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从星空到心灵》作者：于丹、易中天(13)

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用宋人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我们的一颗心在天地之间，这是一个大的坐标系，有天地之心，天、地、人三方才能共同成长，才不会让我们觉得生命无根。“为生民立命”，即是说你的使命感是关乎天下百姓的，我们要取这么大的一个起点，才会有这么一种责任担当。“为往圣继绝学”，我们已经有多少往圣先贤创造出的绝学，因为相隔时空，今人难懂，已经搁置在那里，需要我们去继承。而这么一个“继”字，我的理解是，不是简单的传承，而是真正的阐发，要像司马迁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继承。“究天人之际”是一种哲学；“通古今之变”是一种史学；“成一家之言”，他那样一种汪洋恣肆、“无韵之离骚”的笔法其实是一种文学。文史哲融入一体的时候，他的《史记》才会成为二十四史之首。虽然它远远不如《汉书》那样经得起推敲，但它那种个人的风发扬厉，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在里面是有的。


你成就世界，世界才会成就你(2)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到他的父亲司马谈在病中向儿子托付，说五百年有周公，五百年有孔子，而到今天又这么多年了，有谁可以继绝学，为往事作一种阐发呢？司马迁在父亲的床前涕泗横流地说，小子何敢让贤，这是历史的选择，自己是无法推卸的。我觉得，这就是文人的使命，所以你“为往圣继绝学”，是对历史的交代；“为万世开太平”，是对未来的承诺。
今天的社会需要我们太多的人来改变，但那样一种“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它必须托付给一个健康的、有能力的、蓬勃的、有梦想的生命，这个生命本身不能是暗淡的、瘠薄的、脆弱的、消沉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拥有了风发扬厉状态之后，才去担任那样的职责。你创造，你快乐，你成就世界，世界也会成就你的生命！


给你的是情分，不给的是本分(1)
有很多人对我说，《论语》再好，它也是两千多年前的东西了，当今社会跟两千多年的那个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们就又了这样的疑问：当经典智慧和现实生活发生矛盾的时候，会不会有挫败感？会不会有怀疑、沮丧的时候？我说，当然人人都有他的怀疑和沮丧，但我们不能将其归咎于经典或现代给我们的理念。孔子有一句话：“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当你真正了解了生命规律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去抱怨的。你不把自己的生命交出去，你也不要指望哪一个经典来拯救你。你不断章取义，不急来抱佛脚，哪有他人的智慧可以用来抱怨？只有感激。
我觉得，每个人在完成生命觉悟、修炼、自省的过程中，这个世界给你的都是情分，不给的都是本分，在本分的时候不要抱怨，是情分的时候要学会感恩。用这样的心态去对待，每悟出来一点，它都是很美好的事情。
在困顿迷惑的时候，我相信泰戈尔说的一句话：“人向前走路，抬脚是走路，落脚也是走路，如果只抬不落，我们怎么往前走？”人的情绪总会有它的潮起潮落，你在迷惑的时候，会想到这是两个波峰之间的一个波谷，下一个波峰即将到来，所以凡是路总会走得过去的。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去面对困顿，佛家有个境界，当世界无情时我多情，当世界多情时我欢喜。欢喜之心一直在，没有什么迷惑走不过。
当这个世界给你情分的时候，当经典给你智慧的时候，你要学会感恩。学会感恩，我们的心灵才得以获得重生的力量，然后我们才可能有一个博大的胸怀去回报，去爱这个世界，去平等地对待世间万物。这就是儒家说的“仁”，墨家说的“兼爱非攻”。百家之说异彩纷呈，各有自己的一种阐发。墨家“兼爱非攻”，这是它的核心理念。也许有人会说，儒家被各个朝代的封建君主拿来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它特别强调尊卑、等级，它怎么会有真正平等的“仁爱”呢？我想所谓等差之说，其实是它在后世作为统治之术被人为地放大了。可以说，当儒家真正强势起来的时候，也是它弊端最明显的时候。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时候，儒作为绝对主流的意识形态，它的强权被放大，等差就随之出现，因为它成了统治阶级的一种御用术。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本初，回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的一个性情层面，应该说等差是不明显的。
什么是仁呢？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解释过，有五者能行于天下，仁就算做到了，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
他说，首先人要对世界保持由衷的恭敬，“恭则不侮”。也就是说，每个生命皆有尊严，这种恭敬态度是对所有人说的。
第二个态度是“宽”，“宽则得众”。一种宽和之心，心底无私，天地乃宽。这样一种心态才能得到大众的拥戴。
接着是“信”，“信则人任焉”。一个用生命守住信誉的人，就会有人用你，你的职业生涯就会顺风顺水。
第四点是“敏”，“敏则有功”。一个有敏锐之心的人就能建功立业。
第五点是“惠”，“惠则足以使人”。有慈惠之心，让所有人可以分享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那你就足以使用别人。
孔子说，“仁”只要恭、宽、信、敏、惠就可以做到了，其中并不强调级差。
任何一个文化形态的诞生，一定是跟当时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形态相关联的。《论语》产生的时候，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是靠“纲常礼教”的，也就是大家用一种礼法来进行道德约束。在那个时候，“民可使由之”，有一种意旨让大家知道怎样做就够了，在儒家的体系中，并不主张让老百姓去了解很多的知识与道理。还有比这个说得更过分的，比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都是当时站在封建统治者的角度上所讲的一种行为规范。
我从来不主张“为贤者讳”。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挑剔经典中已经过时、不合时宜和没落的思想，我们只能本着建设性思路，把对我们生命建设有用的东西从中提取出来。中确实有很多东西，在今天都已经过时。但我认为，宽容，也包括对古圣先贤的宽容。我们不是搞纯学理的研究，无需揪着没落的学理去死缠烂打。正如我们看一个半瓶子的，如果你看到已经空了半瓶子，那你就是悲观主义者；如果你看到还有半瓶子酒，你就是乐观主义者。


给你的是情分，不给的是本分(2)
我倒是觉得，年轻的朋友如果能摘掉有色眼镜去重读经典，从原初的阐发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也许是一件好事。我小时候，我们的教科书上对《庄子》的评价很糟糕，说《庄子》代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说它是消极的，是腐朽的，是阻碍社会前进的。如果你这样去读经典，那你永远读不懂，你得到的就永远是本分，不会是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