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幸好我们两个人不是蜈蚣,好在我们也不是青蛙。


做正常人就好
于丹在生活中,我们不做青蛙,也不要做蜈蚣,只要做个正常人就好。
我在很多场合都被问到家庭,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关心啊。大家关心我就说一句,我可以简单地告诉大家,我对自己家庭的评价就是“很正常”。其实什么叫正常呢?比如说有老人,跟妈妈住在一起,我有丈夫,我有孩子,我想我们中国绝大部分家庭都是这样,有自己的长辈,有自己的伴侣,还有自己的孩子。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必追求一个家庭多么多么完美,这个家庭有什么什么样的传奇,实际上最朴素的东西最恒久。我孩子出生的时候修正了我一个很大的观念。其实每一个妈妈在孕育孩子的时候总在想,我希望我的孩子是最聪明的,希望我的孩子是最漂亮的,希望我的孩子是多么多么了不得,我要为我的孩子做什么,每天就像是揣着一个梦想。但是我的孩子生下来以后,带她去做各种检查,说一个孩子应该在多少公分到多少公分之间,说这个孩子正好居中,然后写上“正常”两个字。然后一个孩子什么头围啊,胸围啊,体重啊,各种东西它都有一个上限跟下限。我跟亲戚曾经讲过,生一个大胖孩子多骄傲啊!后来这孩子不算胖也不算瘦,正常。我看我的孩子的检查表格上一片“正常”的时候,当时觉得很骄傲,她是一个正常的孩子。
其实“正常”是我们生活中最好的尺度。不要追求所谓的卓越、优秀,人的生命能量就这么大,如果有哪个方面你表现得过分超常的话,一定有其他的方面低于正常。比如易老师说我“找不着北”(迷路、缺乏方向感),我说话说得很好,但是“找不着北”这件事是不可救药的。我就在我住的酒店里面已经走丢N多次,有时大家约好去吃饭,我就找不着了。
所以我说,人就是这样,你可以亮出来你的长项,那你也得承认你生命中肯定是有短项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没有人是完美的,我小时候是个偏科的孩子,当我语文作文从小就写得好得不得了的时候,我的数学就一塌糊涂,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算错应用题;不光是数学题,还有政治,我经常算出地主欠张大爷多少多少斤粮食,张大爷反过来剥削地主了,因为乘和除多了,弄不清楚。实际上我可以很坦然地看到我缺乏数理逻辑,我缺乏方向感,我生活中有很多缺憾,这样我觉得真实,这才会让我知道一个人必须要看到生活最朴素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别想说“我是完美的”,完美太累了。我觉得最好的标准就是正常而健康。
所以,关于家庭,关于自己,我都告诉大家一个判断,正常而健康。没有太大的野心,没有长久的规划,一切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没有规划的人。如果一定要说出所谓规划,我觉得我现在有两个角色,一个是在学校做老师,这件事我打算一直做下去;然后在家里做妈妈,我得带好我的孩子。有可能进入我的人生规划的就是这两件事,我是认真的。但是其他,我可能做什么,可能不做什么,都不敢说,但我想说,我做事情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enjoy的事情。那么它可能会附带来了一些价值,但是那个价值不在我预先考虑之列,我做让我自己快乐的事情,做可以使我生命性情豁达、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我又要说庄子的一句话,就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就是所有那种很较劲的、一定要做什么的事情我不做。比如中国文学史的这些诗派里面,我不喜欢“郊寒岛瘦”,你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我费那个劲干吗呢?我还不如去放牛,是吧?作诗作成那样!我觉得作诗就要像李白那样,喝完酒以后,洋洋洒洒,倚马可待。那样你就去写,因为很快乐;如果说又推又敲,还得捻断多少根胡子,那这诗不作也罢。所以,生命就这么长,无需较劲。我已经规划了这么两个角色,一个职业角色,一个伦理角色,剩下的生命角色就随着我的性情吧。做出来什么,大家不用惊讶;什么都不做,大家也不用惊讶。


之二:《论语》《庄子》里的生活智慧
儒与道:中国人的一天一地
讲完《〈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后,我见过各式各样的评价。我想,对于我个人来讲,我的态度就是:人活在当下,就用心去做好一件事,至于做完以后的好坏评说就任由大家了。大家怎样评说,我都接受,因为我做的事情摆在那里,任何事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我永远只能站在我本初的意思上去讲我为什么要讨论《论语》和《庄子》。
或许《庄子》相对《论语》来讲,会小众一点,大家对道家的理解没有对儒家那么广泛。那么为什么我要一起来讲呢?我不是想做一个学理性的阐述,不是要讲中国儒家学理体系和道家学理体系的区别,讲它们在学术地位上的意义,我只是想说,作为中国人,我们的血液之中都会有或儒或道的文化基因,它其实是我们生活的坐标系,它提供了我们生命的参数。
一个人如何安生立命呢?我很喜欢《三五历记》里讲述的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如果是西方的神话故事,我们可能会看到盘古是一个神,用斧子把天地劈开,世界瞬间突变,绝对不是中国化的讲述。中国化的讲法是:天地之间是一团气,混沌如鸡子,盘古在其中与其共同成长,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一共长了多少年呢?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经过这个成长以后,孕育起来的人有一个理想,被表述为六个字:“神于天,圣于地”。所以神圣这个词不是一个层面,而这“神于天,圣于地”,是中国人可以企及的最辽阔的人格。
“圣于地”,在土地上做一个圣贤,这就是儒家理想。儒家理想是给我们一种社会人格的自我实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作为这样一种担当,在大地上行走,去担当,去尽责,来完成士阶层的使命,这种自我实现给了我们一个重任,这就是圣贤境界。
那么,“神于天”是什么?我的理解,是道家。庄子说,每一个“自我”都可以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一个“自我”虽然短暂、渺小,但是当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合一的时候,我可以完成“乘物以游心”、“磅礴万物”的逍遥游,其实这就是一种神仙翱翔的境界,所以,庄子教会我们的是一种生命角色上的自我超越。
如果说圣贤的境界教我们入世实现,那么神仙的境界教我们出世去遨游;如果说儒家教给我们在这个土地上去承担重任,那么道家教给我们的态度不是要忍辱负重,而是要举重若轻,当我们生命轻扬潇洒的时候,你照样可以为这个社会尽职尽责。所以我认为,儒与道是中国人的一天一地,“神于天”的时候我们心思远游,“圣于地”的时候我们责任承担。那么,有了这样的一进一出,一个人不至于因为过分地飘游而显得不尽职,也不至于因为过分地担承重任而不堪重荷,缺少飞扬的力量。所以我经常想,生命的长度其实不在自己的手里,短则五六十年,长则八九十年,总归是人生不满百;但是人就如同河流,究竟活成一条小溪或是一条河流,生命的宽度在自己手里,宽度就在于我们把河床的两岸打在哪里。在我看来,一儒一道,天高地阔,我们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个生命坐标。我其实不是站在学理的意义上解读儒、道,我并不是在做一种唯“体”的研究,而是在做一种唯“用”的延伸。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体会,用生命的名义就够了。我们去触摸经典,去分享智慧,给自己一个人生的界定,遨游其间,那我想我们每个人至少可以活得宽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