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18 第十八卷：王安石变法(7)

历史，常常会让人一声叹息。
也许，这就是熙宁变法时的北宋政局：一位奋发有为的新君，一个锐意改革的大臣，一套看起来不错的新法，一群德高望重的反对派。这些因素搅在一起，想不发生悲剧都不可能。变法之路，注定艰难、曲折而坎坷。
王安石该怎么办？
[67]见《宋史》之王安石传、李参传。
[68]请参看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69]以上争论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所引各书。
[70]见《宋史·食货志上四》。

第二章

一意孤行
失败的开端
王安石刚刚开始着手变法，就挨了一刀。
事情发生在熙宁二年（1069）五月，呼啸而来的则是时任御史中丞的开封人吕诲。三个月前，王安石履新副宰相参知政事，正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却被最高监察机关的实际长官狠狠告了一状，当然出人意料也引人注目，就连对王安石变法多有怀疑的司马光也大吃一惊。
司马光是在上班途中与吕诲不期而遇的。当时，他正要去皇家读书的资善堂讲学。尽管正史没有记载吕诲此刻是否穿戴了监察官员的法袍法冠，但司马光显然看出他今天将会有所作为，于是便问他求见皇帝要干什么。
吕诲答：弹劾王安石。
司马光愕然：此人众望所归，为什么弹劾？
吕诲也愕然。他叫着司马光的字说：难道君实也是这种看法吗？王安石虽然名气大，却固执己见，不通人情，喜欢听小人的吹捧，容不得不同意见。这样的人，做个翰林学士还马马虎虎。如果成为宰辅，非弄得天下大乱不可。
司马光沉吟片刻：中丞说的这些也许是实，但是目前却并没有明显迹象，为什么不能等等再说？
吕诲答：今上即位不久，年富力强，朝夕相处日夜谋划的只有两三个大臣。如果用人不当，后患无穷。这可是心腹之患，紧急抢救尚且唯恐不及，哪里还能等待？
司马光默然。[1]
据徐海荣主编《中国服饰大典》第27页。獬豸是古代传说中的神羊，因其善判断曲直，因此獬豸冠为执法官所戴。吕诲所戴法冠应为此类。
吕诲不再与司马光寒暄，大义凛然地走进宫中。他当然很清楚，王安石现在红得发紫，唱反调不会有好下场。事实上吕诲也由于这次弹劾而被罢免，两年后又因病退休。他在病假条中说：臣原本没有大病，只因为不幸遇到庸医，乱下汤药，这才弄得不可收拾，真是教训惨痛啊！
谁都听得出，他是话里有话。
司马光得到消息，立即赶到吕诲府中探望，吕诲却已经闭上了眼睛。然而听见司马光的哭声，这位忧国忧民的监察官员居然一下子坐了起来，双眼直视司马光说：天下事还有希望。君实呀君实，你要努力，你不能放弃！
说完，他颓然倒下，再也没有醒来。[2]
可以说，吕诲是拼了命跟王安石作对。
吕诲的弹劾后来被许多人追认为有先见之明，因为当时王安石还没有露出他的峥嵘，吕诲却从一个细节看出此人的霸道和可怕。事情说来简单，有几位官员被贬职，其中包括担任翰林学士者。按照惯例，翰林学士的任免文件必须由宰相起草，王安石作为副宰相却擅自拿起笔来。宰相富弼原本就对朝政心灰意冷，此番更是气得称病不朝。[3]
作为御史中丞，吕诲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破坏政治规矩的事情。正如另一位官员所言，重要的不是那几个人的升降和去留，而是此例一开，权臣窃弄权柄将成为可能，维系政局稳定的体面、传统和祖宗家法则会荡然无存。
可惜宋神宗和王安石对此浑然不觉。或许，稳定在他们眼里也可以理解为沉闷。这种沉闷是令人窒息的。血气方刚的宋神宗不能容忍，锐意革新的王安石也不能容忍。更何况两人正在改革的兴头上，都不觉得这样一个程序问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皇帝甚至在朝堂上出示了吕诲的奏折，然后询问赵抃和王安石：外面议论纷纷，你们知道吗？
两位副宰相都说：不知道。
于是皇帝宽慰王安石说：吕诲恐怕是受人指使，并不能理解爱卿做事的良苦用心。
王安石却还是提出辞职。
宋神宗当然不能同意，将那辞呈原封不动退回。王安石则一面谢主隆恩，一面称病求退。这样几个来回之后，皇帝终于在宫中见到了看起来萎靡不振的王安石。
皇帝说：吕诲太不懂事！仔细问他，又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这一定是中书省有人挑拨离间。爱卿放心，你我君臣心心相印，绝非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动摇。
王安石并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皇帝的说法，他只是不无忧虑地指出，宰相富弼和曾公亮恐怕顶不住流言蜚语，也未必愿意革故鼎新。这样下去，变法难，求治也难。
神宗愁容满面。[4]
那时的政坛无密可保，谈话内容很快就传了出来。事情很清楚，王安石不但没被扳倒，反而有可能更加得势。这就意味着大宋的朝廷从此不得安宁，风暴倒是指日可待。在即将到来的风暴中，百年帝国弄不好就会支离破碎。
吕诲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事实上此人一生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尽管这也是王安石的主张，但更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所以，吕诲此前还弹劾过韩琦和欧阳修。现在，王安石的问题显然比这两位更加严重，吕诲便决定重磅出击，高调弹劾。[5]
弹劾的奏折洋洋洒洒，开宗明义就说：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而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人。接下来，吕诲列举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平心而论，这十大罪状基本上是小题大做再加捕风捉影，根本没有说服力。可惜在当时，危言耸听和无限上纲是士大夫们进行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法，吕诲也给王安石结结实实地扣上了这样的帽子：外示朴野，中藏巧诈。
结论则很简单：
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
罪名如此之重，王安石只能再次提交辞呈。
这时，应该是熙宁二年五月三十日，也就是王安石面见皇帝的第二天。神宗的反应也很迅速，他立即封还辞呈并且下诏说：昨日朕已面谕爱卿，今天却又收到奏折，实在让朕吓了一跳。天下之事需要改革的不止一件两件。如果每件事都要这样折腾，那还怎么治理国家？爱卿只要考虑如何做好本职工作就行，用不着理睬那些胡说八道！[6]
皇帝态度明朗，提交辞呈的就只能是吕诲。
不过，神宗并不想处分吕诲。他对宰相曾公亮说：如果将吕诲贬职外放，只怕王安石心中不安。没想到王安石立即回答说：臣早就以身许国。只要陛下处分得当，臣绝对不敢沽名钓誉，假装避嫌，假装清高，干预人事安排。[7]
王安石说这话时，心中一定充满怨恨。
神宗无奈，只好罢免吕诲。
接替吕诲的，是翰林学士、开封知府吕公著。[8]
吕诲失败了。但这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所有反对派的失败，同时也是变法派的失败。事实上，王安石的胜利是表面上的。他虽然保住了职位和权力，而且职位还会再上升，权力也会再加大，却失去了人心。包括被他引为知己推荐给皇帝取代了吕诲的吕公著，后来也要跟他翻脸。
可以说，这是一个失败的开端。
这就必须找出失败的原因，也必须从四个月前说起。
[1]见《宋史·吕诲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六月丁巳日条。
[2]以上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吕诲劾王安石条、《宋史·吕诲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六月丁巳日条及卷六十八熙宁四年五月甲午日条、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六月丁巳日条。
[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五月癸未日条，同时请参看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吕诲劾王安石条、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五月癸未日条。
[4]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吕诲劾王安石条，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五月癸未、丁亥、甲午日条。
[5]见《宋史·吕诲传》。
[6]吕诲的疏文在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吕诲劾王安石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中，均系于熙宁二年五月丙戌王安石辞职之后，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移至五月丙戌之前，系于五月癸未日条。但通读《纪事本末》全文，尤其是神宗所谓“昨日已曾面谕朕意”云云，可知吕诲此疏当在五月丙戌王安石第一次辞职之后。具体时间顺序是：五月癸未，翰林学士郑獬出守杭州，吕诲上奏反对，神宗向赵抃和王安石出示吕诲奏折。丙戌，王安石辞职，被宋神宗封还奏折。丁亥，王安石称病不朝，宋神宗令宦官召入。甲午，王安石面见宋神宗，吕诲再上奏折弹劾王安石，王安石再次提交辞呈。乙未，宋神宗下诏称“昨日已曾面谕朕意”云云。六月丁巳，吕诲罢官。
[7]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六月丁巳日条。
[8]见《宋史·神宗本纪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六月丁巳日条。
风满御史台
熙宁二年（1069）二月极不寻常，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富弼和王安石分别被任命为宰相和副宰相。两项人事变动一前一后，头天富弼拜相，次日王安石履新。我们知道，宰相和副宰相合称宰执，都是中央政府的班子成员。那么，这两项任命为什么不在同一天发表？其中难道没有奥秘？[9]
当然有，只不过很少有人注意。
实际上富弼的任命本身就很奇怪。正如我们在前一章说过的，他在神宗即位之初给出的建议是无为而治，跟王安石的主张正可谓南辕北辙。更有趣的是，富弼话音刚落，三天后王安石就在首次见到皇帝时发表了要学就学尧舜，用不着学唐太宗的豪言壮语。这样两个人，怎么可能搭班子？[10]
然而神宗偏偏就这样做了。
显然，这应该不是皇帝的一时冲动。相反，此刻的神宗恐怕很清楚，一个新老并用的“国务委员会”才是他最需要也最放心的：新人可以推进改革，老人能够维持稳定。年轻的皇帝虽然锐意革新，却并不希望他的帝国动荡不安。
于是，他想到了富弼。
富弼跟前任宰相韩琦、现任宰相曾公亮一样，也是三朝元老。而且，如果说作为北宋兵书《武经总要》主编之一的曾公亮是军事科学家，那么，主持了庆历二年（1042）对辽谈判的富弼则是杰出的外交家。当时，契丹来势汹汹向大宋索要土地，朝中文武个个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宰相吕夷简则趁机向仁宗“推荐”与自己不和的富弼。欧阳修担心富弼有去无回，提出反对，富弼却进宫对皇帝说：主上之忧就是臣下之辱。臣愿意出使北朝，不敢贪生怕死。[11]
结果，富弼为双方争取到八十年的和平。[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