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18 第十八卷：王安石变法(6)

即便如此，皇帝也还是考虑再三。
有一次，宋神宗跟王安石谈话。他说：朕知道爱卿已经很久了，不是今天才想到要用你的。很多人不了解你，以为你只会做学问，不会干实事。
王安石说：学问是用来干实事的，否则有什么用！
宋神宗问：不知爱卿如果执政，先做什么？
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
宋神宗点点头：很好！[65]
这时，能够对抗王安石的，就只有司马光。
可惜司马光同样有固执己见的毛病，两个老朋友也很快就处处针锋相对。王安石进京这年秋，京师发生地震，河北发生水灾，宰相曾公亮等人便提出，祭天大礼后请不再按照惯例进行赏赐，至少是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官员不赏。
接到提案，皇帝要翰林院拿出意见。
司马光赞成。他说：省下的钱不多，意义却重大。朝廷财政困难，原本就该减薪，正好以此为契机。更何况，治国之道是“义褒君子，利悦小人”，宰相的提案应该肯定。
王安石反对。他说：赏赐大臣能花几个钱？犯得着小里小气不成体统吗？如果财政困难，那是宰相失职，他们该辞的就是官，不是赏。何况钱不够用也不是当务之急。
奇怪！财政困难不是当务之急，什么是？
王安石说：找到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拍案而起：说得好听！历朝历代所谓理财，不过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罢了，必然是税外加税，费外加费。民众不堪盘剥，只能流离失所落草为寇，这难道是国家之福？
王安石反唇相讥：你懂什么！税费岂是生财之道？不加赋税而国库充盈，那才叫作善于理财。
司马光嗤之以鼻：无稽之谈！天地所生万物所长，总共就有那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公家，这边多了那边就少。你要增加国库收入，不从老百姓那里拿，请问跟谁要？[66]
两位翰林学士吵成一团，谁是谁非？
都只说对了一半。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王安石当然是对的。因为增加国库收入，确实可以不靠增加税种和加大征税比例，而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把蛋糕做大。可惜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并不容易。王安石虽然也有办法，比如兴修水利等等，但能不能立竿见影，却很难说。
因此，他之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云云，就成了既有诱惑力又十分可疑的说法。那么，王安石凭什么能够信心满满地这样说？他的新法又有什么高明之处呢？
[57]以上见《宋史·王安石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黄以周等《拾补》卷三上和卷三下熙宁元年四月乙巳日条及十月壬寅日条。
[58]见《宋史·吴奎传》、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闰三月庚子日条。
[59]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二月庚子日条、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四月丁未日条。
[6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二月甲子日条。
[61]见《宋史·唐介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四月丁未日条。
[62]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元年二月乙卯日条及三月癸酉朔日条。
[63]见黄以周等《拾补》卷三上熙宁元年四月乙巳日条。
[64]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四月丁未日条。
[65]见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二月庚子日条及注。
[66]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元年八月癸丑日条、黄以周等《拾补》卷三下同日条及注。
方案看来不错
王安石的得意之笔，首推青苗法。
青苗法的设置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年当中，农民最难过是在春天。这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春耕夏耘又时不我待。因此，农民必须想办法吃饱肚子，否则就会永远没有饭吃。
但是换个角度看，农民又其实有钱有粮，那就是地里的青苗。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再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应该说是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做担保。然而对于农民来说却有风险。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还不起债，他们就只好卖地了。
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青苗法的构想即基于此。简单地说，就是由政府替代富户借钱给农民，相当于国家农业银行以低于民间的利率发放抵押贷款。按照王安石的想法，农民反正要借钱，借谁的不是借？借政府的，安全可靠，利息还低，何乐不为？
经费也不成问题，因为各地都有常平仓和广惠仓。我们知道，当时的农业基本上还只能靠天吃饭，每年的收成也并不一样。结果是什么呢？风调雨顺丰收了，供过于求，谷价就会下跌，伤害农民；灾年米价飞涨，又会伤害市民。农业帝国既然以农为本，以粮为纲，便不能不管。
管理的办法，是政府拿出一笔钱来，在丰年谷贱的时候平价收购粮食，储存于官方粮库，等到灾年米贵时，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就能防止富户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做到物价常平，公私两利。这个办法，就叫常平法；专门用来储存平抑物价之粮食的仓库，就叫常平仓。
至于广惠仓，则是用于防灾救济的国家储备粮库，始建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当时，由于地主死亡无人继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历来由官府出售。枢密使韩琦却建议，将这些土地由官府雇人耕种，所得田租专款专用，救济境内的老弱病残和灾民难民，这就是广惠仓。
显然，常平法和广惠仓，都是用来应急的。
王安石的方案，是变常平法为青苗法，也就是将常平仓和广惠仓的钱，用来做农业银行抵押贷款的本金。这其实并无不可，因为反正两仓每年都必须卖出陈谷，选在青黄不接粮价飞涨之时出售还可以平抑物价，岂非一举两得？
总之，青苗贷款利息较低，农民负担得起；所卖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何况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公私两利皆大欢喜？简直就堪称利国利民。
更何况还有实践经验作为证明。一位名叫李参的地方官在陕西任职时就试行过，王安石本人在鄞县也试行过，结果都是农民有饭吃，国库有余粮，好评如潮。[67]
再看免役法。
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或者公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让他们到官府当差服务，以劳力代税费。
但是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民众就不但要出钱而且要出力，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力役的种类也实在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不胜枚举。这么多的差使如果都由地主和农民承担，请问那地还种不种了？
摊派也不公平。当时，北宋政府将民众按照财产的多少分为九等，下五等一律免役。表面上看，这当然是照顾到了弱势群体。然而实际上享有特权的，还包括官员家庭、寺庙僧侣、城市居民、行商坐贾和单身男女。也就是说，帝国境内数量可观的家庭和人口，其实都是免于差役的。
这样一来，所有的差役，便都落在了中下层地主和富农的头上。结果是什么呢？是为了规避重役，他们不敢扩大生产规模，不敢增加家庭人口，甚至宁可做单身汉，还有人沦为盗贼。这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当然都十分不利，因此就连欧阳修和司马光等人也认为非改不可。[68]
只不过，这些人只是嚷嚷，拿不出办法。
王安石却有改革方案，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也就是让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当差。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和寺观则出一半，叫助役钱。如果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大约可以称之为“差役货币化”。
货币化的好处很明显。第一，农家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第四，以雇役代派役更便于实现差役专业化，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在不能彻底免除力役的前提下，应该说这是最不坏的选择，我们也不得不惊叹王安石观念的超前。
所以，后来司马光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就连许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也不以为然。但是对于青苗法，反对派的意见却相当一致，可谓群起而攻之。
攻击的目标之一，是利息。
批评也并非全无道理。前面说过，青苗法作为国家银行的抵押贷款，本金来自常平仓和广惠仓，而两仓本是非营利事业，甚至是国家贴钱平抑物价和救济灾民。现在公然用来放贷收息，性质就完全变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反对派也承认，国家贷款的利率是比较低。然而他们说，利率再低也是放贷。那么请问，朝廷也可以像唯利是图的商人一样收利息吗？五十步与一百步有区别吗？农民青黄不接，政府却来放贷牟利，不是乘人之危吗？
王安石的答辩则未免软弱无力。他说：没错，高息贷款不如低息贷款，低息贷款不如无息贷款，无息贷款不如干脆白送。但是请问，白送得起吗？送不起。常平仓也好，广惠仓也罢，都是有损耗的，也都是要有维护费的。只有靠青苗贷款适当收取利息，两仓才可持续发展。[69]
显然，这里面涉及许多现代人都未必说得清楚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比方说，国家能不能设立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的本金应该从何而来？慈善基金能不能用于投资？政府扶贫应该是给钱还是贷款？贷款又应该是无息还是低息？
永丰库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中山西路北侧唐宋子城遗址内，前身为南宋“常平仓”。永丰库遗址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古代大型仓库。
在宋神宗的时代，这些问题是回答不了的。
事实上青苗法后来出事，根子也不在这里。也许，苏轼的弟弟苏辙更有道理。他对王安石说：问题不在利息，而在基层。基层官吏经手大笔贷款，很难不做手脚；平民百姓白捡便宜，也未必不会挪作他用。到时候恐怕就麻烦了。
王安石很同意，决定缓缓再说。[70]
可惜此刻变法已箭在弦上，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远远超出了当局的控制能力，青苗法终于由利民变成了害民。本卷开头部分讲到的郑侠所献难民图，就是强制推行青苗法和其他新法之严重后果的真实写照。毫无疑问，这绝非王安石的初衷。教训所在，则只能在第四章回答。