴的感觉。要是能弄到《红岩》或《李自成》，更非得彻夜不眠不可。那时的夜很漫长。了无趣味的批判会开过以后，年轻的精力便无从宣泄，只好把手头仅有的几本小册子翻了又翻，以至于倒背如流。
这些事，现在想来，竟有恍如隔世之感。
不读书，是因为忙。读书，则是因为闲。
也就是说，无聊才读书！
人生难免无聊，也难得无聊。人这东西，命太贱。让他忙个不停，他说受不了，累死人了；当真闲下来，没什么事可做，又觉得无聊。无聊，也就是没意思。
忙的时候，顾不上有意思没意思。反正不管有没有意思，该做什么你还得做什么。闲下来，没什么非做不可的事，就得有点意思了。如果到这时还不能意思意思，那么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所以，无聊的时候，也就是人觉得应该有点意思的时候。人生是应该有意思的。不想有意思那叫“醉生梦死”,活得没意思那叫“行尸走肉”。
所以人生也难得无聊。什么叫做“有意思”？有意思，就是既有意义，又有趣味。光有趣味不行，光有意义也不行。一些枯燥无味的工作，比如数学运算，之所以被某些人（比如数学家）做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就因为他们从中做出了趣味；而许多人在看完了无聊的肥皂剧以后仍然觉得无聊，则是因为这些电视剧实在没有意义。无聊是不能靠无聊去打发的。用无聊打发无聊，只会更无聊。因为无聊并非当真没事可做（真没事可做，你总还可以去睡觉），而只是没有非做不可的事；要做事，又不是非做不可，这事就得有点意思了。也就是说，无聊就是意义和趣味的阙如。或者不如说，无聊，是意义和趣味的寻求。
这就要找点有意思的事干。
有意思的事很多。比如下棋、钓龟、看足球。这都是很有趣味又多少有些意义的事情。球场和棋盘有如战场，鱼钩的沉浮也动静有常。下棋、钓鱼、看足球，无妨看做人生的另一种体验、反思和回放，不少人常能从中悟得人生的真谛。至少，它们不会让你觉得这段闲暇的光阴是白过了。所以孔子在说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时，又跟一句：“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看来，就连他老人家，也认为下棋什么的，总比啥也不干的好。
但，最有意思的还是读书。
读书为什么是最有意思的事情呢？因为读书是既有意义又有趣味的。当然我说的是那些有意思的书现在一些人总喜欢把著作和图书简单地分成所谓“严肃”和“通俗”两类，这其实是既不科学也没道理的。在我看来，世界上的书只有两种，一种是有意思的，一种是没意思的。没意思的也有两种，一种是没意义（或者说没思想），一种是没趣味。没趣味的看不进去，没意义的看了也白看。为了某种现实的需要，比方说为了参加考试或应付检查，人们也会硬着头皮去读那些面目可憎的八股文章，但不会有人在无聊的时候读它。这时人们宁肯去读那些无聊的三流小报和通俗杂志，因为它们至少还有点趣味不过，读过之后，多半仍是无聊。实际上，没意思的东西是不会真正好看的。而一本书只要好看，就多少会有点意思，哪怕那意思并不明显。要想书有意思，首先得人有意思。也不光是写书的人要有意思，读书的人更要有意思。认真说来，世界上没有没意思的事，只有没意思的人。人没意思，再有意思的书，也读不出什么意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